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天分别是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真正的年尾。
除了cgp,这个城市里所有人都已开始过节。街道上“大清仓、大甩卖”的喇叭一声高似一声。每个门面都张灯结彩。路上的行人是悠闲的,穿着亮眼的服装。
我忽然意识到,那天去机场接机,竟是圣诞的夜晚。没有任何人提醒我,所有人都忘记了。是的,在温州出差的都是cgp的中年骨干,在他们年青的时候,圣诞还不是一个中国的节日。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春节前结束这场投标战役,拿到丰厚的年终奖,回到妻儿的怀抱。为此,所有的人都猫在这个孤零零的高级宾馆里,隔离尘世,忘我工作。
我自然也不例外。
这三天我都在房间里翻译图纸,平均每日睡眠不到四个小时。时至今日,百分之八十的图纸和设计说明都已出来。成卷成卷地堆在我的床上。沥川的设计任务最重,速度却最快。当然最后几张是霁川根据他的草图重新画过的,毕竟是兄弟,配合得天衣无缝。甚至于两人的英文书写体,都看似出自一人之手。
c城改造的主体建筑是座落于西城区山角下的c城大剧院,属于青涟山庄的主建筑之一。也是总投资中耗资最大的建筑。江浩天的原设计是开放式的玻璃结构,远远看去,像自由女神的头冠,或者说,像一朵怒放的向日葵。就连我这个外行一看,都觉得十分醒目亮眼。而沥川的设计却是封闭式的钢结构壳体,很简单,看不出什么具体的形状。有点像颗巨大的鹅卵石,带着天然的水纹。上面是异常光滑的玻璃表面,浅灰色,像一面镜子,倒映出天上的云彩。而剧院周围的一大圈附属建筑,也是类似“小卵石”般的设计,从鸟瞰图上看,就像一排散落在海滩的鹅卵石,又像银河中的行星,自然而神秘、典雅而恢弘、与周围的山水融成一体、互相呼应,体现了他一向倡导的生态、环保和节能理念。我十分喜欢,觉得虽不如江总的设计那么打眼,却有一种返朴归真之趣。
可是,不看好这个“鹅卵石”的大有人在。人们在背后给剧院起了个外号,叫“石头”。吃饭时我听见几位设计师悄悄地嘀咕,说沥川从来不是pomo,为什么这一次变得这么后现代?又说投资方那边的老总,c城的市长谢鹤阳固执而古板,相当不好打交道。他会接受后现代方案吗?此外,cgp最强的竞争对手,是佳园的首席设计师田小刚,著名的古典园林设计专家。他其实是江浩天的师兄,出道早,名声大,对江浩天的风格了如指掌。上次厦门工程,他的设计以一票之差输给了cgp,这回铆足了劲要来报仇,不惜花大价钱偷情报。
标书要求所有的文件必须是中英两份。直到三十一号的早上,我才完成了手中所有的翻译。之后,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检查、修改、润色,然后交给江总复查,再由江总交到绘图部打印。
交接了手上的工作,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我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碗敲鱼汤,薄薄的黄鱼片,伴着切成细丝的香菇和火腿,一碗下肚,脸上的汗气就出来了。我想起了沥川。沥川喜欢吃鱼,也喜欢喝汤。广东人的鱼片粥他也很喜欢,不知道他尝过敲鱼汤没有?我跑了厨房去问厨师敲鱼汤的作法,才知道要做得好吃非常麻烦。最好一次做一批。管他呢,我拿只笔把食谱记下来,准备带回北京后好好研究。把它变成我的拿手菜。
可惜沥川还住在医院里。听说给他安排的是“高干病房”。因为霁川怕他的伤口止不住血,又怕感染,硬要他留在医院里“观察”。病房屏蔽一切手机信号,但有专线可以上网。我知道沥川非常忙,估计像我一样,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我给他发过一封简单的邮件,问他好一点没有。对于这个问题,他一个字没回,回给我的是三个附件,点开一看,是三张图纸。这是他来温州之后对我的一贯态度,公事公办,止谈风月。不管他,心里甜蜜蜜的。他肯跳垃圾箱,我幸福还幸福不过来,抱怨什么。
接下来,我美美地睡了一个午觉,五点钟时,张庆辉忽然打电话过来:“安妮,晚上资方的新年酒会,你参加一下。你能喝点酒吗?”
