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响声吵醒，起床之后看见我妈在院子里杀鸡，养的时间最长的那两只鸡已经有一只倒在血泊中，另外一只脖子上淌着血，满院子挣扎。

“妈，怎么杀了？养这么长时间了。”我有点惋惜。

“下蛋少了，过年了，杀了吧，正好卫民媳妇用得上。”我妈的情绪也不高，时间长了，都有感情。

我和我妈默默地看着那只鸡，终于挣扎不动倒下了。我妈把两只鸡放进一只盆里，让我把炉子上烧的开水提过来浇上，然后就着热乎劲往下薅鸡毛，我也帮忙，一会儿功夫，两只鸡就光溜溜的了。

吃过早饭，我妈把一只大一些的鸡洗净剁块，放在锅里炖上，然后又打开电视坐下了，这次是一出家庭的伦理剧，缠绵悱恻，我妈照样看得很认真。

我洗好了碗放进厨房，看了看厨房里的卫生像是打扫过了，但是一些橱子的的缝隙处和灶台的阴暗处都有陈旧的污渍，这可不像是我妈年轻时干的活，我要干得这样，早训上了，这次回来，一下发现老太太有些懒了，有点得过且过的意思，也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大了，力不从心的缘故。我把袖子卷起来，把抹布弄湿粘上厨房里用的碱面，仔仔细细地干了起来。我妈半天没听见我的动静，进来看我在忙，说：“不用打扫得那么干净，我都打扫过了。”

还没等我抬头说话，我妈又回去看电视去了。

上午打扫完厨房，我又把正屋的玻璃擦干净，炉子上炖的鸡浓浓的香气飘得满屋都是，中午的时候，我妈找个钢精锅盛上，装在网兜里，让我给卫民哥送过去。

卫民哥不在家，只有小崔和她妈在家，问起卫民哥，小崔说年前卫民哥班上忙，到晚上才回来。

从卫民哥家出来，我直接去了商场，我不想让我妈看出我缺钱，我买了猪蹄子猪肉糖果瓜子等一大包东西，本来想给我妈买件新衣服，想了想，没舍得。

鞭炮齐鸣乱哄哄的除夕夜，每个台都转播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可把我妈烦死了，吃过饭早早地睡觉了，电视机开着，根本听不见声音，都被外面的鞭炮声盖住了，我关了电视，坐在黑影里发呆，想着期限一天一天临近的十万元债务，心里发愁，再想，或许自己不是最难过的，卫民哥的孩子没了，滋味肯定比我还要难受。

这年过的！

初一的时候建军从老家打来电话给我妈拜年，顺便和我约好初五回去。我妈光看电视，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在家待得实在没有意思，初五一大早，我就收拾东西走了。

没想到建军比我回来得更早，前一天就回来了，心里都挂念着那巨额的债务，都歇不住。一回来，建军就把银行里所剩不多的钱都提了出来，收拾东西，去找年前和人谈的设备，赶在别人还没过完年之前提早动手占个先机。我和建军把希望都放在这台设备上，做成了，半年还款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建军走了，我守着店面，还债自己使不上劲，干着急。柜台里的东西都是那些医院里要货的来看的样品，几乎不可能有零售的生意，然而有一天下午，快关门了，一对出来闲逛的老头老太太进店里了，说不知道是卖什么的店，进来看看。原先也有一些人好奇，进来看看就走了，这次老夫妇却对展示柜里的东西看得很仔细，最后竟然要买一把做脑科手术用的脑垂体瘤镊，问我多少钱，我只知道卖到医院得一百多块钱一把，还真没零卖过，我和他们两个说这是做脑科手术的，个人买了没用。老头却执意要买，说是这把镊子细细长长的，老年人掏耳屎正好，我只好按一百元一把卖给了他们。等他们走了，我翻出进货单看了一下，一把镊子有三十多元的利润，虽然是杯水车薪，却也让我高兴了一阵子。

建军走了两天就回来了，这不是个好兆头，果然，建军说那台设备已经和当地一个领导的亲戚签了合同，尽管院长是希望给建军，可以多拿一些回扣，那边牵扯着有领导不敢要，这相当于院长就丧失了一次发财的机会，可是没办法。

我和建军愁眉不展，手里剩下两万多块钱，不知道该怎么用才能变出更多的钱来，继续做器械倒是稳妥，但时间来不及，做设备挣钱快，但是不知道信息，哪家医院该换了，哪家需要什么了，要跑，要往里搭差旅费招待费，钱搭进去却不一定就有收获，刚开始要靠运气去碰。

和建军聊起那天卖出去那把脑垂体瘤镊的事，我说把这间门头房利用起来，摆些生活中用的医用产品，纱布棉棒创可贴之类的，还有那些来铺货的保健品证件齐全的也可以代销，反正卖出去才付款，不占资金，也能充充门面，看着柜台满当当的好看。虽然指望这些还钱不现实，可是挣一点是一点，反正闲着，减轻一下负担也好。

建军不置可否，“你看着弄吧。”

转眼正月初九了，上班的上班，周边的商店也都陆续开门，慢慢的都正常运转起来了。建军还没想出个头绪，同学朋友之间开始轮番的请客喝酒，建军基本上不在店里，每天晚上都是醉醺醺的回来，倒头就睡。我知道他心烦，喝酒浇愁也情有可原，可是这么天天喝，又担心他破罐破摔，从此沉沦，心里暗暗着急。

店里来了几波铺货的业务员，我留下了一些货，摆在柜台上卖。比较靠谱的是一个本地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送来的一种孕妇的保健胶囊，每盒零售价九十八元，卖出她的回收价是五十五元，利润还不错，证件都齐全，很正规的进口产品，其他的就是一些南方人推销的计生用品，样式千奇百怪的避孕套，男女用的催情的口服胶囊，我犹豫了好久才收下的，尽管觉得不太靠谱，可是利润惊人，一盒成本价一块钱的避孕套，零售价卖到十块或者二十。

店里渐渐的有了一些顾客，虽然很少，但每天都有几笔生意开开张，让我没想到的是，来买避孕套的多是不远处一所商学院的学生，他们来了也不讨价还价，买了装口袋里就走，还有一次，来了两个女生，鬼鬼祟祟的，好像有什么事，在店里转悠半天，终于开口问我：“姐，你们这里卖不卖流产的药？”

我吓了一跳，连忙说没有。我们只能卖保健品，要卖药的话，要另外办一个审批更严的证。

两个女生扭头看门外没有人，突然掏出两百块钱塞到我手里，抓住我的手恳求我：“姐，你们干这一行的肯定能搞到流产的药，您帮帮忙，想想办法，给我们弄一些。”

虽然都是和医院打交道，但是器械和药品完全不是一回事，我都没听说过还有流产的药。“你们怎么不上医院？自己吃药肯定不行，哪有这种药？万一出事怎么办？”

“有，我们学校就有用的，求您了，您就帮忙问问，我们给您钱。”

我把那两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放在柜台上，让她们装好：“我劝你们还是上医院，吃药自己打胎我都没听说过，你们要听我的，就上医院吧。”

那两个女孩看我没有能通融的意思，失望的把钱收起来走了。看着她们的年纪，也就十七八岁，我和建军这个年纪的时候，拉一拉手心就砰砰跳半天，这才几年啊，社会就开放得这样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