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诗人陆游晚年写给儿子的诗中有这么一句：“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战争也是同样道理，胜败与否，绝不仅取决于沙场征战的将士，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里的龌龊肮脏或高贵纯洁，都影响着胜利天平的倾向。

先后进行了西征和两次北伐的桓温对东晋帝国“外难未弥，内弊交兴”的状况深有体会，优秀的将领，勇敢的士兵，最终依然失败了战争。那么，决定胜负的因素，一定在战争之外，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缩影。

战事进行期间，桓温多次上书朝廷，力求通过改革以增强国力，提高军队战斗力。最为著名的有《七项事宜疏》等，其内容针砭时弊，足以彰显桓温卓越的政治才能。

在具体事务方面，桓温主持了东晋历史上第三次“土断”。

所谓“土断”，大可以参考当代的“人口普查”，即通过清查户口，使广大人民登记在册，“黑户”变“白户”，以便于统治。

进行“土断”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晋人南渡和世家大族的荫庇，导致大量没有户口的“黑户”产生。“黑户”由于没有户口，所以不需要交赋税，也不服兵役，只对“荫庇”他们的世家大族和地主交租，对国家无任何贡献和义务。这种情况的产生，严重影响国家税收，损害东晋国家利益。土断在客观上具有抑制和打击世家大族和地主势力的作用，是东晋迅速提升国力的必然选择。

364年，桓温受命主持“土断”，史称“庚戌土断”。

与晋元帝、晋明帝年间的两次土断不同，庚戌土断不但要斩断士族高门与南迁流民的联系，而且要清理他们隐匿的所有民户。这些民户被清理出来后，从此脱离士族高门，并且要向朝廷纳赋税、服兵役。

在实施进程中，桓温执法严苛，不畏权势，使“土断”得以顺利贯彻落实。据《晋书》记载，王彪为会稽内史，执行桓温“土断”法令，仅会稽一郡“亡户归者三万余口”。

“庚戌土断”是东晋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国家控制的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赋税随之增多，腐朽没落的东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同时，“庚戌土断”为桓温第三次北伐及后来谢安当国，组成北府兵，一举取得在淝水之战的巨大胜利奠定基础，更令其后整个南朝皆为之得益的关键政绩。

多年以后，再一次实施“土断”的刘裕这样评价桓温的政治改革：“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仓皇南渡的东晋，能够在总体上对北方政权保持攻势，桓温承上启下，功莫大焉。

对于桓温而言，一切的改革，全都是为了实现北伐的成功而服务，光复山河的理想才是他的终极追求。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实现其日益膨胀的个人私欲所做的必要准备。

不同的目的，却需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完成。于是，安于享乐的清谈家们和宁愿孤身犯险的桓温就有了很深的“误解”。对错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坐而论道一定不可能收复沦丧的山河和拯救异族铁蹄下的百姓。

唯物的历史观说，是、非这两者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否则将会影响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使真相湮灭在时间的消磨中。人性本就复杂，他年之非不能掩今日之是。

历史是一面照亮人心的镜子，为什么只要是桓温所做就一定是龌龊肮脏？

369年四月，桓温发兵北伐前燕。

个中原因总结如下：其一，改革完成，国力大增，有了“财阜国丰”的基础，桓温认为，晋军有实力和北方骑兵一战；其二，前燕南下后，多次进攻东晋，并于365年攻克洛阳等地，给东晋造成极大的威胁；其三，桓温自363年掌握朝政之后，尚有徐、兖二州及豫州兵力不受控制。据载，由于东晋内部斗争，桓温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以上三州军政大权，所以急需通过北伐建功以提高自身威望来实现野心，最终达到谋权篡位目的。其四，前燕战神慕容恪病死之后，慕容垂远离政治中心，慕容评与太后可足浑氏沆瀣一气，专权乱政。桓温认为，北伐前燕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是桓温历次北伐中规模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出师时有百官相送，都邑尽倾。北伐军共有步骑五万，兵分东西两路。西路由王导时留下的宿将袁真带领，任务是穿过谯、梁二郡，打通石门水道，把粮草运送到黄河前线；东路由桓温亲自率领，从驻地姑孰出发，经水路进入黄河，沿河西上与袁真会师。

北伐军途径金城（今江苏句容县北），桓温看到曾经在此任职琅琊太守时种下的柳树已有十围粗，当时场景历历在目，悲愤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折枝在手，潸然泪下，感慨良多：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草木无情，人生易老，桓温第三次北伐