“能啊。”我除了烟瘾,还有酒瘾,试过一次大麻,怕坐牢,不敢吸毒,算得上五毒俱全。沥川不过是只发现了一样而己。
再说,朱碧瑄的酒量那么好,作为她的下一任,我能比她差太多?
“你守在王总身边,他不能喝酒,一滴也不能。盛情难却的时候,你替他挡一下,行吗?”
“没问题。”
“其中有位谢市长,是关键人物。他有很重的温州口音,我听起来都困难,王总肯定听不懂。你翻译的时候小心点。”
我的脸一下就白了。我也听不懂温州话,不光我听不懂。听说在这里住了三年的外地人,也多半听不懂。
“他的温州口音有多重?”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你说,会有多重?”张庆辉在那一头说,“而且,他是行内人,清华建筑系的。所以,王总的名字他听说过。”
“哦!酒会几点开始?”
“六点整。资方上午才通知。你准备一下。我们这边就去四个人,江总,王总、我和你。你坐江总的车子,我去医院接王总。我们在酒店门口见。”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我挽了一个小小的发髻,上面插一根紫色的木簪,很郁闷地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旗袍。除了胸之外,我的曲线尚可,胸的问题也好办,纹胸一戴就垫高了。那旗袍紧紧地包着我,显得我瘦骨嶙峋。我想把自己打扮成古典动人的林黛玉,好让那些逼我喝酒的人于心不忍。
坐在江总的车子里我还在复习《温州方言大全》:“了了滞滞”就是“清洁干净”;“云淡风轻”就是“轻佻”;“勿俨三四”就是“不正派”……等等,等等。到了酒店的大门,我发现cgp的“头粒珠儿(温州话:老大)”沥川同学和张庆辉已经等在那里了。
在正式场合沥川习惯穿纯黑色的西装,手拿一根赤色手杖。黑色衬衣、黑白相间的领带,衬着他那张瘦长的脸、高高的额头、挺直的鼻梁和倔强的下颚,看上去十分硬派。其实,沥川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眼睛。无论外表看上去有多么冷酷和刚强,他的目光非常纯净,不含一丝杂念。在他的眼眸深处,隐藏着一股近乎教徒似的虔诚和深情。
在这次参加竞标的设计师中,三十一岁的沥川最年轻、最知名。他在公共场合是著名的冷面郎君,寡言少语、非常矜持。所以我看见沥川的时候,他的情绪和表现都已进入到了“公共状态”。他看见我,眼波微动,迅速恢复原状。
“二位没有久等吧?”江浩天说。
“没有。”
“王先生的身体好些了吗?”江浩天上去和沥川握手。
“已经好了。”
在大厅的接待处,沥川在众目睽睽之下,帮我脱下大衣,连同他自己的风衣,一起交给服务员。我有点不自在,觉得在场的很多人会误会我是沥川的太太。所以,沥川每次和人握手,我都不忘记上前解译:“我是安妮,王先生的翻译。” 毕竟来的人,大多是业界同行,大家彼此都认识。所以,很多人都笑着反问:“王先生中文那么好,还需要翻译吗?”
