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6日，星期二

年轻女人站得笔直，她双臂前伸，双手紧握枪把，枪口瞄准了索尔·拉斯基的胸膛。索尔知道，如果他从衣柜中走出来，她就会开枪。但黑暗之中大坑的腥臭充斥鼻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待下去。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卧室的昏暗光线之中。

女人后退一步，手臂与地面平行。但她没有开枪。索尔发现这是个年轻的黑人女性，白色的雨衣和和黑人发式的短发上沾着水汽。她样子不错，但索尔很难将注意力从她瞄准自己的手枪上挪开。那是一把小自动手枪——索尔猜是点32口径的。小归小，黑洞洞的枪口还是吸引了索尔的所有关注。

“举起手来。”她说，声音平稳而性感，带着南部口音，明显教养良好。索尔举起手，在脖颈后十指交叉。

“你是谁？”她问，双手仍然紧握着枪，但看起来对如何用枪并无自信。她同他相隔太近，只有四英尺。索尔有把握在她扣下扳机前挡开枪管。但他没这样做。“你是谁？”她又问道。

“我叫索尔·拉斯基。”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

“回答我。”她冲他挥了挥枪，催促他回答。索尔现在知道，对方在枪械方面只是个被电视洗脑的门外汉，觉得枪就像魔棒，可以让别人对持枪者俯首听命。他注视着他。她二十出头，比他的第一印象更年轻。她长着一张迷人的鹅蛋脸，五官精致，嘴唇丰满，一双大眼在昏暗的光线中似乎全是黑的。她的皮肤同加了奶油的咖啡别无二致。

“我只是到处看看。”索尔佯装镇定地说，但他的身体已不自觉做出了反应——睾丸上升到体内，他渴望能躲在某人后面，任何人都行，甚至是他自己——每次面对枪口他都会这样。

“这个地方被警察查封了。”她说。索尔发现，她对“警察”一词的发音与美国纽约黑人一致。

“是的。”他说，“我知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索尔犹豫起来，看着她的眼睛。她眼里充满焦虑、紧张和强烈的关注。他知道她没有被操控，于是放下心来，将真相告诉她。“我是一名医生。”他说，“精神病医生。我对上周发生在这里的凶杀案很感兴趣。”

“精神病医生？”年轻女人半信半疑，持枪的手没有一丝动摇。房子里已经很黑了，唯一的光线来自于院子外的一盏煤气灯。“你为什么擅自闯进来？”她问。

索尔耸耸肩。他的手举酸了。“我能把手放下来吗？”

“不行。”

索尔点头道：“我担心警方不会同意我进这里看，所以才会擅自闯入。我本以为这里残存着一些线索，有助于解释那场凶案，但我什么也没找到。”

“我应该叫警察来。”女人说。

“去叫吧。”索尔说，“我没在楼下发现电话，但别的地方肯定有。叫警察好了，给金特里治安官打电话。我会面临擅闯凶案现场的指控，而你除了这个，还将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支并用其威胁他人。我猜这支枪没有注册，对吧？”

女人听到金特里的名字，不禁抬起了头。她没有理会索尔的问题。“对于上周六的凶案，你知道些什么？”她在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声音颤抖起来。

索尔身体后仰，缓解脖子和手臂上的酸痛。“仅限于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内容。”他说，“但我曾经见过当事者之一——尼娜·德雷顿。我认为，这个案子的真相比金特里治安官和联邦调查局的海恩斯探员想象的更复杂。”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上个星期六这座城市死了九个人，却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死。”索尔说，“我认为，这九个人的死背后有一条共同的、被警方忽视的线索。我的胳膊举疼了，小姐。我现在要放下胳膊，但我不会有更多的动作。”他抢在她答话之前就放下了手。她往后退了一步。街上的车载广播狂响了一秒就被关闭了。他们对峙在古老的宅子中。

“我觉得你在撒谎。”年轻女人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窃贼，或者你是来这里猎奇，搜集纪念品，或者你本身就同凶案有关系。”

索尔一言不发，只是在黑暗中凝视着女人，她手中的小自动武器几乎看不见了。他觉察到她的犹疑。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普雷斯顿，约瑟夫·普雷斯顿，那个摄影师，你是她妻子？不，你不是。金特里治安官说普雷斯顿先生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六年。你应该是他的女儿。对，女儿。”

女人又后退了一步。

“你父亲是在街上遇害的。”索尔说，“他死得很惨，而且死得莫名其妙。警方给不了你任何结论，你对他们十分不满。所以你到这里等待，监视这座房子。你很可能已经监视了好几天。然后你看到一个戴网球帽的人翻过了栅栏。你觉得，这家伙或许能告诉我一些东西。我说得对吗？”女孩保持沉默，但放下了枪。索尔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耸动，他怀疑她在抽泣。

“也许我能帮你。”他说，轻轻摸着她的胳膊，“也许我们携起手来就能有所发现。来吧，我们离开这座房子。这里到处都是死亡的味道。”

雨停了。花园里飘荡着被打湿的树叶和泥土的芬芳。女孩带着索尔来到马车车库背后，老的铁栅栏和新的铁丝网之间开着一个窟窿。他跟在她身后挤了出去。索尔注意到她将手枪放进了白雨衣的口袋里。他们走在巷子里，脚踩在煤渣上沙沙作响。夜里寒气逼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她问。

“我只是在猜。”

他们走到街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我的车停在前面。”年轻女人终于说。

“哦？那你怎么会看到我？”

“你驾车驶过的时候我发现了你。你面色凝重，而且你差点儿就在房子前面停下了。你绕过路口之后，我也跟了上来。”

“嗯，”索尔说，“我是个差劲的密探。”

“你真是精神病医生？”

“是的。”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从纽约来的。有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诊所上班。”

“你是美国公民？”

“是的。”

“但我听你的口音……像是德国人？”

“我不是德国人。”索尔说，“我出生在波兰。你叫什么名字？”

“娜塔莉。”她说，“娜塔莉·普雷斯顿。我父亲是……你都知道。”

“不，”索尔说，“我知道得非常有限。此刻我只明确地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年轻女人的目光中带着渴望。

“我饿了。”索尔说，“早饭过后我就没进食过，除了在治安官办公室喝了点儿劣质咖啡。如果你愿意同我共进晚餐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谈。”

“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娜塔莉·普雷斯顿说。

“什么条件？”

“首先，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有助于解开我父亲凶案之谜的事都告诉我。”

“还有呢？”

“第二，你必须把这顶湿漉漉的网球帽摘下来，我们才能吃饭。”

“我同意。”索尔·拉斯基说。

他们用餐的地点叫亨利餐厅，就在几个街区外，靠近老市场。从外面看，这家餐厅一点儿都不吸引人。正面墙壁上刷着白涂料，墙上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装饰，除了挂在窄门上的一个亮灯的招牌。餐厅内部陈旧而昏暗，让索尔想起了小时候偶尔同家人去的罗兹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几个穿白夹克的高个子黑人低调地在桌子间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红酒、啤酒和海鲜的味道。

“太好了，”索尔说，“如果这儿的食物吃着有闻着那么鲜美就好了。”他没有失望。娜塔莉点了一份虾仁沙拉，索尔点了份烤肉串，串着剑鱼肉、蔬菜和小土豆。他们喝着冰白葡萄酒，天马行空地聊着各种话题。娜塔莉得知，索尔一个人住，但他的女管家特玛很烦，唠唠叨叨，还总爱给他看病。他告诉娜塔莉，特玛成天说他患有精神病，还为他寻找治疗方法，只要有特玛在身边，他就用不着请别的精神病医生来给自己治疗。

“你没有家人吗？”娜塔莉问。

“只在美国有一个外甥。”索尔说，对前来收盘子的服务员点了点头，“我在以色列有个表弟，还有许多远亲。”

