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沈光楠，让他向金陵朝廷发出警告，若是再在民间商业贸易上给我方制造麻烦，那就休怪我不讲情面了。”

沧州城内，郑芝龙坐在硝烟还未散去的州衙，手中拿着一封黑冰台递来的信报，语气很平淡的说着。仿佛他刚才根本不是要对金陵朝廷发出警告，而是在给崇祯帝上一道问安折子。

郑森已经全面接手了黑冰台，不得不说这一机构的规模叫他惊喜，他一直有知道黑冰台的存在，但对其却没有太具体的了解，现在终于是看清了黑冰台的全面目了。

虽然它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对西南、西北，对国内不少区域都只设立了被动的情报据点，那唯一的作用就是收集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或是进行着进展缓慢的策反工作，实质作用差劲的很。

但是在南北直隶，在一些明清高层大员的身边，黑冰台的触手却正一点点的向之核心位置靠近着。

这不，金陵朝廷高层刚做出的决意，黑冰台就已经传了出来，就因为黑冰台的触手已经伸到了多名明廷要员大佬们的身边。

崇祯帝现在急需银子，可他没有把主意打到手下的士绅百姓身上，而是先将目标对准了郑芝龙。

“朕每揽史书，望之赵宋皆满是感慨。赵宋何其之富，大明何其之穷？”虽然宋明士大夫对赵宋税赋之重也早有抨击，左右就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但赵家皇帝至少不用像朱家皇帝这般每每为没钱发愁不是？

“陛下……”一帮子大臣震惊了，皇帝这不是要学老赵家吧？

“宋法苛民太过，朕不取也。”崇祯帝说的坚定，给了众人一个定心丸吃，而后就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来——先设卡收税，后恢复市舶司。

郑家背靠着大陆，垄断东西贸易，丝绸、瓷器、布匹、大黄等等，还有那正慢慢打开销路中的茶叶，大把大把的往自己怀里搂银子，哪个看的不眼馋？

崇祯帝不准备跟郑家动武，他也知道自己再伸手向郑芝龙要钱，那也不可能有了。于是，他就想到了控制流入泉州府的各类商品货物，设立关卡，从中抽税，不说二十取一，就是三十取一，那都是笔大钱，足可以解决明廷的燃眉之急。

可这损害的是郑家的利益啊。

虽然不大，虽然郑芝龙可以完全视而不见。但郑芝龙知道，崇祯帝的最终目的根本不是简单的设卡收税，而是要恢复市舶司，恢复的还不是他们老朱家的市舶司制，而是宋朝时候的市舶司制。

赵宋时候的市舶司制度，简单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官府垄断制度。进出口通通把握在官府的手中，卖家卖货需要经官府的手掌，买家卖货也需要经官府的手掌。进出货物都有官府定价，官府还能先以自己的定价来收购一些货物。

崇祯帝就是要恢复市舶司制度，以此来筹集军费，所谓‘军国之所资’，莫不过如此。

郑芝龙可以无视关卡抽税，但他却决不能看着市舶司的成立。海外贸易是郑家的财政源泉，而不是老朱家的财政源泉。崇祯帝还是老老实实的去跟江南士绅前面的士大夫们撕咬吧。

这在郑芝龙眼中只是一个小事。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那宝贵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这种小事上。

所以他很直接的让沈光楠对金陵城的崇祯示之警告，然后就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眼下的战局上了。而不是叫黑冰台暗中联系、拉拢一些比较纯粹的商贾，让明廷内部出现分裂。

这样的做法很简单的，只要郑芝龙出台几个提高商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政策就行。钱粮上很倚重于贸易的郑氏先天上就与商人阶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升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由郑氏做出来很顺理成章。这跟郑氏对商人征之重税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码事。

不是说对商人轻税，才是对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

大明的商税三十税一，很轻很轻不是？但商人们的社会地位高吗？不高。哪怕他们与江南的士绅阶层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可商人社会地位依旧底下。

士农工商，哪怕商人们的实际权益早就仅次于士大夫士绅，但名义上他们还是四民之末。

郑芝龙出台几个有利益提升商贾社会地位的政策，那一旦推出就必然会牵动天下商贾们的心。

哪怕是对郑芝龙喊打喊杀的江南，也会随之产生态度上的分裂分化。

但郑芝龙并没有这么做，他把这一机会留给了郑森。甚至还叫荷兰人找来了英格兰的大宪章，找来了法国的三级会议，该如何作为这还要看郑森自己的选择。

毕竟这今后的路还要他自己来走。

郑芝龙开阔了他的眼界，早早的历练了他，还给了他亲情，现如今的郑森与历史上的国姓爷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他相信郑森即便不能像一个穿越者一样开挂，也一定能成为一个放眼看世界的君王。