时，中原沦落已经五十余年，晋氏南渡，也已经传到了第五代皇帝。南渡遗民已经老去、凋零，在南方长大的新一代遗民子弟，早已将他乡认作故乡。桓温所感慨的，不仅是自己壮志难伸，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北望中原而无可奈何的叹息。

壮志未酬身已老，中原北望呼奈何！但有三千精骑在，为君百死定风波。感慨中的桓温正手握数万大军，肩负着太多人的梦。

晋军过淮、泗，沿河北上，桓温率众将登船楼北望，但见满目疮痍，破败不堪。饱经战乱的中原各地萧条荒凉，早已经不复当年景象，桓温慨然叹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时有袁宏在侧，闻之曰：“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

桓温很生气，以刘表有千斤大牛能吃饭却不能干活最后被曹操所杀为喻，用以反驳袁弘，意指如袁弘这样身居高位者，徒有高官厚禄却不能为国尽职出力，误国误民。当时满座骇然，尽皆失色，袁弘随即被免职。

不过故事还是有续集的，此事的不久之后，桓温发现自己尚缺北伐檄文一份，于是命袁弘赋之。当时正在进军途中，没有条件为袁弘提供一张安静的书桌，文房四宝也不齐全，袁弘以马背当案几，以口水润狼毫，顷刻间写就檄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精彩非常，寓意深刻，扬我军威，挫敌胆气，桓温览之大悦。后来，这段故事便流传了下来，成了一句形容人们才华横溢、才思敏捷的成语：“倚马千言”。

359年六月，北伐军将领檀玄在湖陆击败前燕拦截军队，俘获敌宁东将军慕容忠，北伐军军至山东金乡。

时值大旱，桓温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今大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人称之为“桓公渎”。桓温率大军乘船自清水入黄河，舳舻连绵数百里。

在北伐军进入黄河前，晋军内部曾对下一步进军方略产生争论。谋士郗超认为：北方正值旱季，漕运难通，北伐军可原地驻守，积聚军需，过冬之后再继续进兵，方法虽迟缓，但我军必能立于不败之地；或者大军直扑邺城，逼迫燕军主力出城决战，即使燕军据城坚守，也可尽收城外百姓、财货，防止敌人坚壁清野，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

桓温没有采纳，既不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役，又不肯顿兵河、济，以待来年。坚持按原定计划沿河西上与袁真会合。北伐军进入黄河，逆流西进。

很多人认为，这是桓温无心真正北伐的凭据，若从郗超之言，必不至后来的惨败。

直趋邺城固然能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但是，同样意味着北伐军需要舍弃船舶辎重，远距离徒步奔袭，而据城而守的前燕军却是以逸待劳，这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在敌方有生力量并未受损的情况下，桓温只要进攻稍有不利，前燕四方援军转瞬即至，是时，内外夹击，北伐军必败。事实上，在当时，前燕已经有所反应，开始派兵拦截北伐军进军。作为首都的邺城，前燕不可能毫无防备。

对于“顿兵河、济，积蓄粮草，来年再战”的建议，桓温就更不可能采纳了。悬师日久，会对军心士气造成极大损害，导致师老兵疲，这不是一番慷慨激昂的鼓励话语就能够改变的。而且也会给前燕太多的准备时间，从容调度，到时候依然是胜负难料的结果。

桓温真正的胜算在于：东西两路大军全部达成预定战役目标，会师于前燕首都邺城城下。那时，北伐军体力充沛，士气如虹，兵精粮足。前燕却会因为无法阻止晋军北上而陷入恐慌，屡战屡败之后，军心涣散，不可能阻止北伐军攻破邺城。

开战初期，战事发展正是桓温想要的样子，直到负责打通粮道的袁真出了问题。

六月，北伐军在黄墟（今河南民权北）大败前燕下邳王慕容厉两万步骑，慕容厉仅以身免；燕军继任者慕容藏节节败退；同月，前燕高平太守徐翻投降，兖州刺史孙元起兵响应；同月，桓温前锋邓遐、朱序大破燕将傅颜八万大军于林渚（今河南郑州市东北）。

七月，北伐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距前燕国都邺城仅二百余里。

接连的战败让燕国君臣惊慌失措，惶恐不安，皇帝慕容暐及主政者慕容评连逃往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的马车都已经准备好了，正在搬家。

想起那座代表着慕容家族精神的大棘城，那年，大棘城下，慕容廆激励将士，亲自出击，重创宇文素延数十万大军。那年，依然是大棘城下，刀枪如林，马嘶震天，慕容恪仅以两千骑兵即击破后赵天王石虎，一战而名扬天下。

