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结束以后，我就被市公园路体校田径队段正明教练选到了体校队，这时我就开始每天放学以后到体校进行业余田径训练。

虽说我们家有六姐妹，一兄弟，但爸爸从不重男轻女，当我成为一名市业余体校田径运动员后，我的父亲还变得特别关心我，他为了能让我跳高成绩有提高，当时还直接把家门口的一块空地修成水泥地，好让我有时间多练习。

我的运动生涯可以说父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人，除了帮我增加训练场所外，还说我太瘦了，体力不足，所以才会跳过杆从后从没法稳稳的站起，于是每天给我加了两个鸡蛋，要我的体能能增强，愿我能跳的更高。

其实那时候的经济环境不好，我们这一大家的经济条件就更不用谈了，当时的素菜供应也比较紧张，小时候爸爸妈妈上夜班，为了买菜，我几乎每天早上去菜市场排队买菜，那时候一个队伍买菜上限是两角钱的青菜，如果想买几种不同的蔬菜，就得排几条不同的队；买荤菜也是一样，年复一年，直到70年代中才有好转，那时候和现在比起来日子真的过得好辛苦，但又好开心，因为每天看到全家人都能吃到自己排队买来的新鲜蔬菜而高兴，真的是一种纯粹简单的幸福。

父亲转业当工人以后，节假日他还常去打猎、钓鱼，由于有当过兵的经验，所以他可是个中好手，于是我们开始常常能有野味打牙祭，肥美的长江河鱼更是不在话下，只是毕竟父亲只有一双手，而我们是七张正在长大的嘴，还有青春期永远喂不饱的胃，所以要把我们都喂足喂胖那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有时候为了补贴家用，我们会选择把野味或者鱼获上街卖掉，所以也就仅仅止于打牙祭了；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摆摊这些事情挺没面子，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却乐在其中，因为不是谁都能和父亲一起享受打猎的乐趣和有摆摊的经验；其实更好玩的是我们还去捡过煤渣，总是玩的脏兮兮的，比较惨的是回家就得挨爱干净的母亲一顿揍。

回想起来那段生活真是属于无忧无虑而且开心富足啊，当然，那是指心灵上的富足。

因为我的童年经历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于是我更懂得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存、什么是乐、什么是苦，这大抵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吧。在那段每天去市体校训练的时间里，每次来回的公交车票要一角钱，为了省下这一角钱，基本我都是走路来回，然后在车站捡别人丢下的车票到体校报销。在体校的训练，每天都有两角钱的补助费，训练结束还可以领四个油球，或者四个桃酥，总之每次训练完以后我都会把补助的东西带回家，给妹妹弟弟吃，基本上他们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等着我带好吃的给他们；然后每个月领到训练补助就是第一时间回到家交给父母，那时候，能够这样为父母分担家里的事情让我感到无比的光荣。

在体校里，我很快就进入了初中部，由于我从小就能吃苦，所以到体校训练从不偷懒，只是比别人瘦弱的体格一直没有办法弥补。待了将近两年后，羽毛球的选拔教练来选队员，可能是我身材修长，又是左撇子的原因，教练选中了我。我很很开心，因为其实田径是一项枯燥的运动，虽说我不怕苦也不怕累，但枯燥是挺折磨人的，所以感觉当时可以换训练项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从市公园路体校转到市中山东路体校练羽毛球，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因为那个时候正赶上知识青年下乡，我在家排老二，按规定老大不下乡，老二是一定要下乡的。虽然当时的形势是如此，但我有个目标，就是刻苦训练争取好的成绩，力争到部队当体育兵，应该说那不仅仅是我的目标，还是我当时的完美梦想，于是“下乡插队”这件事就和我算是完美的错过了。

在羽毛球队，我的训练是很顺利的，可能是我有田径训练的扎实体能基础，再加上对技巧性运动的理解能力较突出，于是进队不久后参加省比赛就获得了第六名。

就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每次放学以后到体校训练，总有两个人奇怪的人跟着我，后来还开始跟我聊天，聊体育项目，聊训练，并且开始跟我聊击剑，后来更夸张的是当我每天走进体校的大门，他们都会躲在大门背后，然后拉住我劝说我去练击剑不要再打羽毛球了。

当时击剑这个词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甚至不懂击剑还是一项体育竞赛项目，所以也没太在意；可是当后来我知道了那两个跟着我的人就是击剑项目的教练，我开始感觉害怕，因为身边没有人懂击剑，听人描述击剑就好像是“鬼打架”，我搞不懂击剑是什么，也不想搞懂，我更不想改练击剑，甚至我开始恐惧，因为我经历过也听说过太多被调换项目的事。当时我的心里总是在呐喊“天啊！让我顺利朝我的梦想前进吧！让我当一名羽毛球的体育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