索尔得知，娜塔莉的母亲几年前过世了，她正在上研究生。“你说你要去北方的大学？”他问。

“呃，算不上真正的北方。我要去的是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

“你为什么选那么远的学校？这里就有查尔斯顿大学啊。我有个朋友曾在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过一阵子书。就在哥伦比亚，对吧？”

“是的。”

“沃弗德学院也在南卡罗来纳州吧？”

“当然。”娜塔莉说，“格林维尔还有鲍伯琼斯大学。但我父亲希望我尽量远离这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很不错……非常适合艺术专业的学生去读。至少可以争取到奖学金。”

“你是艺术家？”

“摄影师。”娜塔莉说，“也拍点儿电影，画点儿素描和油画。我辅修英文。我的本科是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读的。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我的一个朋友——出色的水彩画家戴安娜·戈尔德——去年劝我，教书会很有趣，我表示同意。天，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

索尔笑了。服务员拿来了账单，索尔坚持自己埋单。他给了服务员一笔慷慨的小费。

“你是不是打算什么都不告诉我？”娜塔莉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相反，”索尔说，“我将对你讲的比我对其他任何人的都多。但问题是……为什么？”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为什么我们相信彼此？你看见一个陌生人闯入一座房子，两小时后，我们用过美餐，坐这儿聊天。我则遇到了一个用枪近距离指着我的年轻女人，几个小时后，我打算将自己隐瞒了许多年的秘密与这个女人分享。为什么会这样，普雷斯顿女士？”

“是普雷斯顿小姐。或者娜塔莉。我只能解释我的行为。”

“请解释。”

“因为你有一张诚实的脸，拉基斯医生。也许诚实这个词不对。应该说，你有一张充满关爱的脸。你体会过悲伤……”娜塔莉欲言又止。

“我们都体会过悲伤。”索尔轻柔地说。

黑人女孩点头道：“但没人从悲伤中学习。我觉得悲伤教会了你许多。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我只能表达到这种程度。”

“眼睛？”索尔问，“我们的判断和未来都建立在眼睛上？”

娜塔莉抬头看着他：“为什么不行？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不是质疑，而是在严肃地提问。

索尔缓缓摇了摇头：“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一开始只能如此。”

他们驶出了查尔斯顿老城区，向西南方向进发。索尔开着租来的丰田，跟着女孩的绿色雪佛兰新星。他们沿着17号高速公路穿过了阿什利河，几分钟后，停在一个叫圣安德鲁斯的地方。那里是平民街区，一排白木屋，看上去很整洁。索尔将车驶上车道，停在娜塔莉·普雷斯顿的车的后面。

房子里干净而舒适，洋溢着家的气息。一张摇椅和一套沉重的沙发占据了小客厅的大部分空间。壁炉里已经放好柴火，随时可以生火。壁炉架上摆放着一盆瑞典常青藤和数不清的装着家人相片的相框。墙上的照片更多，但是艺术作品，不是普通快照。娜塔莉打开灯，将外套挂在衣帽架上，索尔则在逐次观看照片。

“安塞尔·亚当斯。”索尔盯着一张黑白照片说。照片中挂着一轮惨白的月亮，月亮下是一个孤寂的村庄和一片墓地。“我听说过这个人。”另一张照片上，一团浓雾正朝山上的一座城市袭来。

“那是迈纳·怀特的作品。”娜塔莉说，“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早期就认识他。”此外还有伊莫根·坎宁安、塞巴斯蒂安·米利托、乔治·泰斯、安德鲁·柯尔特兹和罗伯特·弗兰克等人的作品。弗兰德的作品令索尔驻足。一个身穿黑西装、手持拐杖的男人站在一座古老的房子或旅馆的门廊里。通往二楼的楼梯挡住了男人的脸。索尔想向左走两步，看清男人的脸。照片让他莫名地伤感。“抱歉我没听说过这些摄影师。”索尔说，“他们很有名吗？”

“有些很有名。”娜塔莉说，“现在这些照片的价值是我父亲买价的几百倍，但他永远不会卖这些照片。”

索尔拿起一张黑人家庭野餐的照片。妻子笑容温暖大方，梳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发式。“这是你母亲？”

“是的。”娜塔莉说，“她在1968年6月死于一场离奇的事故。刚好是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两天。当时我九岁。”

照片中的小女孩站在野餐桌上，笑嘻嘻地眯眼看着爸爸。旁边还有娜塔莉父亲的一幅肖像。画中的男人比照片中更老，表情严肃，但十分英俊。清瘦的身形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酷似去掉双下巴的马丁·路德·金。“这幅肖像画得真好。”他说。

“谢谢。我是去年夏天画的。”

索尔环顾四周。“你父亲的作品呢？”

“在这儿。”娜塔莉说，领索尔进入饭厅，“父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同其他人的放在同一个房间里。”

餐桌对面一架老钢琴上方的墙上，挂着四张黑白照片。两张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光影斑驳的古老砖房，另一张是延伸到天边的海滩和大海的广角照片，最后一张是一条林中小路，运用了平面、光影和组合等多种手法。

“真漂亮。”索尔说，“但照片里没有人。”

娜塔莉轻声笑道：“不错。父亲吃的就是摄影这碗饭，他说自己绝不能把摄影只是当作爱好。而且，他是个腼腆内向的人。他不喜欢趁人不备抓拍……如果我拍了这种照片，他就会让我去获得当事人的许可。他讨厌侵犯他人的隐私。他只是……只是……很害羞，每次我们叫比萨外卖，他都是让我去打电话。”娜塔莉的声音低沉下来，转过身说，“你想喝点儿咖啡吗？”

“好。”索尔说。厨房旁就是暗室。那里起初一定是食品储藏室或另一个浴室。“你和你父亲就在这里洗照片？”索尔问。娜塔莉点点头，打开了安全灯。房间里的物品井然有序。放大器、托盘、化学试剂瓶，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贴着标签。水槽上方的尼龙线上夹着八到十张照片。索尔仔细查看，都是福勒家的照片，拍摄的时间点不同，角度不同，光影条件也不同。

“你拍的？”

“是的。”娜塔莉说，“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不过总好过整天坐在车里等待有所发现。”她耸了耸肩，“我曾每天都去找警察或治安官，但他们根本帮不上忙。你想在咖啡里加奶油还是加糖？”

索尔摇了摇头，他们进入客厅，来到壁炉旁，娜塔莉躺在摇椅里，索尔坐在沙发上。咖啡杯的杯壁极薄，几乎透明。娜塔莉用拨火棍捅了捅柴火和引火物，然后点燃了蜡捻子。火顺利地燃起来。两人坐着看了会儿跳跃的火焰。

“上周六，我同朋友在克莱顿采购圣诞节所需的商品。”娜塔莉最终开口道，“那里是圣路易斯的郊区。我们去看了场电影——罗宾·威廉姆斯演的《大力水手》。大概晚上十一点半，我回到大学城的公寓。电话铃一响，我就知道出事了。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平常我有不少朋友也半夜给我打电话。我的好朋友弗雷德里克每天都十一点过才从计算机中心出来，然后约我一起去吃比萨。但这一次，我知道是长途电话，而且不会有什么好消息。电话另一头是查尔斯顿老家的邻居卡尔弗夫人。她和我母亲曾是好朋友。她嘴里不停地念叨出事了。一两分钟后我才明白，父亲死了，被人杀死了。

“我乘星期天最早的航班回到查尔斯顿。但现场早就封锁起来。我在圣路易斯的时候给殡仪馆打过电话，但等我到这儿之后，殡仪馆却关门了，我得到处求人让我进去，他们才放我进去。卡尔弗夫人来机场接我，但她哭个不停，没有下车。

“我看不出那具尸体就是父亲——即使在星期二的葬礼上，他被化了妆，我也仍然认不出来。我六神无主。星期天我去警察总部，没有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承诺一个叫霍尔曼的探员会在晚上联系我，但那人直到星期一下午才给我打电话。倒是那位县治安官金特里先生——你说你见过他——星期天的时候来了殡仪馆，然后开车送我回家，并尽其所能地回答我的问题。其他人都只知道问我问题。