当然,也有几个人误会我是朱碧瑄,握手的时候叫我朱小姐。这回轮到沥川一个一个地解释:“这位是谢小姐,我的新任翻译。”
我们一路寒暄下去,一直走到靠近酒桌的地方,便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方脸男士,被一群设计师如众星捧月般围在当中。江浩天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向沥川耳语:“那位就是c市的市长谢鹤阳先生。”
谢鹤阳因为长得一张又黑又方的脸,外号“鞋盒”。当然,没人敢当面这样叫他。沥川拿了一杯水,在旁边慢慢地喝,见谢鹤阳身边的人散了几个,腾出点空位,才带着我健步而上,自我介绍:
“谢市长,您好。我是王沥川,cgp的设计师。”
“哦!王先生!”谢鹤阳从容而不失热情地和他握手,“久闻大名,缘悭一面。”他说的还算是普通话,只是话音里果然含着浓重的平舌音。沥川的脸上是客气的笑容,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我马上将这话译成英文。
“不敢当。”沥川回答,“我是外邦设计师,才疏学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十分仰慕。”
我默默地看了沥川一眼,有些惊奇。不敢相信这极度斯文得体的句子,竟出自只认得九百五十个汉字的沥川之口。
果然,谢鹤阳硬邦邦的脸上笑容忽现:“王先生过谦了。我年轻的时候,建筑界的泰斗王宇航博士曾应邀到清华讲学,陪同人员中,我忝在其末。听说他也是瑞士华人,不知王先生可否认识?”
“那是家祖父。”
“我记得那时,陪着王先生一起来的还有他的长子王楚宁先生,我们年纪相当,相谈甚欢。楚宁先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非常古雅,也是知名设计师。”
沥川微微颔首:“那是家父。”
“王先生的一家是什么时候到的海外?”
“大约在清朝末年吧。”
“该不会是前清遗老吧?”一直站在谢鹤阳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忽然插口。
沥川淡淡地道:“不是。从宗谱上说,我们属于琅琊王氏,是纯正的中原血统。”
谢鹤阳道:“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佳园集团的总设计师田小刚先生。”
“田先生,好久不见。”
“你好,沥川。六年不见,你怎么好像从中国消失了?”
“怎么会?我的公司还在这里,关键的时候,会时时过来照应一下。”沥川顿了顿,又说:“谢市长,田先生是本地资深设计师,占着天时、地利、人和。cgp虽是海外兵团,却同出自中华一脉。评审的时候,谢市长不会厚此薄彼吧?”
谢鹤阳哈哈一笑,连连摆手:“哪里,哪里!cgp有非常雄厚的设计实力,c城区改造将会成为温州对外开放的模范工程。我们非常欢迎海外公司参加竞标。放心放心,竞争绝对平等。”
三人在一起寒暄了十分钟,谢鹤阳便被另一群人围住了。我在一旁口译,只觉得唇焦舌燥,便到一旁的酒台上找饮料。沥川一路跟着我。
“纯正的中原血统?”我调侃,“五胡乱华之后,还有什么血统是纯正的?”
“吓唬吓唬人而已。纯正是真谈不上,”沥川双眉一展,“比如说,我外婆就是地道的法国女人。”我看着沥川脸,心中释然。难怪沥川既有一副十足的国人长相,又有异常分明的面目轮廓。
接着,他又补充一句:“那个田小刚来意不善。我怕他与谢鹤阳有什么暗箱交易。听说这里不少官僚挺**的。”
“别担心,现在国家纪委的打击力度挺大的。这么大的工程,多少人拿眼盯着。真有**查出来,定是全军覆没、满门抄斩。”
然后,这个人看着我,一脸疑惑:“什么是‘纪委’?什么是‘打击力度’,什么是‘满门操斩’还有……什么是‘天灾**’?”
“天灾**?”
“那个谢市长不是说,陪同人员中,有天灾**?那句话我没听懂。”
“我不是翻译给你听了吗?”
“你的翻译我也听没懂。”
抓狂了。我几乎要跳起来:“为什么我的翻译你听不懂?难道我翻得不对?翻得很差?”
“不是不是……你今天穿着好看的旗袍,听你说话我有点走神。”
“不是‘天灾**’,是‘忝在其末’。这是谦辞,他说他自己虽不够格,但也在陪同之列。”我没好气地解释。
“好吧。回去你把这四个字写给我认。”
我叹了一口气。难怪沥川需要翻译。我一直以为是多此一举。看来,不要翻译,还真不行。
我们一人端了一杯红酒,站在酒台旁边。
建筑界真是个男人的世界。放眼望去,整个大厅人头涌动,却没看见一个女设计师。我正想就此发表一顿感言,沥川却问了我另一个话题:
“小秋,你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劳伦斯吗?”
