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等人离京的翌日，三名副相正聚会中书议事，突然门外喧嚷，有个尖细的嗓音高叫道：“陛下驾至！”

中书左仆射刘先、尚书左仆射卫觊、御史中丞辛毗闻言，无不面面相觑——皇帝不是病倒了起不得身吗？他连祭扫高陵都去不了，怎么突然间会跑中书台来？赶紧整顿衣冠，出门相迎。

就见曹髦车驾驰来，小皇帝纵跃而下——面色还有点儿泛黄，可是瞧那敏捷劲儿，却好象并没有什么毛病似的。进入中书台以后，曹髦居上而坐，先询问了一番国事，随即说道：“诸相出京，中书唯卿等三人计议，恐事不易协也。当增补相位，使共执政。”以后再开会，秘书、门下的主官也一起来吧。

三人尽皆失色，辛毗急忙奏道：“本朝制度，三台六相共掌政事，不干秘书、门下事，且三相虽去，离京不远，数日即归，何必更改制度？”曹髦一瞪眼：“国家制度，天子所命，朕今有旨，佐治欲违抗耶？！”当即下令，罢免辛毗御史中丞之职，命召陈群陈长文以接替之。

根据是勋所制定的朝廷制度，国家大政都由群相共商，然后中书做制，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否决权；同时若皇帝有所诏旨，则由秘书草拟，诏下中书，中书台也可以封驳——为的是君臣相衡也。然而皇帝终究是皇帝，在封建时代那是理论上至高无上、无可制约的存在，是勋现在还搞不出真正“虚君”那一套，所以皇帝的某些职权。中书台或者群相也是无从制约的。

其一就是宫中之事。包括宗正、秘书、门下三省的人事任命和具体事务。需要在中书和尚书备案，但只要不违反法律——比方说任用囚人为吏——那都是皇帝自家事儿，外朝无可封驳。其二是绝大多数官员的人事权掌握在吏部，但三台正副主官的人事权却掌握在皇帝手中——一则吏部终究只是尚书台所属的二级部门，他不可能管到自家上官的任免；二则若皇帝连宰相都更换不了，那不是彻底的臣权压倒了君权吗？

尤其是中书台的主、次官员，他们本身就拥有对天子诏令的封驳权，倘若天子想要更换这三名官员。但是三人把着大印，你来一封诏我驳一封诏，那不是可以永年高踞其位了？那还说什么制衡？

所以曹髦说要扩大宰相班底，事关制度，这事儿中书是可以封驳的，但若直接替换执政——比方说以陈群接替辛毗——全由皇帝说了算，宰相无可拒绝。再说了，陈长文曾经当过吏部尚书，距离宰执只差一步，如今又做冀州刺史。他的资格也足够为相啊，此非违反制度。越级提拔，宰相们其实没理由反驳。

曹髦先抹了辛毗，其实这也算是杀鸡儆猴——谁让你先跳出来反对我的意见——然后他再转过头来重提前议，让秘书、门下二监也参政为相，问刘先：“中书其准乎？”刘始宗脑门上冷汗涔涔而下，嗫嚅了半天，只好先打太平拳：“即请秘书为陛下拟诏，行文中书……”

曹髦一摆手，便有侍从将一卷文书递给刘先——“诏在此，可即批复。”

刘先心说原来你早有准备啊，这不是临时起意，这是蓄谋已久，要夺我外朝之权归于内廷啊！这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

皇帝若缺乏足够的威势和权柄，宰相可以想尽各种办法来掣肘，但前提必须在制度、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否则垂涎你这位子的官僚们一抓一大把，随时逮着个错处就能够联名弹劾，逼你下台。所以曹髦才要用雷霆手段，打三相一个冷不防——这仨都是既乏人望，又缺智谋，外加性格相对软弱的，仓促之间，你们也拦不住朕，只要造成了既成事实，以后的事情那就都好办啦。

果然刘先最终只得屈服——我肩膀窄，实在不敢跟皇帝放对啊——被曹髦逼着当堂批复。这边中书印章才一落纸，那边门下监刘放和秘书监崔琰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自己找地方坐下。

曹髦眼神左右一扫：辛佐治滚蛋了，如今四相议事。崔琰是彻底的自己人；刘放虽然意志不够坚决，终究屁股坐在内廷；刘先、卫觊那都是性格软弱的老好人啊，做官僚很合格，做政治家么……你还远未够班！于是莞尔一笑：“可矣。朕即与卿等共商国事。”

使门下、秘书入相，这只是崔季珪为曹髦谋划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扩大内廷的职权范围，趁热打铁，把很多原属中书和御史的权柄都转交给秘书、门下二省。虽说中书做制，但也不是中书台可以大政小情全都一把抓的，相关变更制度等事，还得宰执共商，如今四相会议，皇帝在旁边儿监督，对于权归内廷的条款，崔琰、刘放直接举手赞成，卫觊投了两回反对票，剩下几回也跟刘先似的，一路弃权，于是皆得顺利通过。

曹髦也不用中书做制了，直接秘书拟诏，当场写就，请中书用印。

他们倒是暂时还没敢把手往尚书台伸。一则尚书机构庞大，骤然变更制度牵扯过多，而且人员越多，受到的反弹也会愈加强烈；二则无论曹髦还是崔琰，都对实际事务毫无兴趣——为人君者只抓大政，细务自有吏员处理。