“星期一，我的姑妈利厄和她的孩子都来了。我一直忙到星期三才有时间思考。许多人来参加了葬礼。我差点儿忘了父亲的人缘有多好。老城区的许多人都来了，金特里治安官也来了。

“姑妈想住上一两个星期，但他的儿子弗洛伊德必须返回蒙哥马利。我告诉姑姑我没事。我说我也许要到她那里过圣诞。”索尔身体前倾，双手紧握。她叹了口气，指了指面朝街道的窗户。“往年的这个周末，我和父亲都开始买圣诞树了。比别人晚了许多，但父亲总是说，圣诞树立几天就好，放在家里好几周就没意思了。我们总是在萨凡纳的冰雪皇后买圣诞树。我星期六才给他买了彭德尔顿红色格子衬衫。我把衬衫也带回来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现在只能把衬衫带回去。”说着，她垂下了头，“失陪一会儿。”她快步走进厨房。

索尔坐着看了几分钟的壁炉中的火焰，十指紧扣。然后他也进了厨房。她靠在厨房餐桌上，胳膊僵硬，左手牢牢抓着一包面巾纸。索尔站在三英尺开外。

“我都被气疯了。”她说，没有看索尔。

“是的。”

“我是说，他们似乎觉得他根本不重要。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牛仔片。”她说，“片子里总有些人会被杀死——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只是个普通人——他的死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就像他从未出现在世上一样，你懂吗？这样的情节令我困扰。我只有六七岁，但竟然因此而烦恼。我经常会去想那个人，想他一定有自己的父母，想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长大成人，想他那天早上穿了什么衣服，然后——砰！他就不存在了，因为编剧想告诉大家好人的枪法有多快。我觉得这他妈的完全没道理……”娜塔莉用右手手掌拍打着餐桌。

索尔上前抚摸着她的左臂。“是的，”他说，“完全没道理。”

“我只是太生气了。”她说，“我父亲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从来没有。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和蔼可亲的人，但他却被杀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狗日的警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哦，不好意思，我说脏话了……”

索尔将她搂在怀里，她放声痛哭。

娜塔莉加热了咖啡。她坐在摇椅里。索尔站在壁炉旁，漫不经心地抚摸着瑞典常青藤的叶子。“凶手有三个。”他说，“梅勒妮·福勒、尼娜·德雷顿，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名叫波登的男人。他们都是凶手。”

“凶手？但警察说，福勒女士是个老太太……年纪很大……而德雷顿夫人是遇害者。”

“他们三个都是凶手。”索尔说。

“没有人提到过波登这个名字。”娜塔莉说。

“他来过查尔斯顿。”索尔说，“他登上了周五晚上起飞、周六凌晨爆炸的那架飞机——准确地说，他应该登上了那架飞机。”

“我不明白。飞机爆炸是在我父亲被杀前好几个小时发生的。这个波登……或者另外两个你提到的人怎么可能同我父亲的死有关？”

“他们利用人……”索尔说，“他们……操控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操控的傀儡。很难一句话解释清楚。”

“你是说，他们同黑社会有关系？”

索尔笑道：“我倒希望能那么简单。”

娜塔莉摇头道：“我不明白。”

“故事很长。”索尔说，“其中大部分都不可思议。你最好不要听，否则你就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或者你会担心自己将被卷入深不可测的危险之中。”

“我已经被卷进来了。”娜塔莉坚定地说。

“是的。”索尔踌躇片刻，“但你没必要冒险。”

“如果只有冒险才能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这个险我必须冒。无论你讲不讲你的故事，无论你带不带我一起行动，我都会追查下去，拉斯基博士。我发誓我将一查到底。”

索尔注视着这个年轻女人良久，然后叹气道：“好吧，我相信你会查下去。但也许你听完我的故事就会改变主意。在解释那三个老人的杀戮之前——你父亲的血债就要算在他们头上——我必须先向你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之前从未向人讲过。这是个非常长的故事。”

“请讲吧。”娜塔莉·普雷斯

顿说，“我真的很想听。”

“我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罗兹。”索尔说，“我家比较富裕，我父亲是医生。我们是犹太人，但并非正统犹太人。我母亲年轻的时候考虑皈依天主教。我父亲认为自己首先是医生，然后是波兰人，再次是欧洲公民，最后才是犹太人。或许连第四都排不到。

“我小时候。罗兹同所有其他城市一样，是适合犹太人生活的。六十万居民中的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许多重要的市民、商人、工匠都是犹太人。我母亲的几个朋友是艺术圈的活跃分子。她叔叔常年在交响乐队表演。但到我十岁的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宣称将驱逐犹太人的当地政党上台。仿佛受到邻国德国的反犹浪潮的传染，波兰也开始把我们视为敌人。我父亲将这归咎于我们刚熬过去的艰难岁月。他不时抱怨，欧洲的犹太人已经对屡遭集体迫害习以为常。‘我们都是人，’他说，‘只是被暂时区分开而已。’我想，父亲至死都笃信这一点。”

索尔中断讲述，来回踱步，最终走到沙发背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沙发靠背上。“娜塔莉，我不擅长讲故事。我不知道哪些是必须说的，哪些是可以省略的。也许我们可以下次再谈。”

“不。”娜塔莉说，“就现在说。说多久都没关系。你说过，你的故事有助于解释我父亲为何遇害。”

“是的。”

“继续吧。把故事全讲出来。”

索尔点点头，绕过沙发，坐进长椅，将双肘撑在膝盖上，一边比画着大手一边说：“德国人占领罗兹的时候，我十四岁。那是1939年9月。一开始情况并不糟。他们下令成立犹太议会，商定如何管理第三帝国的新前哨基地。我父亲说，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沟通。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恶不赦的魔鬼。虽然我母亲大力反对，但我父亲还是主动加入了议会。已经有三十一名德高望重的犹太人接受了任命。一个月后的十一月初，德国人将议会成员送进了集中营，还焚毁了犹太教堂。

“全家商量是不是逃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罗兹的粮食已经严重短缺。我们夏天常去叔叔的农场，所以到那里同亲人团聚听上去十分诱人。默什叔叔告诉我们，他的女儿丽贝卡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人，正打算去巴勒斯坦开发农场。这些年来，丽贝卡一直强烈建议家族的其他年轻人到她那儿去。我自己就非常乐意。同其他犹太人一样，我已经被赶出了罗兹的学校。默什叔叔曾在华沙大学教书，我知道他很乐意教导我。德国人颁布的新法律规定，我父亲只能给犹太人看病——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遥远的贫民区。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再留下，却有数不清的理由离开。

“但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计划遵照惯例，六月份去默什叔叔家，到时候再决定是否返回罗兹。我们真是太天真了。

“1940年3月，盖世太保将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关进城里新建的犹太隔离区。4月5日我生日那天，隔离区被完全关闭，犹太人被严禁踏出隔离区半步。

“德国人又建立了犹太议会，这次我父亲被要求在议会中任职。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个房间中，一个名叫柴姆·伦高斯基的长老经常来找我父亲，彻夜谈论如何管理犹太隔离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隔离区人满为患，饿殍遍地，大家却普遍服从管理。我重返学校上学。父亲不去议会开会的时候，就去他和伦高斯基白手起家建起的医院上班，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我们就这样挨过了一年。以我的年龄而论，我的身材太瘦弱了。但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隔离区生存，尽管我不得不去偷窃食物储藏起来，拿值钱货去找德国士兵换取食物和香烟。1941年秋天，德国人将数千欧洲西部的犹太人装进了隔离区。有的甚至是从卢森堡运过来的。大多数是德国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我们。我同来自法兰克福的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打了一架。他比我高大许多。我当时十六岁，但往往被误认为只有十三岁。我把他打翻在地。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我操起一块板子砸过去，在他额头上撕开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他上周才被车厢密闭的火车运到这里，身体还十分虚弱。我忘了我们为什么打架了。

