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西元2995年，暮辉财阀经过三年的恢复，经济实力已经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这样高速的经济发展并未如其它财阀那般，肆无忌惮的对普通民众进行更野蛮的压榨。

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暮阀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在牺牲东南门阀利益基础上完成的。

东南门阀家族企业由于暮阀中枢更容易掌控，也更加愿意为财阀付出牺牲，所以整个东南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已经快于了北方与西南地区。

而北方与西南企业，由于害怕地区经济被东南拉开距离，采用了加大同海外阀进行深度合作的方式。

比如张家门阀企业就加大了与南云财阀以及列夫塔克财阀的暗合式的开发经济与贸易。

这样的行为，肯定会给暮阀整体经济带来破坏，从长远看，北方与西南经济只会越来越糟糕，对于北方与西南六大门阀家族企业，无异于饮鸩止渴。

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被盘根错节的当地门阀家族所掌控。

对于这种出卖财阀未来利益的行为，几次把郑鸿博气的拍案而起。而杨松诚与从南极归来的朱亮，就在这个时候劝郑鸿博忍一时。

为了强行恢复经济，暮阀实际上忽略了对军事上的建设。

曾经号称天下无敌的黑光虎贲也已经覆灭在了南极，暮阀中枢还没有形成核心压倒性的战斗力。

而各大家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没有绝对力量威慑的情况下，强行干涉他们的行为，只能让暮阀中枢的软弱，暴露在世人面前。

周边的各个财阀，都在紧盯着暮辉财阀内部的变化，用蠢蠢欲动4个字形容他们，一点都不算过分。

所以郑鸿博也只能一忍再忍，起码维持着名义上的团结与统一。

忍到何时？这就要看到底是北方与西南先做大，还是东南率先恢复实力。

......

事情要从西元2991年底说起。

郑鸿博回到暮阀后，就打算开始实行一系列的民生与经济的改革。

为了振兴暮阀的经济，郑鸿博与杨松诚等人，商量出一个较为长远的计划。

西元2992年，朱亮从南极回来后，将郑鸿博的计划制作出了一个可实现的方案。

在与各东南家族商定，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而这个五年计划，包括了民生与经济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郑鸿博看来，民生与经济，二者密不可分。

关于民生，很多财阀并不重视，他们认为民生是必须要以牺牲经济为代价才能实现的。

但对于从西斯托那里学习归来的郑鸿博来说，牺牲的经济可以迅速转化为民生，而得到的民生而产生的生产效率，可以更加迅速的转换成经济。

基础于这种理论，郑鸿博提出的一系列暮阀改革方案。

首先就要说暮辉财阀的劳务制度改革：

暮辉财阀的人口大多集中于东南，占据整个财阀67%以上。

稳定东南的人心，就可以稳定整个暮阀的人心，所以暮阀的劳务制度并没有采用减少劳务支出的方式。

郑鸿博从西斯托那里学习到的内容，实行了更加专制的奖惩激励制度。

对于财阀各大企业的绩效考核，有了新的要求。

面对大战之后财阀世界经济频临崩溃的局面，东南各大财阀支持了郑鸿博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反其道而行。

改革政策是在牺牲初期牺牲各大门阀家族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得以推行。

所以在十二家族会议上，即使通过了这样的改革决议，北方与西南各大门阀家族，还是阳奉阴违而已。

但新的劳动政策实行三年之后，各大企业之间的优劣产生了明显的区别。

东南门阀家族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产生了明显的提高，非但没有因为经济下滑，劳动者收入的下降，反而结合了新经济政策，使得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而西南与北方企业采用的苛扣劳动者薪资的方式，既不得人心，又得不到产量优势，暮阀的人心进一步倒向了东南。

其次就是新经济政策改革：

基于南云财阀重新与摩根财阀达成了新的海运协议，同时南云财阀又与甘达地财阀缔结了海运战略同盟。

实际上这一系列行为，对于暮辉财阀来说，就形成了一道贸易封锁链。

而这道封锁链，实际上对北方与西南各大门阀家族企业更加有利。

但郑鸿博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一项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

因为暮阀的人口基数庞大，对于各方面的封锁，财阀企业只要掌控好暮阀固有控制领土的市场就可以。

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信息的互动，商品开始有计划的丰富起来，阀内自产的商品华族人来说，相对价廉物美。

再加上东南各大门阀家族企业，借着被封锁为理由提出反制，减少了从海外其它财阀进口商品。

并通过发放自产优惠券的形式，鼓励为暮阀企业工作的人，购买已经实行了劳务制度改革企业的商品。

这样就减少了华族人对进口商品的依赖，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习惯。

新经济政策实行到第三年以后，暮辉财阀东南地区成功的转型为内需经济。

直至西元2995年，暮阀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到第三年，暮阀财阀的东南地区，打破了外部刻意的封锁，实现逆市增长。

而之前付出很大代价，以郑家为首的东南财阀，也获得了更大的收益。

但是，总有一些不和谐，比如北方门阀世家利用东南门阀家族企业西限制进口的契机，扩大了进口贸易，甚至不惜暗中违反暮阀中枢的禁令。

实际上北方与西南世家，并没有实行劳务制度改革，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升反降。

由于产出效率的下降，只能进一步减少劳务支出，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北方与西南民众，并没有享受新的劳务制度改革与新经济政策带来的福利，相对只能更加依赖于进口商品。

生活的负担相比于东南民众来说，变得沉重了很多。

所以人口进一步的向东南转移。

北方与西南市场，也随之进一步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