周赫煊的这次演讲,信息量非常大,大得让有些人没有立刻反应过来。
不说民国年间,就连到了21世纪初的前十年,普遍中国人都还觉得自己的国家难以追赶西方。这是自晚清以来,历次对外战争失败产生的自卑,是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带来的不自信。
民国时期尤甚,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崛起而努力,但却伴随着茫然与惶恐,因为大家看不清前方道路上的重重迷雾。
或许只有周赫煊这个穿越者,敢一次次的高呼中国必将繁荣复兴。甚至在这次的演讲中,他把中国复兴的关键都预言出来,那就是战胜日本,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不仅仅是胡乱猜测,周赫煊在《菊与刀》中,已经详细分析预测了“二战”的起因与必然,看过那本书的人都能很好理解。只是有人选择相信,有人表示怀疑,更有人嗤之以鼻。
但不管如何,演讲是可以让人热血沸腾的,好多学生因为周赫煊的预言而欢欣鼓舞,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更是把部分学生感动得热烈盈眶。
哭了,是真的哭了。
未来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种情绪,仅仅画出一个虚无的大饼,就能把热血青年感动得流泪,甚至有人可以为了这个目标去牺牲性命。
在欢欣之余,也有些冷静的学生,仔细思考周赫煊预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有可能出现。十年之内,日本必然入侵中国,这个说法更是让人感到忧心忡忡。
以中国现在的混乱局面,真的能够打赢日本吗?
恐怕很艰难,希望也十分渺茫。
一些有朋友在日本留学的学生,纷纷写信询问,想要知道日本现在的情况。当他们得到答案时,不可避免的变得更加担忧,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太可怕了。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中国像甲午年间那样战败,岂不要跟朝鲜人一样成为亡国奴?
傅东华就是感到忧心的人之一,他恍恍惚惚地站在操场中,脑子里尽是中国和日本未来的大战,以至于连这次来南京的目的都忘了。
好半天,傅东华才回过神来,然后朝周赫煊飞奔而去。
周赫煊被学生围着回答了诸多问题,终于在段锡朋的帮助下脱身。他还没回到教师宿舍,傅东华便追上来喊:“周先生,请等一下!”
周赫煊回头,见傅东华不似学生模样,微笑问道:“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傅东华递上来一张名片,自我介绍道:“鄙人傅东华,上海中国公学中文系讲师,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
“原来是傅先生,幸会!”周赫煊热情地握手道。
傅东华学历并不高,只是中学毕业而已。但他却能自学成才,如今不仅当了上海大学、中国公学的讲师,两年后还会成为复旦大学的教授。
此人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他翻译了《唐吉坷德》、《失乐园》、《伊利亚特》、《飘》等诸多名著。
傅东华的翻译跟鲁迅的翻译截然相反,鲁迅属于“死译”,傅东华的“活译”却活到没边。他为了作品的结构和流畅度,在翻译时随意删减大段原著描写,提高文学艺术性的同时,又使得译本极度“失真”。
傅东华翻译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外国人名进行汉化,每个人物都拥有中文姓氏。比如《飘》的男女主角,他把Rhett_Butler翻译成白瑞德,把Scarlet_O’hara翻译成郝思嘉,中国读者阅读起来有趣又好记。
周赫煊把傅东华请进宿舍,为他倒来一杯水问:“傅先生特意从上海过来找我的?”
“是的,”傅东华道明来意,“前段时间,我拜读了周先生的著作《泰坦尼克号》,深感佩服。我希望能把这本小说引进到中国出版,商务印书馆也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派我来找周先生谈谈。周先生,你的这本书,不会已经有中文稿件了吧?”
“没有,我直接用英文写的。”周赫煊道。
“那就好,”傅东华舒了一口气,问道,“我能够有幸翻译这本小说吗?”
似乎怕被周赫煊看轻,傅东华从皮包里拿出几本书,其中有荷马史诗《奥德赛》、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辛克莱的《人生鉴》等等。傅东华说:“这些都是我的翻译作品,周先生请过目。”
周赫煊随便翻了几篇,笑道:“傅先生的《奥德赛》我看过,翻译得很好,我也相信你能把《泰坦尼克号》翻译好。”
“这么说,周先生是答应了?”傅东华喜道。
“当然,”周赫煊点头说,“我只提一个要求,不要随便删我的原著内容,即便是那些看似无用的景物描写和说明性文字。”
“我会注意的。”傅东华有些尴尬,同时也有些意外,没想到周赫煊居然也知道他的翻译风格。
至于周赫煊,他对傅东华的翻译版本颇为期待,很想知道《泰坦尼克号》的男女主人公杰克和萝丝,会被傅东华翻译成什么名字。
按照傅东华的一贯作风,将小说里的西方姓氏音译过来,恐怕男主角会叫邓杰克,而女主角则叫贝露丝。还有各种配角,比如大反派男二号叫霍卡尔,女暴发户叫贝茉莉……
绝对,绝对,非常有可能!
邓杰克站在船头,抱着贝露丝的腰,邓、贝二人一起吹海风。
偶买噶!
周赫煊想想就觉得那画面太美,完全不敢看啊。
然而,让周赫煊最意想不到的居然是书名——
三个月后,傅东华把翻译稿寄给周赫煊,《泰坦尼克号》赫然变成了《爱情方舟》。
什么鬼?
不愧是能把《Gohe_Wind》翻译成《飘》的男人,这尼玛也太随性了点吧。
傅东华这种翻译风格叫做“归化翻译”,可以规避异国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直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才兴起一种“功能派翻译理论”,与傅东华的“归化翻译”情况类似,只是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