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六个月，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开始恢复工作。我们仍然住在昆明，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笔译减少了，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我亦频频出差。

结婚后，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我一向做不惯闲人，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

那年七月，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桉。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他在吩咐他父亲的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让我家中等待四天，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其实他很想偷熘，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出山”了，纷纷请他吃饭，他实在无法抽身。

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

飞机准点到达。为了避免等行李，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手提、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家里什么都有，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

过关顺利，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没看见他。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

蓦然间，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

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一见到我，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出来。

居然是沥川！

我惊讶地飞奔过去，扑到他身上。

他将我用力一搂，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是什么旅游团啊？晒得这么黑？”

“不能用黑这个词，得用麦色。”

“好吧，晒得这么麦。”

“王先生，麦不能做形容词――”我打趣。

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大约是开会的缘故，他穿着假肢，只拿了一只手杖。

不是说抽不了身吗，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

“会开完了？”我问。

“没呢，我熘出来接你。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他拉住我的手，“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你可以天天打游戏。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活火山，还冒着烟呢。”

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央求我，我看着他连连苦笑。

沥川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一旦接了活就开始日夜颠倒、饮食混乱，忙起来的时候只记得不停地吃一种东西：吞拿鱼三明治。有我监督的时候他的作息还算正常，我会劝他不要太熬夜。这两个月我不在身边，他果然瘦了一圈。

沥川知道我不喜欢陌生的环境，尤其是会议、晚宴这类正式的社交场合。我对他在欧洲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看过一些他设计的建筑图片。cgp的总部就在苏黎世，结婚后沥川一直没上班，我只陪他参加过一次公司的年终晚宴。许多人操着蹩脚的英文和我聊天，我像只尾巴那样紧紧地跟着沥川，应酬几句便疲于应付，沥川常常主动将话题接过去。

我叹了一口气：“不用特意来接我，给我买张票我转个机不就成了？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比你早到三十分钟。”他微笑，“正赶上接你，早上的会我熘掉了。”

沥川的作风相当德国派，是非常有计划的人。大病一场之后变得容易改主意了，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没头脑的事儿。他这一趟一定赶得很急，差不多是争分夺秒的。我脑子一闷，想起以前他说过自己过海关的一些事儿。残疾人安检特别麻烦，特别是911以后的美国。尽管携带了各种证件沥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样，脱下鞋子检查。对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脱鞋是特别艰难的动作。脸皮薄的沥川每次讲到这里都要抱怨：“thisso embarrassing。（窘死我啦。）”穿假肢过金属探测器必然会响成一片，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检员他还被请入单间脱衣检查。经常旅行的沥川已习惯了这些程序，大多数机场人员相当和善，极个别人怀疑假肢里藏有炸弹他亦表示理解。这年头人肉都可以当炸弹，何况是假肢？

我四下一看，发现了问题：“咦，你的行李呢？”

“没行李。”他拍拍荷包，“就带了护照和钱包。”

果然是临阵脱逃，逃得这么仓惶，额头上全是汗。

我摸摸他的脸，心疼了：“累不累？”

“还好。”说罢，执意拿过我的行李箱，我没和他抢。

看看手表，沥川拉着我快步向候机厅走去：“不行，我们要上飞机了。”

到达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是下午两点。宾馆里面静悄悄的。沥川说会议下午是旅游活动，客人们都出去游览了。

用钥匙卡划开房间，沥川放下行李就将我按在门背上了。

“嗳――”

他堵住了我的口，深深地吻我，动作有些勐烈。我的头拧来拧去，险些窒息，在他的怀里挣扎。他放开我，给我时间喘息：“小秋，好久不见，你得乖一点。”

“不乖！要挑战你！”我嚷嚷道。

这话把他惹怒了。他大手过来一把按住我的头，气势汹汹地咬我的耳垂，将耳缘噙在口中，舌尖挑弄着。我又痛又痒，用力掰他的手，他抓住我的双臂，不让它们乱动，低头下来继续缠绵在我唇上。这次我配合了，绞着他的十指，很开心很放肆地吻他。脸颊厮摩着，鼻尖划来划去，他痒得笑出声来，顺从让我脱去他的上衣，解开腰间的扣带。带着薄汗的身体散发出一股杏仁的味道。我抚摸着他的腰，指尖划过小腹，他挺直的嵴背彷佛得了水的花茎在我手中渐渐仰起。我说，床上会舒服一点。沥川摇头。我说，那就在沙发上吧，他又摇头。