国都迁到了邺城，皇帝也换成了慕容暐，桓温还没有围城，情况

并不比当年糟糕，先辈的荣光也还在，但前燕君臣的骨头，酥了。

慕容垂阻止了前燕皇帝陛下的逃跑行动，“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

在国家危难之际，慕容垂发挥了自己在关键节点上的关键作用，阻止皇帝的逃跑，稳定了前燕的军心、民心。为下一步行动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基础。

慕容暐停下脚步，任命慕容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率众五万抵抗晋军。同时派遣使者赴前秦求援，许诺割让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以西土地，换取前秦出兵救援。大家请注意这一点，战后，前燕食言，这成为前秦灭燕的导火索。

当时，到达枋头的晋军情况并不乐观，虽然北伐军节节胜利，但西路军袁真在平定谯、梁之后，并没能顺利打通石门漕运粮道，完成战役目标。慕容垂派燕范阳王慕容德、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骑兵一万五千驻屯石门，完全断绝晋军东、西两路会师可能。桓公渎也由于干旱而水位下降，不能通运。北伐军水运不通，退路及粮食供应均被切断，桓温顿兵枋头，邺城虽近在咫尺却不敢挥兵直进。

而且，在顿兵枋头之后，桓温和慕容垂几次交手均遭失败，又有传言前秦援军将至，北伐军士气愈发低迷，此消彼长之下，退兵已成必然。

369年九月，由于水路不通，桓温命令烧掉所有船只，放弃全部辎重，从陆路撤军。沿途为防止燕军投毒，一路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而追兵不至，晋军于是放松警惕，开始大踏步后撤。

其实，前燕的追兵一直就在北伐军的身后，慕容垂亲自率领八千骑兵尾随追踪，并不是不愿出击，而是在等待一击而胜的时机。

当晋军认为燕军并没有派出追兵时，当晋军放松警惕防备松散时，当晋军思乡心切战意渐消时，当晋军日夜兼程疲惫不堪时，那就是燕军进攻的时机。

很荣幸，慕容垂等到了这样的机会；很不幸，晋军正如慕容垂所料。

桓温见追兵未至，于是大胆撤军，命令晋军兼程而进。紧随北伐军身后的慕容垂随即下令急速追赶，并使慕容德率精骑四千于襄邑（今河南睢县西）设伏。

九月，慕容垂在襄邑追及晋军，慕容德伏兵尽出，前后夹击，大败桓温，杀伤晋军达三万人。前秦援军也应邀而至，前秦将领苟池在谯国再次击败桓温，晋军伤亡以万计。

369年十月，桓温收拢散兵，屯驻山阳（今江苏淮安），第三次北伐以惨败告终。

这是桓温最后一次北伐，此败之后，再不北伐。

值得一提的是，劝说前秦苻坚出兵救援前燕的人，就是那个在桓温军帐中扪虱论天下的王猛。一别经年，各为其主。

总体而言，桓温三次北伐并无建树，最后一次更是损失惨重，在此对于北伐失败的原因总结如下：

首先，借用史书话语，桓温北伐动机不够纯粹。“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北伐成了桓温立威东晋，名震江东的工具，收复失地还我山河反倒成了次要愿望了。也正因为此，桓温害怕失败，进军务求持重，大好形势下常观望不前，贻误战机。

其次，在将领的个人谋略上，正如前燕申胤所评，桓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固然有其务求持重的原因，但也反映桓温不善于捕捉战机，指挥作战缺乏灵活性。尤其在第三次北伐撤军途中，其个人谋略明显比慕容垂很是逊一筹。

最后，东晋君臣偏安东南一隅，志在割江自保，无意恢复失地。反倒是对桓温权势日盛而深怀戒心，不愿看到桓温北伐成功。因此，桓温的北伐并不能得到东晋朝廷的全力支持。正如前燕申胤所评：“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微，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桓温的北伐是孤独的，前有强敌，后有掣肘。一段伟大的事业，本该上下同心、全力以赴的征程，在上位者各自利益的驱动下，成了桓温一个人的旅程。

桓温所进行的北伐，虽然损失惨重，建树无多，但却为北方人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提供了支援，沉重打击了少数民族的残暴统治，这是符合当时北方人民愿望的。桓温的北伐，犹如一盏明灯，在黑夜中带给了北方人民战胜异族奴役的信心和希望。

战后，慕容垂功高遭嫉，被迫出逃。

战后，渡过难关的前燕没有兑现向前秦求援时的割地许诺，燕主慕容暐遣使苻坚“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双方因之反目。这直接导致前秦发动灭亡前燕的战争。

桓温的北伐没有灭亡前燕，前燕却因为桓温的北伐而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