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第一个开创，是实行：“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乡六个，每乡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他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实行‘四民分业’，是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但是儒家在继承了管仲的‘四民分业’后却认为这存在尊卑，可悲可叹，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管仲的第二个开创，是“贸易自由”。

管仲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

对内，管仲取消了过路税，只在出售的时候征收一次税赋；对外，空车来的不征税，徒步背东西来的不征税，甚至驾车来的商人还可以免费享受伙食。

此外，齐国几次会盟诸侯，都会与各国达成关税协定，降低关税。

这导致了齐国商业的极度繁荣和商人的活跃。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管仲的第三个开创，是“宏观管制”。

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

在对外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管仲的第四个开创，是“寓税于价，盐铁专营”。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但需要注意的是，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管仲的第五个开创，是“鼓励消费”。

对于古人来说，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甚至发明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让人惊叹。

管仲的第六个开创，是“以商止战”。这也是管仲最为后世所漠视的治国思想。

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以上六点，就是管仲开创的思想。

对后世的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学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来，后世华夏除了‘四民分业’这一政策实在是没有办法继承以外，所推行的有效政策几乎都与管仲的政策类似；而凡是违背管仲政策的，基本上都不成功。

并且管仲的以上政策，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是全世界最早提出来的。他本人，是一个很类似于，不对，应该说是凯恩斯很类似于他，的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

但是历代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使用了儒法结合的治国思想，而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和管仲的思想都不兼容，管仲这些伟大的政策，除了‘四民分业’和‘盐铁专营’以外，全部被统治者所漠视，何其悲哉！

允熥在看到杨子荣殿试的策论后，忽然想起了管仲这个人，所以专门找出了《管子》一书和《国语齐语》中有关管仲的片段，这才发现了这个被埋没的千古第一明相。管仲明明是千古第一明相，论历史贡献，比晏婴、诸葛亮、萧何、张良、谢安、房玄龄、杜如晦、张居正等要高得多，但是在历史上却只与乐毅并称！

允熥在看完了有关于管仲的记载之后，马上就决定：‘在官员中弘扬管仲的伟大思想，并且要弘扬到县一级，反正当年连孔子都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官员们也不敢公开反对。’

‘那些死脑筋的人朕也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脑袋灵活的官员自然会明白允熥的想法，投奔过来。’

所以他在布置黄淮清查妓馆之前，就已经开始着人整理管仲的有关记载，在前几天正好整理完毕，形成了‘《管子》集注’一书。里面大多数批注他虽然并未写明批注人，但都是他批注的。

解缙就是参与了管仲有关记载的整理者之一，所以他很清楚允熥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