“不全是。你对这个感兴趣?”
“我对英国文学一直很感兴趣。”
“我做的是西苏,西苏和乔伊斯。”
“乔伊斯我知道。西苏是谁?”
“hélène cious.”
那是法语名字。看来,是我的发音有问题。他显然也听说过西苏:“cious是法国人。你不是英文系的吗?”
“cious自己是英文系的,和我同行。乔伊斯专家。”
他点点头,接着说,“那么,你做的是法国女权主义?”
“嗯。是不是很吓人?很前卫?”
“不吓人。你看,你是女人,我是残疾人。我们都是边缘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我笑了,觉得这话挺逗。沥川的文学趣味甚高,自称喜欢读high-modern时期的小说。我不禁又问:“你读过西苏吗?”
“只读过 le rire de la méduse ,也就是the laugh of the medusa.(美杜沙的笑声)”
“我做的就是那一篇。”
他看着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不对吧。六年过去了,你怎么看上去,思想一点也不解放呢?”他连连摇头,“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弄懂女权主义的精髓。——你的学问白做了。”
“我怎么不解放了?我挺解放的!” 我的嗓门高了,受到挑战了。
他不说话了,低头叹气。
“那你说说看,我要怎么样,才是解放的?”
“我若说了,你会不会把酒泼在我脸上?”
“不会。”
“六年前,我已经说了再见,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发邮件?”
“我……我又没发多少。”我喃喃地嘀咕,有点气短。
“三百四十二封,算很少吗?最短的三十个字,最长的一万两千字。全部加起来,等于一部长篇言情小说。我不敢相信,你在写这些信的同时,居然还在研究女权主义。如果我是cious,听说了你的举动,非羞愧死不可。”他看着我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口气十分认真。
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有点奇怪。沥川对我一向体贴,也很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方式。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今天——除夕之夜——选择在这种公共场合羞辱我。
“嗨,沥川,说说看,”我不动声色,“你喜欢读我的信吗?”
“还行……借助字典。”
“那不就行了。”我呡了一口酒,“我对你的感情,超越了任何主义,包括女权主义。其实,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个专门名词。”
“什么专门名词?”
“情圣。”
一句话逼死了他。他终于没话说了。
于是,他笑了笑,转移战场:“讨论暂时结束。我想,那位老太太需要我的帮助。”
说着,他转过身去,帮助一位企图要拿一大瓶可乐的老太太:“老太太,这个瓶子很沉,您放着,我来替您倒。”
那老太太有八十岁的样子,头发稀疏,穿着件手绣的唐装,很齐楚,像是富贵人家的老人。沥川给她倒了一杯可乐,问她还要什么。老太太说:“年轻人,劳驾你给我拿那块蛋糕。”
远处一个高脚盘子上放着一个两层的蛋糕。没有人吃,因为大多数人以为这是饭后的甜点。沥川伸出长臂,拿出餐刀,毫不客气地切下一块,放到小碟子上,递给老太太。笑眯眯地问她:“您要不要水果?这里有西瓜和葡萄。”
“西瓜来几片,葡萄也来几粒。”老太太看他的眼神有点怪,一副异常疼爱的样子。
沥川给她端了一盘子的东西,带着她,给她找了一个座位,放到她身边。
“年轻人,你的腿为什么是跛的?是受了什么伤吗?”老太太笑咪咪地问。沥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完美的,除了他的腿。所以,我觉得,老太太明显是在利用自己的年纪和沥川套近乎,她的眼光很不纯洁。
“是……车祸。”沥川的神态略微有些尴尬。然后,他又很认真地伸手过去,和老太太握了握:“我叫王沥川,是cgp的设计师。”
老太太很爽朗地笑了,她的假牙看上去又白又整齐。我生怕她笑了一半假牙会掉出来。正这么想着,只听得“叮当”一声,她的假牙真的掉了!