“那天冬天，我妹妹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数千人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开春后，德国人在东线连战连捷，我们都在庆幸春天的来临。父亲乐观地认为，苏联将迅速陷落，整个战争将于八月前结束。他希望许多犹太人被安置在东部新征服的城市。‘我们将成为第三帝国的农夫。’他说，‘但当农民也不算糟糕。’

“五月，大部分德国和非波兰裔犹太人都被送到了南部的奥斯维辛。在被火车一列列地拉到集中营之前，我们几乎都没听过奥斯维辛这个名字。

“那个春天之前，我们这个隔离区一直被当作临时的畜栏。现在，运送牲口的火车一天发四趟。作为犹太议会的成员，我父亲被迫监督对犹太人的集中与驱逐。这项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我父亲憎恶自己。为了赎罪，他将大把时间都用在了医院。

“六月底，终于轮到我们被驱逐了。那正是往年我们去默什叔叔农场的时间。我们一家七口被要求到火车站报到。我母亲和我弟弟约瑟夫都哭了。但我们还是去了车站。我觉得父亲似乎解脱了。

“我们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而是被送到了北部的切姆诺，一个距罗兹不到七十公里的镇子。我小时候曾有个叫莫尔德柴的玩伴，他家就来自切姆诺。我后来才知道，就在去年冬天，可怜的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的时候，德国人在切姆诺进行了第一次毒气实验……

“同之前听说的故事不同，我们前往集中营的旅途还算舒适。我们挤在车厢里，但那是普通的客车车厢。那天是6月24日，天气很好。到达切姆诺的一瞬，我还以为自己是来默什叔叔家做客的。切姆诺站很小，只是被茂密森林环绕的乡村车站。德国士兵带我们上了卡车，但士兵们显得轻松而愉快，既没有推搡，也没有叫喊。车开到了几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地，集中营就建在那里。我们一到就开始登记。我清楚地记得集中营外碎石路上的一排办公桌，还有林子里鸟儿的鸣唱。然后我们按性别分开沐浴消毒。我忙着跟在成年男性后面，没来得及看到我母亲和四个妹妹消失在女囚区的栅栏后面。

“我们被勒令脱掉衣服，排成一排。去年冬天我刚开始发育，所以非常害羞。我不记得有人恐吓我们。那天气温宜人。我们被告知洗完澡之后再吃饭。空气里仿佛带着节日的气氛。我看见前方的空地里停着一辆大篷卡车，车身上描绘着鲜艳的动物和树木图案。我们这排人开始朝空地走去，一个戴着厚镜片眼镜、表情腼腆的年轻党卫军中尉走上前来，将老幼患病者与强壮者分开。中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犹豫了。我仍然个头矮小，但去年冬天我吃得相对较好，于是春天猛长了几厘米。他微微一笑，挥了挥短棍，让我站到少数身强力壮者当中。父亲也被分到了这排。八岁的约瑟夫则被留下同孩子与老人在一起。约瑟夫哭起来，父亲拒绝离开他。我也回到父亲和约瑟夫身边。年轻的党卫军中尉朝士兵打了个手势。父亲让我回去，但我不同意。

“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父亲打了。他把我推开，说：‘走！’我摇头，留在原地。身材壮硕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上来。父亲又打了我一下，这次非常用力，边打边喊：‘走！’我又惊又痛，在士兵到达前踉踉跄跄地返回强壮者当中。党卫军继续挑选。我对父亲很气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洗澡。他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我含着委屈的泪水注视父亲离开。他赤裸的后背在晨光中异常苍白。他抱着已经停止哭泣、正四处打量的约瑟夫。父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当天抵达集中营的人中，包括我在内，有五分之一没有被消毒。我们被直接送到牢房，领到了粗糙的囚服。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没有见到父亲。我在肮脏的牢房里努力入睡时，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我觉得其他家人都在集中营的另一头，而父亲无情地将我同他们分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土豆汤，就被分配了劳动任务。我所在的一组被带到森林里。那里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两百英尺长，四十英尺宽，至少十五英尺深。泥土有刚被翻动的痕迹，我判断附近有刚被填满的其他大坑。腐尸的气味相当明显，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残酷的现实，直到当天第一辆大篷卡车到来。就是我昨天见过的那种大篷卡车。

“切姆诺是他们的实验场。希姆莱下令毒气室使用氰化氢，但那年夏天，他们用的仍然是一氧化碳，运尸体用的则是颜色鲜艳的大篷卡车。

“我们的任务是将尸体分开——准确地说，是撬开——扔进大坑，铺上泥土和石灰，等待下一批尸体到来。一氧化碳不是很有效 ，经常有一半的遇害者没被毒死，于是由守候在大坑边的骷髅师士兵补射。骷髅师士兵会在等待下一辆车到来的间隙抽烟、说笑。但这时候，仍然有个别人挨过了毒气和补射，蠕动着被我们活埋。

“那天傍晚，我浑身粪便和血污回到了牢房。我考虑过死，但我最终决定活下来。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直面一切活下来。为了活而活下来。

“我谎称我是牙医的儿子，接受过牙医训练。看见我这么小的牙医学徒，犯人头目都笑了。但第二周我就被安排了拔牙的任务。我同另外三个犹太人在赤裸的尸体堆中搜寻项链、金饰品和一切值钱的东西。我们用金属钩伸进肛门和阴道探查。然后我用老虎钳拔掉金牙和牙齿填充物。我常被派到大坑中工作。一个名叫鲍尔的党卫军士兵常把土块扔到我头上哈哈大笑。他自己也有两颗金牙。

“一两周后，负责掩埋尸体的犹太人也会被定期屠杀，工作由新一拨人接替。也许我手脚麻利，干活高效，我在大坑干了九个星期。每天早上我都觉得今天会轮到自己被杀。每天晚上，我听着下面床铺的老人念诵祷文，反复呼唤先知的名字，我则开始向上帝祈祷，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再多给我一天吧。’我说，‘再多给我一天吧。’但我最信任的是我自己的求生意愿。也许这是年轻人的唯我主义，但我告诉自己，只要我坚信自己能活下去，那这一愿望就一定能实现。

“八月，集中营扩建，我被调派到了森林旅。我们砍掉树木，拔掉树桩，将石头运去修路。每隔几天都会有劳工在完成工作后被送上大篷卡车，或者直接押到大坑边。所以森林旅的成员始终在变。十一月落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而我已经是森林旅中最长命的囚犯了，除了老卡尔斯基。”

“卡尔斯基是什么人？”娜塔莉问。

“犯人头目。这种人手持鞭子，管理其他囚犯。”

“他们为虎作伥？”

“有专业论文论述犯人头目及其对纳粹主子的认同。”索尔说，“斯坦利·埃尔金斯和其他学者研究了集中营里囚犯的臣服现象，并将其与美国黑奴的温顺做对比。今年九月，我还参加了研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会议。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不仅与自己的加害者站在一起，甚至积极地支持加害者。”

“就像那个帕蒂·赫斯特。”娜塔莉说。

“是的。我对这种意志上的征服研究了很久，不过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现在，我想说的只是，如果我在集中营里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我没有成为犯人头目。

“1942年11月，集中营改造完成，我从临时牢房转移回正式牢房。我被安排负责掩埋尸体。焚尸炉已经建成，但他们低估了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的数量，所以大篷卡车和大坑仍在发挥作用。他们不再需要我给尸体拔牙了。我铺上石灰，在初冬的寒气中瑟瑟发抖，然后就是等待。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成为一具被他人埋葬的尸体。

“1942年11月19日，星期四，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索尔陷入沉默。几秒钟后，他起身走到了壁炉边。火几乎熄灭了。“娜塔莉，你能给我弄点儿比咖啡更烈的饮料吗？比如雪利酒？”

“当然可以。”娜塔莉说，“白兰地怎么样？”

“太棒了。”