我们倒在坚硬的地板上。沥川从容进入，用额头顶着我的额，瞪大眼睛对我说：“硬木地板真硬。”

我不觉得痛，在他的挤压下轻轻喘气：“我们这样会不会骨折？”

“沙发会好受点，咱们不如去沙发吧。”他说。

“那你先放开我。”

“……下次吧。”

沥川的身上总有一股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他柔弱而又坚韧着抵着我，空调吹出一道冷风，天花板的风扇缓缓转动，房间里弥漫着地中海特有的橄榄味。我们犹如一对角斗士在纹理细腻的樱桃木上翻滚，听得见自己的骨头咔嚓作响，没什么花样，没什么技巧，就像最原始的野兽享受本能的欢愉。微凉的身躯变得发烫，汗水在身下打滑。沥川将我揽在怀中作最后的用力。一道奇异的颤动电流般充满了我的全身。

他放松下来，若有所思地抚摸我的脸。

我闻着他手指上的松木气息，轻轻地说：“沥川，这次我们可能会有孩子呢。我现在不是安全期。”

他的身子微微一怔。

沉默片刻，他摇摇头：“不会的。我接受过很多次放疗，腺体早已损伤了。活的精子会很少，你受孕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其实这话没结婚的时候沥川就说过，我一直心存侥幸。这只是无意地一提，顿时触到他的伤心处。

“没事没事，我才不在乎呢，”我连忙改口，“不一定非要我生，喜欢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领养啊！”

他躺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半天没说话。

我爬起来到卧室里找来拐杖，然后去浴室放水。

水放好了，我去找沥川，发现他披着睡衣斜靠在墙边仍在想着心事。

“水好了。”我搂住他，将脸贴在他的胸前。

“小秋，”他忽然低声说，“我也很想要孩子。”

我掩住了他的嘴，用手轻轻抚摸他身上那道细长的伤疤。

“对不起――”我喃喃地说。

除了医护人员和他的父亲，沥川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见过自己的伤痕。出事那年，他先是失去了母亲，紧接着失去了腿，之后一直放疗，失去了头发和胃口，身心承受着巨大打击。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伤疤很可怕，除我之外，不愿让任何人看见。

“小秋――”他的声音变得很严肃，“我们需要谈一谈。”

“你谈我听着。”

“不许胡闹，”他摸了摸我的头顶，“到沙发上坐着说。”

我老老实实地坐下来，沥川坐到我的身边。

“我得跟你说一说孩子的事儿。”

“说吧。”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我眼睛一亮。

“十七岁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考虑到未来的生育问题，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预先储存了一批精子。如果你执意想要孩子，可以试试ivf。”

“ivf？”

“in-vitro fertilization，中文怎么说？”

“体外受精，或者试管婴儿。”我开始算算数，“十七岁的精子，天啊，都过了十九年了，还管用吗？冰冻酸奶过一月就不能吃了呢。”

“一般来说，保存得当的话，精子的存活期有三十年。”

我的心一阵打鼓：“那……嗯……质量能保证吗？”

他扒在我肩上，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怎么知道？实在想要就将就着用吧。想想看，如果我是九岁得的癌症，咱们就彻底没指望了。不过，别抱太多希望，新鲜精子在你这个岁数体外受精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

我咧嘴傻笑，开始臭美：“啊……十七岁的精子，那就是十七岁的沥川啊！天啊！十七岁的沥川那可是如花一般的少年啊。”我承认我很花痴。我见过少年沥川打网球的照片，那样漂亮俊秀的男子，眉宇间充满了信心和骄傲。十七岁的沥川饱受疾病折磨，他再也没拍过全身照。我与他在昆明的合影便是唯一的一张。

“别高兴得太早，”他拧了拧我的耳朵，“ivf的过程很繁琐，你的情绪会大受折磨。”

他的笑容里藏着一丝抑郁，口气并不热情，甚至是清冷的。

回答得这么专业，他一定做过详细的研究。

我的心暗暗发寒。

――沥川不想要孩子，虽然他也极度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啊，一个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人，会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丧父之痛吗？