#¥%……!
我和沥川同时伸手下去,沥川手长,眼疾手快地从地上拾起来,轻声道:“老太太,您在这里稍等,我去去就来。”他从旁边拿了个一次性的纸杯,去了洗手间。
老太太倒是无所谓,瘪着嘴对我说:“小姑娘,那位王先生,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老奶奶,我是他的翻译。”
没有假牙,她说话尽漏风。
“怎么,他是外国人吗?”
“是瑞士华人。”
“哦。他很可爱呀!”
“是啊。”
“难道你没看出来,他很喜欢你?他身体这么不方便,没有手杖都站不稳,你明明就在旁边,他也不让你代劳,自己那么辛苦地替我拿东西。”
我觉得,老太太是在变相地批评我。赶紧解释:
“王先生非常自信、也非常能干。如果他需要帮忙的话,会和我说的。”
“你奶奶我阅人无数,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都见过。相信你奶奶的眼光,这绝对是个好男人。”
我心花怒放,笑得阳光灿烂。
沥川走过来,将洗干净的假牙放在杯子里递给老太太,顺手还递给她一张餐巾纸。老太太用纸掩了面,戴上假牙,向我们回首一笑,灿如白雪。
她伸出手来,和沥川握了握,说:“我姓花,叫花箫。我是画画的。”每一个字都以h开头,我很紧张地看着她,担心她的假牙会再次掉下来。结果,她说的话我没听清,以为她叫花椒,想笑又不敢笑。
沥川很有兴趣地问:“老太太,您是画国画还是油画?”
“我这么老派,当然是国画。”
“评委里有一位画家,叫龙溪先生,也是画国画的,您老认识吗?”
“认识,他是我的学生。”
我的心一沉。评审团里的确有位大名鼎鼎的龙溪先生,浙派传人,毕业于浙江美院,在画界非常有声望。那么,这老太太一定大有来头。
然后,沥川忽然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忙说:“对不起。”
在和老太太谈话时,他随手拿了一个点心,吃了一口。大约是吃坏了。接着,他又咳嗽了一声,这次来得太急,竟来不及转身避开。
“i am so sorry. it happened before i could stop it.”
绅士作风又来了。我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弄明白,他是在为刚才的咳嗽再次道歉。
我在心里暗笑。那老太太和沥川真是一对儿。一个太粗心,假牙掉了也不在乎,照样说话;一个是太小心,咳嗽一声,道歉半天。
“老太太您慢坐,我陪王先生去一下休息室。”我拉着沥川,一阵风地走了。
我们一起走到餐厅外的偏厅。沥川用手绢捂着口,还在不停地咳嗽。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那碟子里的东西有芥末,你一向不吃的。这回怎么忘了?”
“我怎么知道那是芥末?”
“那你好些没有?”我有些担心了,“不如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酒会都没有开始。”
“说到底,竞标靠的是实力和设计。酒会上表现得再好也没用。”
“这话在国外说没错,在这里说我可没底。何况,是江浩天来找我帮忙的,我现在走,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太不给他面子了。”
沥川是被江浩天一个电话叫来力挽狂澜的。可是,那个田小刚和谢鹤阳一直站在一起,态度显得比一般人亲密,不得不让人感到气馁。沥川在近十天的功夫里又是考察现场,又是测量工地,还大搞文化研究,真可谓全力以赴,志在夺标。他的压力,其实最大。
“我说,回瑞士之后,你应当写一篇论文,题目是:‘一个外国设计师在中国的困惑。’”
他抬头看着我,忽然笑了。
我凝视着他的脸,感觉有些晕眩。这是六年来我朝思暮想的笑容。此时如优昙乍放,令我几乎有了向佛之意。
他站起身来,我忽然发现他的手腕上,还缠着纱布。难道,那道伤很深吗?三天了,还没有好?
“沥川,你的手——”
他打断我的话,忽然说:“小秋,明天就是新年。你能不能新年有新的气象?”