她不一会儿就拿着一大杯白兰地回来了，索尔翻拨了木炭，添加了柴火，让火又熊熊燃起来。

“谢谢，亲爱的。”他晃了晃杯中琥珀色的液体，深吸一口气，然后一饮而尽。壁炉中的柴火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星期四——我有把握那天是1942年11月19日——五名德国人深夜来到我们的牢房。他们之前来过。每次来都会带走四个人。那些人后来再没回来过。另外七个牢房中的囚犯告诉我们，他们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我们不知道纳粹为何要进行这种秘密清除行动，明明每天都有数千人被公然埋进大坑，没必要多此一举。有谣言说，他们是被带去做医学实验了。

“那天晚上，一个上校带着士兵来到我们的牢房。这一晚，他们选择了我。

“我决定反抗。这和我不惜一切活下来的初衷相悖，但一想到被拽进外面的黑暗之中，我就惊恐得丧失了所有对生的希望。我做好了反抗的准备。士兵勒令我下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马上就要死了。我打算在他们杀死我之前至少干掉一头德国猪。

“但他们没有杀我。上校只是命令我离开牢房，而我服从了。准确地说，是我的身体背叛了我。不是因为我胆怯，而是因为上校进入了我的大脑。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进入了我的大脑，就像子弹穿透肉体般刺痛。我感觉到他在操控我的肌肉，驱使我走过地板，离开牢房。党卫军士兵则在一旁大笑。

“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感觉，只能称其为‘精神强奸’，但即便这个词也无法准确表达我受到侵犯的感觉。我那时不相信——现在也仍然不相信世上存在恶魔附身或超自然现象。上校具备一种恐怖的通灵或心理能力，可以直接操控他人的意志。

“我们被装上了一辆卡车。这本身就不可思议。除了从切姆诺车站到集中营坐过火车，犹太人被禁止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波兰的那个冬天，奴隶比燃料便宜多了。

“他们将我们载到森林。卡车上有十六个人，包括从女囚牢房里带出来的一个年轻女人。精神强奸暂时结束了，但我却感觉自己的精神涂满了秽物，比每天在大坑工作时沾满全身的粪便还要肮脏。别的犹太人都在窃窃私语，从他们的表情我知道，我是唯一被精神强奸的。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自己发疯了。

“车开了不到一个小时。一名士兵手持冲锋枪在车后部看管我们。集中营的士兵从不在营内携带自动武器，因为一旦囚犯造反抢走了武器，后果不堪设想。牢房的恐怖经历令我身心疲惫，不然我早就把德国人制服了，至少也会从卡车上跳下去。但上校就在卡车车厢内，尽管我见不到他，却仍然被恐惧牢牢摄住。

“午夜过后，我们抵达了森林深处的一座巨大的建筑。美国人会叫那里城堡，但那里比城堡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祖国的黑森林中，也隐藏着这种古老的大会堂——由石头堆砌而成，历史久远不可考，由隐居的家族一代代扩建而成，这些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之前。卡车停下来，我们被赶到了离大厅不远的一个地窖之中。凋敝的花园中停着几辆军车，大厅里传出闹哄哄的噪声，我推断德国人将这里强占后建成休闲娱乐中心，给有特权的部队使用。被关进黑暗的地窖之后，我听见另一辆卡车的一个立陶宛犹太人说，他认识车上的标志，它属于三号特别行动队，他们扫荡了他的家乡德文斯科附近的所有犹太村庄。就连执行集中营种族灭绝任务的党卫军骷髅师也害怕特别行动队。

“不久后，士兵拿着火把回来了。地窖里有三十二个犹太人。我们被平分为两组，领到楼上不同的房间。我们这组人被勒令穿上粗糙的红色长套衫，身前画有白色标记。我不明白我的标记——一座塔，或是一根巴洛克风格的灯柱——是什么意思。我身边的人的衣服上绘有大象抬起右前腿的图案。

“我们被带到了大会堂。大厅里的场景就像是中世纪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的作品一样。数百名党卫军和特别行动队士兵随意闲逛、赌博、强奸。波兰的农村姑娘——有些只是孩子——充当他们的仆人和奴隶。墙上插着火把，仿佛地狱中摇曳的火焰。食物被扔在地上，任其腐烂。有数百年历史的挂毯被炉火熏黑污染。德国士兵用刺刀将姓名刻在一张曾经精美的宴会桌上，将其划得遍体鳞伤。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躺在地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我看见两个士兵在地毯上撒尿，那块地毯应是某次十字军东征时从圣地带回来的。

“大厅非常大，但大厅中央明显有一片正方形空地，边长十一米。地上铺着四英尺见方的地砖，黑白交错排列。空地两端的石板上，摆着两把沉重的椅子。椅子上方就是阳台。年轻的上校就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他金发白肤，典型的雅利安人，双手惨白枯瘦。另一把椅子里坐着一个老人，如同大会堂一样古老。老人也穿着党卫军制服，而且是将军制服，但他看上去就像是被调皮的孩子穿上宽松制服的干皱蜡人。

“另一辆卡车上的犹太人被从侧门领进来。他们穿着淡蓝色长套衫，身前画着与我们类似的黑色标记。我看见另一组有个女人的身前标记是王冠，恍然大悟。尽管仍处在恐惧和疲惫之中，我还是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它荒诞不经，但又不由我不相信。

“我们被要求站到自己的方格里。我是兵，白方王翼象前兵。我站在上校右前方，距他三米，面朝那个满脸惧色的立陶宛犹太人——他是黑方的象前兵。

“叫喊和歌唱停下来。德国士兵聚到在空地边上，推搡着争抢位置。有人爬上楼梯，或者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而挤到阳台上。大厅里安静了半分钟，只听得到火把燃烧的毕剥声和人群沉重的呼吸声。我们三十二个饥肠辘辘、面色苍白的犹太人站在被分配的位置上，瞪着眼不敢大声呼吸，等待着即将降临的一切。

“老人在自己的椅子上探出身子，朝上校挥了挥手。年轻的上校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游戏开始了。

“上校再次点头，我左边的兵——一个留着白胡茬的憔悴老人——向前迈出两格。老人也让自己的兵上前两格。这两个可怜的囚犯脚步蹒跚，神情困惑，可见他们的身体并不由自己操控。

“我同父亲和叔叔玩过国际象棋。我知道标准的开局法。对弈者没有标新立异。上校瞟了眼右边，一个充当马的粗壮波兰人来到我面前一格。老人也让他的后翼马上前。上校让我们的象——左臂裹着绷带的矮个子男人——从我身后站到后翼马所在列与第五行相交的方格中。老人将他的后前兵上前一格。

“我当时想，如果我不是兵就好了。我面前的粗壮农民——我方马——几乎无法让我感到安全。我右边的另一个兵回头去看，然后露出龇牙咧嘴的表情，因为上校强迫他面朝前方。我没有回头。我的腿开始打战。

“上校让后前兵前进两格，站在王前兵旁边。我们的后前兵是一个男孩，可能刚满十岁，他偷偷摸摸地左右打量了一下，没有转动脑袋。我面前由农民充当的马是男孩与老人的王翼兵之间唯一的保护。

“老人左手微微一挥，他的象走到了充当他的王后的丹麦女人面前。象的脸煞白。上校第五步调出了另一个马。我看不见那个人的脸。每走一步棋，棋盘周围的党卫军都会叫嚷鼓掌，如同足球比赛的观众一样。我听见有人称呼上校的对手为‘老家伙’，而上校被称作‘大师’。

“老人弓着背探出身，就像一只苍白的蜘蛛。他将王翼马挪到了象前兵前。马年轻而强壮，他应该刚来集中营没几天。他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仿佛在享受这场可怕的游戏。似乎是为了回应他的笑容，上校将我们虚弱的象挪到了黑方马的位置。这时我认出了那个象。他是我们牢房的木匠，两天前给士兵修桑拿房时，被锯子割伤了手。他举起没受伤的手，拍了下黑方马的肩膀，就像朋友之间在换岗交接。

