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来举手答道:
“我觉得,回应超车的方式至少有两种。
第一种,可以加速超过对方,‘教训他一下’,但被教训的人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之前超车了于是这一行为构成了挑衅。
他们也不一定会接受你的‘指教’,而且即便接受了,这么做也不太可能会给你带来任何长期利益。
第二种,也可以选择利用‘非正式’的交通信号,比如竖中指。
或者按澳大利亚目前正流行的做法,向对方竖小指,因为澳大利亚道路交通管理局的一则广告称,超速或野蛮驾驶是一种缺乏自信的矫枉过正的做法。
如果对方注意到了你的行为,你会感觉自己胜利了,但如果对方又竖起一根中指回敬你呢?
最后,就算我们想对不文明的司机表示不满,信息往往也无法送达。
而我们依然会为此抓狂,但却没人会看到。
回答完毕!”
薛老师微笑着点点头,接着说:
“嗯!回答不错!
卡茨认为,我们在驾驶室里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表演,愤怒地‘上演道德的戏剧’,我们扮演其中蒙冤的受害者和‘复仇的英雄’,但这往往会招致更惨烈的交通事故。
仅仅咒骂对方还不够,我们还会变得愤怒。
‘愤怒的司机成了一名魔术师,’卡茨说,‘被自己的魔法蒙蔽了双眼。’
不知道同学们平常注意过这种情况没有。”
大家纷纷微笑着点头道:
“注意过!是的,是这样子!”
“嗯!很形象!很生动!”
“魔术师,有意思!”
……
薛老师接着说:
“卡茨还指出,作为这出‘道德戏剧’的一部分,为了赋予这次遭遇一个‘新的意义’,我们有时会试图在事后搜集一些关于不文明司机的信息(比如加速凑过去看看他们的长相);
与此同时在脑海中设想,恶人可能会是谁(比如女性、男性、青少年、老年人、卡车司机、共和党人、‘打电话的傻瓜’,或者,如果都没猜对,那就单纯是‘傻瓜’),最后再给戏剧编造一个合适的结尾。
这就好比道路版的‘基本归因谬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意思是人们倾向于将行为归因于个人的内在特质;
同时,基于“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我们又往往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特殊情境下的无奈之举。
一般的人大概从未从后视镜里看着自己,心里嘀咕着‘蠢货司机’。
心理学家认为,行动者观察者效应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个体希望更好地掌控当前的复杂局面(比如开车)。
另外,训斥超车的‘蠢货司机’,比全面分析导致这一行为的各种成因要容易得多。
就连对交通方式的选择,似乎也深受基本归因谬误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当骑车人违反交通规则时,汽车司机会认为他们鲁莽且无法无天;
而当汽车司机违反了交通规则时,别的司机则往往认为他们是受环境所迫。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愤怒似乎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身份感又一个被交通吞没的人类特征。
司机被弱化成一个品牌(最多是个大致的刻板印象),或一串没有名字的车牌号。
我们在这片匿名的海洋中寻找点滴意义:想想看,每当看到和你车型相同的车辆或归属地相同的车牌时,你是不是有种略带惊奇的喜悦?
(一些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待与自己生日相同的人往往更友善。)
一些司机,尤其是米国司机,想通过个性化的车牌来彰显身份,这无疑是徒劳的。
不过,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你真的希望用区区7个字母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吗?
况且,你为什么想向一群不认识的人证明自己是谁?”
这时,严明理同学举手道:
“薛老师,我觉得吧,米国人似乎热衷于在昂贵的汽车上粘贴廉价车贴。
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子女天资过人,诙谐地告诉人们‘我的另一辆车是保时捷’,或巧妙地暗示自己经常去某地度假(比如mv)。
这种行为似乎只有米国人热衷,很少会有德国人开着贴有诸如‘我是德国人我自豪’此类车贴的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
在任何情况下,在路上向他人昭示自己的身份都会带来诸多问题,因为司机将自己的身份意识转移到了车上。
是不是这样子啊?”
薛老师笑着答道:
“按照卡茨的说法,我们成了‘半机器人’。
汽车成了我们的自我。
‘开车时,你将自我意识放大,’卡茨说,‘前方几百码开外的地方有一辆车变更了车道,你立即感觉自己被加塞儿了。他们没有碰到你,也没有碰到你的车,但你得调整方向盘,并且加速、减速,由此,你放大了自我意识。’
我们会说‘别挡我的路’,而不是‘别挡我和我车的路’。
似乎只有司机会受到身份意识的困扰。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乘客很少像你一样被这些事情激怒,一旦发生纠纷,一些喜欢指手画脚的讨厌乘客甚至会说是你不对。
这可能是由于乘客看问题的角度更客观。
他们没有将自己的身份意识和车绑在一起。
分析司机和乘客在模拟驾驶过程中的大脑活动,研究人员发现二者被激活的神经区域不同,他们实际上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没有乘客的情况下,司机在驾驶速度和保持车距方面更加随意。
仿佛如果没有旁人,就没有任何羞耻感,他们便会委身于汽车。
就像许多其他日常烦恼经常会被写进歌词一样,查莉莱特(chely wright)那首脍炙人口的乡村歌曲《我的越野车保险杠》(the bumpermy s.u.v.)就简明扼要地将这一情形展现了出来。
歌曲中的主人公抱怨道,一位‘开小型货车的女士’看见她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车贴,便向她竖起了中指。
‘她自以为明白我的立场/她自以为明白我的信仰,’莱特唱道。
就因为越野车上贴了一张米国海军的车贴吗?”