“这是啥意思?”
“你能不能将女权主义进行到底?”
“不能。”断然拒绝,尽管我已猜到我的幸福正在急转而下。
“just let it go, please.(让这一切都过去吧!)”他凝视着我的脸:“我求你。”
“no.”
我觉得,他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冷酷。和六年前我们分手的那天一模一样。
就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要来中国。
就算cgp拿到了这个标,就算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沥川。对他来说,这也是个不值一提的数目。他犯不着为了这笔钱,放弃手头的工作,放弃在医院的疗养,不远千里地来到这里。
他来这里,只因为二十天前,我在一次大醉之中,又给他的老地址发了一封邮件。上面写了五个字,后面跟着一串惊叹号:
“沥川,你回来!!!”
那是在我们中断联系三年之后,我发给他的第一封邮件。发完了我就后悔了。实际上,那封信在三秒钟之后就弹了回来。系统显示说,对方地址拒绝接受这个邮件,系统将继续尝试投递云云。
所以,他回来了。因为我居然还没有忘情,因为他有义务,要在这个除夕之夜,向我做个了断。
我的笑容消失了,脸在瞬时间变得惨白。
“我已经定好了回苏黎世的机票。presentation之后,马上就走。”
我冷笑,向他伸手:“机票在哪里?给我看看。”
他真地从荷包里掏出一张纸票给我。
我三下五除二,将票撕了个粉碎:“机票没了。”
我承认,我疯狂了,我绝望了,我暴力了。这一次,我不能再让沥川离开我!
“是电子票。”他说。
“那么,这次,又是永别?”我垂下眼,颤声说。
“you need a closure.(你需要一个了断。)”
“告诉我上次你离开的原因。”
“……”坚固的沉默。
“沥川,你是不是,得了很重的病?”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你知道,无论你得了什么病,我都不会在乎。我不在乎你只有一条腿,也不会在乎你有什么病。”
“我没得什么病,不必为我担心。”
“那么,我要你看着我眼睛,”我凝视着他的脸,“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对我说:你,王沥川,不爱我。”
他低头沉默,片刻间,又抬起头,看着我的眼,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是的,小秋。我不再爱你了。我希望你我之间的一切,在新年到来之前,完全结束。我希望你彻底地忘记我,对我不寄任何希望,再也不要给我发邮件。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的心在一点一点地缩小,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硬核。
我说:“我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可以结束一切。不过,你得留在北京,留在cgp。”
他看着我,研究我的表情。然后说:“留多久?”
“留到我说你可以走为止。”
“在此期间,你能否保证,我们只是普通同事关系?”
“我保证。”
“那好,我答应你。”他说,“but you must move on.”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冷冷地站起来,说:“对不起,我需要去一下洗手间。”
我快步走进洗手间,关上门,坐在马桶上,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搞什么女权主义啊,我对自己说,对于沥川,我除了哭,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在马桶上抽噎,神魂俱断、万念如灰、以为一个小时可以止住。等我终于哭完,颤巍巍地从马桶上站起来,已经过了五个小时。我用光了马桶旁边所有的草纸,等我来到洗手池根前,看见镜子里面的我满脸是水、披头散发、双眼肿成了两个巨大的核桃。而我的眼泪,还没有止住,还在不停地往外流。我抱了一大卷草纸,不知怎地,悲从中来,呜呜咽咽又在门边哭了二十分钟,终于不再哭了。便用围巾包住脸,低头走出宾馆的大门。
有人走过来,帮我穿上了大衣。
我们默默地走到汽车旁边,他拉开车门,我迅速地坐了进去。
我的心在深夜冰凉的空气中渐渐镇定。
那人轻叹一声,俯身下来,替我系好安全带。
在那一瞬间,我忽然说:“沥川,我要摸摸你的后脑勺。”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我像考古学家那样,用手按住他的头,将他的头盖骨细细地摸了一遍。
他关上车门,坐到我的身边。
“为什么要摸我的后脑勺?”
“我想知道你的脑袋是什么材料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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