“我没有看见枪口的闪光。我身后阳台上有人开了枪，我被吓得跳了起来，正欲逃走，却被上校的意志之钳牢牢控制住。充当马的年轻人脸上的笑容在红色和灰色的迷雾中消失了，颅骨被子弹打碎。他身后的兵们都惊恐地蹲下，但又被逼着痛苦地站起来。马的尸体滚到了他出发的位置。黑兵所在的白色方格上已经出现了一摊血。两个党卫军士兵上来拖走了尸体。颅骨碎片和脑花溅到了附近的几个黑棋上。但其他人都没有受伤。房间里爆发出一阵欢呼。

“老人再次探出身子，他的象斜走到我们象的位置。黑象轻轻碰了碰木匠裹着绷带的手臂。这次枪声过了片刻才响起。子弹射入我们象的左肩胛骨，矮个子木匠向前踉跄了两步，然后坚持站立了一秒钟，抬起右臂，像是要挠左肩上的痒痒，然后双腿一弯，倒在了地砖上。一个士兵上来，用鲁格尔手枪顶住木匠的脑袋，开了一枪，然后将仍在痉挛的尸体从棋盘上拽走。游戏继续进行。

“上校让我们的王后上前两格。我同王后之间只隔着一个方格，可以看到她几乎都把指甲啃光了。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妹妹斯特法，泪水

竟然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是我第一次为斯特法流泪。

“老人在醉汉的喧闹中又走了一步棋。他的王前兵快速吃掉了我们的后前兵。我们的兵是一个蓄着大胡子的波兰人，明显是正统犹太人。有人朝他连开两枪。黑方王前兵的身上覆满了我们后前兵的鲜血。

“我面前一个棋子都没有了。我看着三行之外黑马的脸。火把投下长长的阴影。党卫军士兵在棋盘外大喊着支招。我不敢回头去看上校，但我看到老人在他的宝座上挪动身子。他肯定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棋盘中部的控制权。他转过头，让自己的王翼马前兵上前一格。上校将我们仅存的象挪到与那个兵相邻的一格，挡住对方的兵，同时威胁老人的象。人群又欢呼起来。

“开局结束了，两个玩家进入中盘。双方都王车易位，并且将车投入了战场。上校让我们的王后站到我面前。我盯着她的长套衫下凸起的肩胛骨，还有背上卷曲的头发。我握紧拳头，然后松开。游戏开始后我还没有走过一步。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我担心我会晕倒。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上校会任由我瘫倒吗？还是说，我丧失意志之后身体仍然会站立在这儿？我大口喘息，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远端墙壁火光摇曳的挂毯上。

“黑方第十四步，老人让他的象吃掉棋盘中部我们的马。这次没有开枪。一个大块头党卫军士兵来到棋盘上，将一把匕首递给了黑方象。大厅陷入沉默。火光鬼魅般舞动。农民蠕动着身体，似乎在奋力挣扎。我看见他臂膀的肌肉紧绷，徒劳地抵抗着上校的操控。黑方象匕首一挥，割断了农民的喉咙。党卫军士兵收回匕首，给另外两个士兵打了个手势，让他们上来收尸。游戏继续。

“我们的一个车吃掉了他们进逼的象。这次又使用了匕首。我站在年轻的王后身后，紧闭双眼。后面几步我都闭着眼，直到上校将我们的王后前挪一格。王后离开我的时候，我真想放声大哭。老人立刻将他的王后——一个年轻的丹麦女孩——沿斜线挪到他的车所在列的第五个方格。对方的王后在斜线上离我只有一格，中间没有其他棋子。我怕得几乎就要失禁。

“上校开始主动攻击。首先他让王翼马前兵上前。老人派出了他的车前兵迎击。对方的兵是个红脸男人，我认出他是森林旅的一员。上校也派出了我们的车前兵。我很难看见那边的情况。大多数囚犯都比我高，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背、肩膀、光头和汗水。他们是一群惊恐不已的人肉棋子。我在大脑中想象着棋局。我知道，我背后的那排只有我们的国王和一个车。而我这一排除我之外只有王前兵。我的前面和左面是一堆后、兵、车、象。更靠左的地方孤独地站立着我们仅存的马。他的左边则是陷入僵局的两个车前兵。黑方王后仍然在我右边威胁我。

“我们的国王——一个骨瘦如柴的六十多岁的犹太人——朝右上方斜走了一格。老人将他的车都调到了国王所在的列。突然，我们的王后后退到我们车所在列的第二格。我彻底孤立了。我盯着正前方四格之外的立陶宛犹太人，他也正盯着我，眼里流露出困兽般的恐惧。

“我被突然驱使向前，双脚在大理石地砖上拖行。我的大脑里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在推我，约束我，强迫我闭上嘴，将尖叫咽回肚子。我停在我们王后先前所在的位置，左右都有一个白兵。老人让他的黑马上前与我相对，我们之间隔着一个白格子。人群的叫喊声更大了，有节奏地反复呼喊着‘大师！大师！’的口号。

“我又迈出了一步——这次只有一格。我现在是越过棋盘中央的唯一白棋。黑方王后就在我的右后方某处。她就像阳台上的那个枪手一样，虽然看不见，却随时可以要我的命，让我感觉有如芒刺在背。我前方半米处就是黑方马那汗涔涔的脸和深陷的眼窝。他后面是哆嗦着的利维坦犹太人。

“黑方车从我左侧经过，进入白方兵所在的方格，两者扭打起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上校和老人失去了对棋子的控制，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德国士兵尖叫着围观杀戮。黑方车更强壮，或者说没有受到约束，所以他占了上风，双手死死勒住白方兵的喉咙。漫长的胡乱挣扎过后，白方兵终于不动了。

“我们的兵刚被拖走，上校就将仅存的马挪入方格中，搏斗继续上演。这次被杀死的是黑方车。他赤裸的双脚从地板上拖过，突出眼眶的双眼茫然瞪视着虚空。

“黑方马步履艰难地从我面前走过，然后又在方格中上演了搏斗。两人势均力敌，双腿打战，手指却在挖对方的眼睛。最后，白方马被挤出了方格，进入我身后的空格。开枪者肯定在我正前方的阳台上。我感到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扎进白方马的身体。白方马朝我一个踉跄，扑倒在地。他的手抓住我的脚踝，寻求援助。但我没有转身。

“我们的王后又站到我身后。我右边的黑方兵前进一步威胁她。如果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的话，我一定会抓住他。但我的身体不听我使唤。王后后退了三格。老人将他的后前兵上前一格。上校也调出了我们的另一个象前兵。

“‘大师！大师！’人群高呼着。老人将他的王后后退了两格。

“我又被挪动了，和立陶宛犹太人面对面。他僵硬地站着，恐惧令他动弹不得。他是否知道，只要我们在同一纵列，我就不可能伤害到他？也许他不知道，但我知道，黑方王后可以随时干掉我。只有我身后五格的我方王后能给我安全感。但倘若老家伙愿意换后怎么办？但他只是将他的车挪回了王原来所在的方格。

“我的左侧传来一阵骚动：另一个象前兵将黑方兵吃掉，然后又被剩下的黑方象吃掉。我成了敌人地盘上唯一的白棋。上校将白方王后挪到我身后的方格。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是一个人。我屏住呼吸等待。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老人从他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打了个手势就离开了。他认输了。醉醺醺的特别行动队士兵们大喊着起哄。一小队佩戴骷髅头标记的士兵冲到上校面前，将他抬到肩上在房间里游行。我留在原地，面对着立陶宛人。我们傻兮兮地对视着。游戏结束了，我知道自己为上校取胜发挥了作用，但我头脑迟钝，所以我说不清是什么作用。我眼中所见，全是疲惫而困惑的犹太人如释重负。大厅里回荡着士兵的叫声和歌声。充当白棋的人中死了六个。黑棋也被干掉了六个子。我们剩下的人可以动了。我转身拥抱身后的女人。她在抽泣。‘舍拉姆。’我说，吻了吻她的手，‘舍拉姆’。立陶宛犹太人双腿一软，跪在他所在的白色方格里。我扶他站起来。