于是短短数日之间，曹魏原本的官僚体制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就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中书领班、群相负责，而实际上相权虽然未被削弱，却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散，而中书也从实际上的立法机构，变成了与代表皇权的秘书省合掌立法权。门下省的权力同样有所提升，按照崔琰的计划，门下将逐渐侵夺一部分御史之权和尚书之权。如同后汉时内廷的尚书台一般。实掌国家政务。

事变促起不意。加上一流重臣全都出京去祭扫高陵了，刘先等人肩膀窄、腰肢软，根本无力抗拒，只能全面收缩兵力，遂使曹髦旗开得胜，小皇帝的信心也因此而倍增。等到是勋等人祭陵完毕，返回洛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无力回天了。

想当日是勋在高陵外接到桓范密书。上写“调虎离山”四字，便即悚然而惊。崔琰怂恿曹髦夺外朝之权以归内廷，这事儿是勋倒是早有所察觉，只是并未做实际的防备。尤其自从刺奸、校事机构被废，卢洪出京以后，是勋对内廷的监探水平大幅度下降，从而对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大误判。在是勋看来，小皇帝尚未亲政，还不可能实际有所动作——就算有动作，以自家的权势和威望。也能将祸患掐死在萌芽状态。

他是真没有想到，曹髦竟然有这份胆量和魄力。搞出这么一场几乎可以名之为“政变”的花活儿来。

初见“调虎离山”四个字，是勋脑海中当即冒出一个名词来——“高平陵之变”。在原本历史上，魏明帝曹叡驾崩后，邵陵厉公曹芳继位，任命太傅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辅政，随即曹爽即架空司马懿，专执朝纲，于是司马懿就利用曹芳、曹爽出祭高平陵（曹叡陵寝）的机会，悍然发动政变，夺取洛阳，随即处死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司马氏篡夺魏政，即以此次“高平陵之变”为其发端。

对照此事，如今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那崔季珪就象是司马懿，而自己就是曹爽……想到这里，是勋不禁觉得双膝有些微微打颤。倘若真与曹爽异地而处，估计当场就会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吧，好在是他宏辅终究不是纨绔子弟曹昭伯，膝盖只是一哆嗦，最终还是稳稳地站住了。

因为深入对比原本的历史和今日之事，虽有相似之处，其实差异更大。首先就是曹爽擅权妄为，不得人心，因此司马懿得到了大批曹操时代就遗留下来的老臣的帮助——最主要就是太尉蒋济，做了司马懿的第一帮凶——也深受第二代重臣们（比如说陈泰）的拥护。其次司马懿本身地位既高，声誉也好，即便没有曹爽一党作对比，同样是朝野归心的人物。第三，司马师时为中护军，实际掌握军权。

相比起来，其实自己更接近于司马懿——当然啦，距离发动一场政变，彻底把皇帝架空，既缺乏借口和契机，也没有足够动用的武装力量，所相侔者，唯声望而已。崔琰比起曹爽来，固然名声没有那么臭，但好歹人曹昭伯挂着大将军的头衔，党羽遍布朝中，他秘书监崔季珪又有啥了？

目前形势不明，说不定崔琰尚有隐藏的党羽，可即便目前留在洛阳的群臣都绑在一起，那也比不上原本历史上曹爽的势力庞大啊。曹髦就真能利用那票家伙搞场“高陵之变”，砍自己的脑袋，或者起码把自己一抹到底吗？

搞政变，光捏着一个尚未亲政的少年皇帝有啥用？想当初后汉宦官们搞政变，也得以尚书之诏唤来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张奂统率五营士，才能对付得了大将军窦武。再说曹爽吧，桓范劝曹爽护驾前往许昌，召外兵以敌司马，前提就是他取来了大司农印信，方便调派物资，而曹爽手里有大将军印信，能够调动兵马。圣旨不是万能的，小皇帝再如何封官许愿，若无中央各部门担保、背书，都未必能够调得动一兵一卒。

所以说，曹髦玩这场“调虎离山”，他究竟能干出什么事儿来？直接罢免自己的相位？若无充足的理由可向朝野交待，无论自己在不在洛阳，结果那都一样——办不成。估计也就利用刘先那类货色无担当的特性，强行通过某些对内廷有利的诏书，引用某些私人而已。

这么一想，心情当即放松下来。是啊，倘若真遭逢生死攸关之大事，要么桓元则根本就递不出密信来，要么密信上就不仅仅四个字啦——他起码得提醒自己，是该逃啊还是该起而一搏啊……

不过桓范递信过来的时候，还只是曹髦动手的第一天，具体他们会玩儿出什么花活儿来，桓元则不在中书，暂时是探查不明白的。只是桓范的想法也与是勋类似，觉得此虽危机，还不到塌天翻地，必须即刻做出应对的地步。尤其是勋受命祭扫高陵，若因此而举止失措，做出什么不妥当的事情来，徒自落人口舌而已。

而且他和是勋都料想不到，辛佐治才刚去位，便即单人独骑策马离了洛阳，前赴高陵来哭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