何况明儒虽然一样很垃圾，但明儒比之满清犬儒好的一点在于，明儒乐于接受外来的文化，或者说是还没有盲目自大到藐视一切外来的文明，而不像满清时候的儒家，那‘士大夫’三个字放到他们身上就是对着一称呼的侮辱。

这是一种学风，这是一种社会意识。

如今时候的中国文化阶层，既然存有这么一个好的风气，那当郑氏横扫四方，建国定鼎之后，中国与西方之间便能很自然的产生密切的交流，是西学东进还是东学西进，这都没阻碍。甚至都不局限于文化、军事方面，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乃至在郑氏也进军天竺、美洲、非洲等地的时候，双方间还会成为竞争对手，继而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也不稀奇。

而战争的胜负也只会叫双方更加的重视彼此。

人可不是鸵鸟，打败了仗后都会知耻而后勇的，都会弄明白为什么会败，都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当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国家、民间各方面往来的时候，甚至当彼此还会爆发起激烈战争的时候，那中国的科技水准和军事水准就肯定不会被欧洲拉下。

老美南北战争的时候，大家还玩排枪击毙，但普法战争后，后装步枪便就全面代替了前装枪不是么？因为战争的效果就摆在那里的。随后后装枪炮便就迎来了飞速的发展。

就像那奥斯曼帝国一样。历史上奥斯曼虽被称为欧洲病夫，可奥斯曼人的军队绝不会在敌人都普及了后装步枪的时候，自己还大量装备着前装滑膛枪。

同样是与英法交战，约翰牛和高卢鸡绝不敢只派出一两万人就打下了伊斯坦布尔。

所以，在这个时空里，便是那第一次工业革命依旧最先在欧洲爆发，中国也不会落得原时空那般凄惨的下场，百年耻辱史自也将不复存在。

因为，战争就是促进科技发展最有效的催化剂。腐朽无能如满清者，每次打败仗后都要振作一阵呢。

至于说郑氏定鼎天下之后，这普天之下的读书人又会如何？郑芝龙就呵呵了。

有谁会觉得读书人敢头铁的跟当朝者顶牛，敢一条路走到黑呢？历史上儒家改头换面，改弦易辙的事儿又不是没有。

郑皇帝讨厌理学，要把朱熹打入烂泥坑里，他们只会痛快的上来踩上两脚，哪怕脸上满是痛惜。

何况郑芝龙也没想彻底的灭绝儒家，千百年的光阴，儒家已经跟华夏文明彻底的粘合一处了，你怎么去灭它？

你的行为准则，你的人生三观，还有这传统美德，还有这社会上的政治正确，很多东西都跟儒家死死地绑在一起，你怎么去断？

那位神人掀起的狂澜都没有达到这一目的，谁会觉得自己比那位更牛？

郑芝龙只是要把宋儒理学变成‘事功之学’，把谈心性变成干实事，这也是当下不少儒家士子已经提出来的主张么。

就是不说当下，就是历史上南宋永嘉学派的主张就很不错。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代表人物叶适推崇“功利之学”，用他的话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而且人家虽然重视事功，提倡“务实而不务虚”，但也绝非“专言事功”，只是使用“功利”来衡量义理是否正确。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方能下结论，倘若不加检验，那么就成了“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在人身上表现为道德不可能脱离功利而独立存在，即“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郑芝龙真心觉得很不错。

而现如今郑氏的内部，以陈鼎等为首的一批人，已经在开始寻找永嘉了。没办法，当年与理学派、心学派鼎足而立的永嘉学派，现如今早就只存于史书中了。

但陈鼎他们也不是真的要彻底恢复南宋时候的永嘉学派，他们更多是提取了永嘉学派的一些个主张，一些个被郑芝龙赞同、认同的主张，然后依次为中心还是酝酿来。说到底，他们就是在给自己寻一个光鲜照人的“祖宗”罢了。

可只要中国能从理学走向功利，郑芝龙就觉得今后的中国（这个时空），以它的基本盘，以他的人口和经济体量，就真可无忧了。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老子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