何建国举手回答道: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围绕身份产生的苦恼主人公苦恼于自己的身份被他人妄加定义。
然而,她可能也有些反应过度除了越野车上的车贴,难道还有其他途径可以了解你的立场和信仰吗?
况且,如果你讨厌被归类,为什么当初要贴这种容易被归类的车贴呢?
在没有任何明显人格特性的情况下,车贴的确传递了许多信息。
回答完毕!”
薛老师说:
“嗯!回答得不错!
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实验证实了这一点。
加州黑豹党和警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在实验中,15名受试者在车型和外观各不相同的汽车尾部贴上了醒目的‘黑豹’车贴。
这组人在过去一年里都没有因为违反交规而被处罚,但贴上车贴仅仅两周,他们就被处罚了33次。
有种观点认为,给汽车粘贴明显标记的人或因妨碍交通而被区别对待。
针对此种观点,有人倡议在车牌上打上‘红字’式的特殊标识,比如,俄亥俄州有人建议在车牌上标明性犯罪者的身份,澳大利亚则有人建议使用‘hoons’(恶棍)一词来代表野蛮驾驶的司机。
被冒犯的主人公做了几个假设。
首先,她假定对方因为车贴而向自己竖中指,而实际上可能是对方认为她开车太野蛮。
另外,会不会是因为她开着一辆越野车四处游荡,严重污染环境,将行人和其他司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并且加深了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
其次,歌词中提到‘开小型货车的女士’,并与后来提到的‘私立学校’联系在一起,这其实赋予了小型货车司机一个负面的刻板印象:
小型货车司机比越野车司机更精英主义。
这其实说不通,因为越野车通常比小型货车贵。
所以主人公凭主观臆断指责小型货车司机,但自己却犯了同样的错误。
路上的第一印象往往也是唯一印象。
和美剧《干杯酒吧》里的酒吧不同,路上的人互不相识。
匿名性就像一剂特效药,带来了一些古怪的副作用。
一方面,由于我们感觉没人看着我们,或者说没有熟人在看着我们,车内空间便成了自我表达的理想场所。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接受调研的大部分司机都表示,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希望驾车时长至少达到20分钟。
司机渴望一段独处的‘自我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唱歌、享受重回少年时代的感觉、暂时挣脱工作与家庭中的角色限制。
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许多人喜欢在车里哭泣(‘边开车边哭泣’)。”
同学们一起惊呼:“啊?”
薛老师笑眯眯继续道:
“此外,还有一种‘挖鼻孔因素’。
研究人员在车内安置摄像头,以此研究司机行为。
据研究报告显示,司机过不了多久就会‘忘记摄像头的存在’,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挖鼻孔。
另一方面,米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经典情境心理学研究显示,匿名性鼓励了野蛮行为。
1969年,津巴多在一次著名的研究中发现,蒙面的受试人员愿意向他人实施的电击量是未蒙面者的两倍。
一旦没有了人类的身份和人际接触,我们就会表现得残暴。环境变了,我们也变了。
交通中也不例外。
能够调节温度的车内环境代替了面罩。
干脆超了那辆车吧,反正你不认识他,今后也不会再见到他。
干脆加速穿过小区吧,反正你也不住这儿。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把一辆车置于十字路口,停在几辆敞篷车前面,并让这辆车在绿灯亮起后故意停着不动,随后测量后方司机多久以后开始鸣笛、鸣笛的次数和每次鸣笛的时长。
研究人员发现,与车篷关闭的车相比,车篷敞开的车鸣笛速度更慢、次数更少、时长更短。
当然,原因可能是敞开车篷的司机情绪本来就比较好,不过研究结果依然表明,匿名性会助长暴力行为。
马路就像网上的匿名聊天室!”
说到这里,薛老师顿了顿。
同学们有些迷惑地说:“为啥呀?怎么马路就像网商上的匿名聊天室呢?”
看到同学们的胃口被吊起了,薛老师继续说:
“我们在聊天室里隐匿自己的身份,对周围人的了解也仅限于他们的网名(在马路上则是车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在网络空间已经不复存在,心理学家将之称为‘网络松绑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在网络匿名性的掩护下,我们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开车行驶在路上时也是如此。
在这个公平的平台上,人人平等,个体的自负心理也极大地膨胀了。
只要不犯法,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很不幸,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再愿意遵守社交中惯用的礼仪,因此语言也变得尖刻、粗鲁、简短。
在网络聊天室里,个人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那里的人并不是面对面交流,做出负面评价时也不假思索。
他们完全可以惹恼别人,然后自己下线;在马路上也是一样,他们可以对某人竖起中指,然后绝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