“手持冲锋枪的一队士兵领着我们穿过人群，进入空荡荡的门厅。他们命令我们脱掉长套衫，堆在一起。然后，他们把我们赶到了漆黑的户外，准备射杀我们。

“他们命令我们为自己挖掘墓穴。房后四十米的空地里放着六把铁铲，我们用铲子挖出了一个浅浅的宽壕沟，士兵们有的手持火把，有的站在黑暗中抽烟。地上有血。冻土坚硬得跟石头一样。我们只能挖半米深。我听见门房里传出连续的笑声。高处的窗户中透着光，在石板山墙上投下长方形的光斑。恐惧和劳作使我们几近麻木。我赤裸的双脚已经变成了蓝白色，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脚趾头。我们差不多挖好了坑。我知道我必须做出决定。周围异常昏暗，我觉得最大的希望是往森林方向逃。如果所有人一起拔腿就跑，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但有几个年老的犹太人显然又冷又累，行动不便，而且我们不能对话沟通。站在壕沟几米外的两个女人徒劳地遮掩着赤裸的身体，德国士兵则在一旁讲着粗俗的笑话，并用火把凑拢她们。

“我不知道是该逃跑，还是该用长把铁铲打倒一个士兵，抢过冲锋枪。他们虽然是特别行动队骷髅师，但他们酩酊大醉，戒备松懈。我必须做出决定。

“我拿起了铁铲。选择了一个离我几步之遥、正在打瞌睡的矮个子守卫。我抓紧了长把手。

“‘住手！我的兵呢？’金发上校从雪地里朝我们走来。他穿着一件厚重的长大衣，戴着军帽。他走到手持火把的士兵当中，打量四周。他在找他的兵，但是哪个兵呢？

“‘你！过来！’他指着我说。我闻言大惊，还以为又要遭受精神强奸。但这次没有。我从浅坑中跳上来，将铲子交给一个士兵，赤裸全身、战战兢兢地来到被尊称为‘大师’的上校面前。

“‘你们必须把他们解决掉。’他用德语对负责的士兵说，‘快！’

“领头的士兵点点头，将犹太人聚拢到一块儿。壕沟远端的两个女人用火柴棍似的胳膊拥抱着彼此。领头的士兵命令所有人躺在冰冷的壕沟中。三个抗命的男人被当场射杀。充当黑方国王的男人在我两米开外抽搐着倒下。我低头看着自己毫无血色的双脚，努力保持不动，但颤抖还是加剧了。其他犹太人被勒令将尸体滚进大坑。现场阒寂无声。苍白的背部和臀部在火把的光芒中分外耀眼。领头的士兵再次下令，枪声再起。

“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分钟。冲锋枪和轻型卡宾枪的枪声断断续续，每次枪声一响，一个赤裸的身影就会栽入坑中，痉挛两下，然后不动了。那两个女人死的时候仍拥抱着彼此。立陶宛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大喊，跪在地上，张开双臂——我至今都不知道他是在乞求士兵怜悯还是苍天开眼——然后他就被自动武器打成了马蜂窝。

“我站在原地，盯着自己的双脚瑟瑟发抖，暗暗祈祷自己能隐形。但在其他犹太人被杀光之前，领头的士兵就转身背对我，说：‘是这个吗，上校？’

“‘他是我忠诚的兵吧？’上校说，‘我们必须去狩猎。’他说。

“‘狩猎？’领头的士兵问，‘今晚上？’‘黎明开始。’‘老家伙也去？’‘是的。’

“‘好的，上校。’我看见领头的士兵露出厌恶的神色，因为他今晚睡不成觉了。

“士兵开始铲起冻土撒在尸体上，我被带回门房，被关进了几个小时前待过的地窖。我的双脚发痒，然后像火燎般难受。疼痛锥心刺骨。尽管如此，我还是睡着了。但不久领头的士兵就回来打开了我的镣铐，命令我穿上衣服：内裤、蓝色羊毛裤、衬衣、厚毛衣、厚袜子，以及有点偏小的皮靴。这只是一套普通的衣服，但对于穿了好几个月破烂囚服的我来说，感觉就像高档的华服。

“领头的士兵将我带到外面。四个党卫军士兵站在雪地中等我。他们配备有电筒和重型步枪，其中一人还牵着一条德国牧羊犬。我们等待上校和老家伙的时候，那条狗被绳子拽着，把我闻了又闻。大会堂陷入黑暗，叫嚷声也平息了。黎明即将降临，天空中开始露出灰白色。

“上校和老将军现身的时候，士兵们关了手电筒。上校和老将军没穿制服，而是身着沉重的绿色狩猎夹克，披着狩猎斗篷，每人手中一把非战斗用、大口径、带瞄准镜的步枪，我立刻反应过来，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太累了，根本不在乎。

“上校挥了挥手，士兵们就从我身边走开，站在两名军官身边。我不知所措地在原地站了一分钟，拒绝去做他们要我做的事。领头的士兵用蹩脚的波兰语对我喊：‘快跑！跑起来，你这个犹太害虫！快！’但我仍然没有挪步。狗狂吠着朝我扑过来。领头的士兵举起手枪，朝我双脚之间的雪地开了一枪。我没有挪步。然后我感到上校在试探性地触碰我的意志。

“跑，我的小兵！跑！我脑中柔滑的低语我让头晕作呕。我转身跑进森林。

“我的身体条件不容我跑多久。没过几分钟，我就气喘吁吁，步履蹒跚。我的脚印在雪地上清晰可见，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跌跌撞撞，辨不清方向——我希望自己是往南方去的——这时天色越来越亮。我身后传来狗的狂叫，我知道狩猎队开始跟踪了。

“没走到一公里，我就来到了一块约二百米宽、没有树和灌木的开阔地。铁丝网横亘在这片无主之地的中央，但它不是我停下脚步的原因。在空地的中央竖着一块牌子，上面用德语和波兰语写着：雷区！禁入！

“狗叫声越来越近。我左转，忍着痛、喘着气小跑起来。我现在知道我逃无可逃。整个大会堂都被雷区包围起来，形成了封闭的私人猎场。我唯一的希望是找到昨天晚上我们来时走的路——那仿佛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条路上肯定会有关卡和哨兵，但我如今只有这一条生路。我宁愿被哨兵打死，也不愿被身后的恶魔猎杀。我下定决心，如果最后找不到那条路，我就直接跑进雷区，一死了之。

“我刚跑到一条浅浅的小溪，精神强奸就又开始了。我僵住，注视着半冰封的溪流，这时我感到他进入了我的大脑。我抗争了几秒钟，抓挠自己的太阳穴，跪在雪地里，但上校已经进入了我，他的意志塞满了我的大脑，就像水无情地灌进落水者的口鼻肺一样——不，应该说，那感觉比这更糟，就像一条巨大的绦虫钻进我的头颅，在大脑中挖凿。我尖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过来，我的小兵！上校在我脑中低语。他的思想将我的思想驱逐进黑暗的深渊。一张张脸，一个个地点从我眼前掠过。我被仇恨和自大所鼓动。我的嘴中弥漫开血的腥甜味。过来！我脑中的低语令我恶心，仿佛一个男人将舌头伸进了我的嘴。

“我看见自己跑进小溪，转身朝西边，也就是狩猎队的方向跑去。我用尽全力地跑，痛苦地喘息着。冰水刺激着我的双腿，令我的羊毛裤愈发沉重。我的鼻子开始流血，血沿着我的脸和脖子淌下来。