我笑了笑，没再说下去。

会议有正式晚宴及酒会。洗完澡后沥川带着我出去买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我们在大教堂广场以北的艾特街逛了一圈，吃了本地特产的柑橘和甜瓜，买了一包开心果。回到宾馆时，晚宴已经开始了。沥川将我一一介绍给他的同行，大家操着各种语言聊业界新闻，我一路陪笑着听下来，又吃力又摸不着头脑，还要跟各路大神应酬。过了一会儿，沥川终于理解地放开我的手:“honey，那边吧台里有咖啡和冰淇淋，你先去喝点什么，我聊一会儿就过来陪你。”

我如遭大赦般地逃走了。

吧台在大厅的西南角，我要了一杯当地的葡萄酒，轻轻抿了一口，果然香醇无比。过了片刻，一位栗发的欧洲女人走过来，要了一杯威士忌，坐在吧台的高椅上和我攀谈。

她很美丽，衣着考究，胸前的宝石闪闪发光。

“我是米芙。”她说，“我是建筑师。”

“我是小秋。”我说，“我先生是建筑师。”

她举目一望，笑问：“你先生是织田君吗？”

“不是，”我说，“我先生是瑞士人。”

我没提沥川的名字，因为我对建筑界太不了解，好不易寻了个空休息休息，不想和人大谈业界新闻。

“我是英国人。”

我微笑，这还用说吗？她的英伦口音太明显了。

“我来自中国。”

“你是台湾人，对吗？”

“不是，我来自大陆，云南。”

“你看上去像台湾人，”她显然没听说过这个地名，“你的衣服很漂亮。”

“你的也是。我喜欢你的披肩。”

“嚯，真有眼力，相信吗？这是从柬埔寨买的，手工织的。我见到它第一眼就迷住了。”她展开披肩比划，“这会开得真没意思，全是男人，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亲爱的，相信我，男人们互相吹捧起来比女人还要肉麻。”

真幽默，我不禁问道：“难道你是这里唯一的女建筑师吗？”

她笑很得意：“对啊。英国的注册建筑师有百分之十二的女性，美国只有百分之九。实际上大学里建筑专业的女生占百分之四十。奇怪，这些女人毕业之后都到哪里去了？”

我捻着酒杯说：“多半是嫁给建筑师了。”

“亲爱的，你住在瑞士的哪个城市？”她说，“我和瑞士的好几家设计公司有合作，没准和你先生认识呢。”

“我先生是alex wong。”我指着沥川的背影,“那个黑头发的。”

她吸了一口气，瞪圆了眼睛：“ohgod。你是alex的太太！”

“是啊。”

“alex就是为了你藏在中国整整一年不出来！”

“我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他愿意在中国陪着我。”我没提他生病的事儿。在国外谈他人的疾病是社交的一大忌讳，沥川有癌症的事儿也只有极少的几位朋友知道。

“alex是我见过的最不好打交道的男人！”米芙半笑含嗔，“我勾引了他很多次都没得手。他只请我喝过一杯酒，第二天照样和我抢生意。也不是很大的生意，我说alex，这次你让我一回，他说对不起，我看中了一枚戒指。”

她指着我的手说：“这戒指一定就是那笔钱买的，xxxx年，对不对？我吐血三个月画出来的图，累得差点胃穿孔，最后给他夺了标，alex这坏小子，次次打破我的计划，我要找他算账。”

其实戒指是沥川和我第一次分手之前在瑞士买的。那时他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以为不过是例行检查，就专程到一家珠宝店买了这只订婚戒指。结果医院的一个电话粉碎了他的希望。他说当时一听就傻掉了，几乎不敢相信老天会有这么残忍。医生说最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他恨不得立即去死。

我其实对沥川离开我的那六年有很多的好奇。他的心境、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治疗……数不清的疑问。可这也是我们俩最伤痛的一段时光，想必沥川对我也有同样的好奇。

可是我们居然默契地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让它一直处于未开垦状态。

闲谈间沥川会偶尔透露一些真相。比如知道病情复发的那天他痛苦不堪，独自坐在苏黎世河边沉思，然后去教堂呆了一夜，虔诚祈祷。收到确诊的电话之后他被霁川和rene强拉去滑雪。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高山上冲下来，在速度中寻求死亡的感觉。回到苏黎世医院，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治疗方桉，即便是专家看来也没什么胜算。而他居然又奇迹般地从死神的怀里逃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