“来吧！我离开了小溪，跌跌撞撞地跑出森林，来到一堆巨石之上。我的身体像提线人偶一样抽搐，但我还是爬到石头缝隙之中。我躺在里面，脸贴着石头，血滴落在冰冻的苔藓上。我听见狩猎队的声音越来越近，他们就在树林背后不到五十步的地方。我猜他们会包围我所在的那堆巨石，然后上校会令我站出来，以方便他们瞄准射击。我努力挪动腿和胳膊，但我觉得连接大脑和身体的神经似乎被切断了。我被死死地摁在原地，仿佛巨石正压在我身上。

“我听见有人交谈，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狩猎队沿着我十分钟前走的路离开了。我听见狗边叫边循着我的足迹追踪。为什么上校要玩弄我？我努力读懂他的想法，但我的意志还没触碰到他的意志，就被他像赶苍蝇一样一巴掌打飞了。

“我突然又能动了，佝偻着跑过森林，然后趴在雪地上爬行。我闻到了香烟的气味，然后看到了他们——老人和他的士兵就在一块空地里。老人坐在一根原木上，猎枪横放在双腿上。领头的士兵站在他身边，背对着我，手指悠闲地敲打着枪托。

“我站起来就跑，速度比之前都快。领头士兵刚转过身，我就跳起来，用肩膀撞到他身上。我比领头士兵矮，而且轻许多，但我还是将他撞倒在地。我打了个滚，无声地惨叫。我只想重新获得身体的控制权，逃进森林，但我发现自己抢走了老人的猎枪，将雕工精美的枪托当作木棍，敲打领头士兵的脸和脖子。领头士兵试图站起来，我将他又打趴下。他摸索着自己的枪，我一脚踩住他的手，然后用枪托猛砸他的脸，直到他的骨头被砸碎，脸上血肉模糊，形容莫辨。然后我放下枪，转身面对老人。

“他仍坐在原木上，一只手拿着鲁格尔手枪，香烟叼在薄薄的唇间。他看上去仿佛有上千岁，但他遍布皱纹的脸上挂着微笑。

“‘是你！’他说。我知道他不是在和我说话。‘是我。老家伙。’我惊讶地听见自己正用德语说话，‘游戏结束了。’

“‘走着瞧。’老人说，举起手枪就射。我跳起来闪躲，子弹穿过我的毛衣，擦着我的肋骨飞过。我抢在他再次开枪前抓住他的手腕，我们在雪地上纠缠旋转，仿佛在跳一种怪异的舞蹈——一个瘦小的、血流满面的年轻犹太人搂着一个穿羊毛长大衣的老人。老人的鲁格尔手枪又响了，但只是对空发射，毫无威胁，然后我抢到了枪，跳后几步，举起了枪。

“‘不！’老人尖叫起来，然后我感到他也进入了我的大脑，就像脑袋挨了一记重锤。两条寄生虫争夺着我身体的控制权，我陷入茫然无神的状态。不一会儿，我就像是从我身体上方某处俯视自己一样。我看见老人僵立着，而我的身体剧烈抽搐，仿佛重症癫痫发作。我双眼翻白，像白痴一样大张着嘴。尿打湿了我的裤子，在寒冷的空气中冒着热气。

“然后，我又能从自己的眼睛观看了。老人的意志被赶出了我的大脑。他后退三步，重重地坐在原木上。‘威利，’他说，‘我的朋友……’

“我抬起胳膊，朝老人脸上开了两枪，朝心脏开了一枪。他向后倒去，我站在原地，盯着他钉着平头钉的靴底。

“我们来了，我的小兵。上校在我脑中低语。等着我们。于是我继续等，直到听见树林后面传来人的喊叫和德国牧羊犬的狂吠。我手里还握着枪。我努力放松全身，将所有的意志和能量都集中在我的右手上，� ��力避免去想我要做什么。狩猎队就要进入我视野的时候，上校对我的操控松懈下来，我得到了机会。那是我一生中最关键也最艰难的决定。我的指头只需扳动一毫米，但这个动作将耗费我的所有力气和决心。

“我成功了。鲁格尔手枪开火了，子弹在贴着我的大腿飞过，击中了我右脚的小趾。钻心的疼痛传来。这一枪让上校也大吃一惊，我感到他的意志从我脑中脱走了几秒。

“我转身就跑，在雪地上留下血红的足迹。我身后传来愤怒的嘶喊。自动步枪嗒嗒嗒地开火。我听见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飞过。但上校没有操控我。我抵达了雷区，未作丝毫停留就跑了进去。我用双手分开铁丝网，踢开缠绕的铁丝，继续奔跑。不可思议地是，我竟然毫发无损地跑过了雷区。就在这时，上校的意志又进入了我的大脑。

“停下！我停下，转身看到四个士兵和上校站在死亡地带的另一头。回来，小兵，上校低语着。游戏结束了。

“我试图将鲁格尔手枪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但我做不到。我的身体开始走向他们，重新进入雷区。他们朝我举起了枪。就在这时，那条德国牧羊犬挣脱了牵着它的德国士兵朝我冲过来。它刚跑进雷区，距上校还不足二十英尺，地雷就爆炸了。那是一枚反坦克地雷，威力巨大。泥土、金属和狗的尸块在空中飞散。我看见狩猎队的五个人都往后退去，一种软软的东西击中我的胸膛，我倒在地上。

“我挣扎着站起来，看见德国牧羊犬的头掉在我的脚边。上校和另外两个党卫军士兵趴在地上摇晃脑袋，显然被震晕了。另外两个党卫军士兵没有动了。上校不再控制我的意志。我举起鲁格尔手枪，将所有子弹都射向上校。但他们距我太远了，我的手抖得厉害，没有一发子弹击中他们。我不再留恋，转身就跑。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校允许我逃走。也许他在爆炸中受伤了。也许他继续操控我的话，会让别人知道老人之死是他所为。我不知道答案。但到了今天，我怀疑我之所以能成功脱逃，是因为这符合了上校的意图……”

索尔停止讲述。壁炉中的火已经熄灭，时间早已进入凌晨。他同娜塔莉·普雷斯顿坐在几乎全黑的室内。最后半个小时的叙述中，索尔声音低沉而沙哑。

“你太累了。”娜塔莉说。

索尔未加否认。自从星期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到“威廉·波登”的照片后，他已经两天两晚没合眼。

“但故事还没结束，对吧？”娜塔莉说，“你故事中的上校同杀害我父亲的人有关，对吧？”

索尔点头。

娜塔莉离开房间，不一会儿就拿着被褥和厚枕头回来，将长椅弄成简易床。“今晚就在这儿睡吧。”她说，“明天上午接着说。我为你做早餐。”

“我在汽车旅馆有房间。”索尔用沙哑的声音说。但一想到要沿着52号公路开那么远，那就恨不得立刻闭眼睡过去。

“但我希望你留下。”她说，“我想听……不，我需要听完故事剩余的部分。”她顿了顿，然后说，“而且我也不想今晚一个人待在这座房子里。”

索尔点点头。

“太好了。”娜塔莉说，“厕所盥洗台上有一支新牙刷。我可以给你拿一套我父亲留下的干净睡衣……”

“不。”索尔说，“我不需要。”

“好吧。”娜塔莉说。走到通往短走廊的门口，她突然停下，“索尔……”她揉着胳膊吞吞吐吐地说，“这些……这些都是真的吧？”

“是的。”

“你口中的上校上周在查尔斯顿，对吧？他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之一？”

“我想是的。”

娜塔莉点点头，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只是轻咬着嘴唇道：“晚安，索尔。”

“晚安，娜塔莉。”

尽管疲惫不已，索尔·拉斯基还是未能立即入睡。他看着窗外的车灯扫过墙上的照片，努力回想美好的事物，回想轻抚着溪边垂柳枝条的金色阳光，回想叔叔农场上盛开的那片白色雏菊。但当他最终入睡时，他梦到的却是美丽的六月里第一天，他的弟弟约瑟夫跟着他来到牧场上的马戏团，装饰华丽的马戏团马车带着欢笑的孩子们来到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