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徒步去学校。半个小时的步行，再乘五分钟的校车。校车是接送学生的公车，从学校的一个校园开往另外一个校园。密西根大学大得出奇，分成中，南，北三个校圆，从南到北至少有十公里之遥。中心校园主要是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北校园是工程院和艺术类学院，另外还有一片独立的医学院夹在中心校园和北校园之间。南校园具体有哪些学院我不清楚，似乎除了体育学院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了。
校车是一种蓝色的巨大的公车，在北京就要算是比较高级的长途旅游车了。校车往来于各个校园之间，免费运送学生和工作人员到各个教学楼和停车场。 许多工程院的学生（特别是一二年级的新生）要同时修专业课和基础课，专业课自然是在北校园，而像《高等数学》这样的基础课就要到中心校园去修了。
我的新住处距离最近的校车站还有半小时的步程。那些愿意提供地下室给人住的单身老人们，大都住在房价比较便宜的地区，而靠近学校的住宅区房价是要贵很多的。
半个小时的路程着实让我吃了苦头。前夜的风雪虽然停了，但人行道上的积雪却几乎过膝。积雪本不该这样深。但一大早，扫雪车就把路中央的雪全扫到路边做数。这里原本就很少看见行人，空旷的马路上，只有我步履艰难。
我到达教室的时候，几层裤腿和袜子都已湿透，膝盖以下仿佛失去了知觉。
恰巧今天高级控制学期中考试。我走进教室时，考试已经开始。不到二十个人，稀稀拉拉散坐在教室各处。两米高的男生把两根“树干”架在隔壁的座位上，铅笔叼在嘴里，皱着眉头苦思冥想。 表情严肃的教授看见迟到的我，目光中更多了几分严肃。我不敢怠慢，从他手中接过试卷，走到最近的座位坐下。
胸腹侧部的阵痛妨碍了我书写的速度。 我从自己身上闻到浓重的油烟味道，昨夜那阵痛使我无法完成脱毛衣的动作，自然也是无法冲澡的。
这气味使我心烦意乱，交卷时我还没有完成所有的题目。
中午，我同大多数工程院的学生一样，到北校园的咖啡厅里吃午饭。这是一座很大的咖啡厅，里面有三家快餐店，一个便利店，不少的桌椅和一架任何人都可以弹的钢琴。偌大的北校园，除了此处竟没有其他餐馆，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和员工都在这里吃午饭。我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别人吃的是售货机里买来的三明治或快餐店里买来的皮萨饼，而我吃自制的三明治，配上咖啡厅里不要钱的冰水。
我的三明治很简单，两片面包夹一页火腿。我的午餐并不能果腹。但胜过早餐的一杯牛奶。我一天的给养都仰仗在中国楼的那顿不要钱的晚饭。每晚九点钟左右，客人稀少了，就到了中国楼员工开饭的时间，大厨顺手炒几个大锅菜，乘在两三个洗衣盆里，吃起来却格外的香。
这天中午，我的行动由于伤痛而特别缓慢。午餐时间不得不延长了半个小时。于是当我走出咖啡厅大门的时候，我碰到了阿文。
我们彼此惊讶不已。我想也许我们以往也曾经碰上，只不过谁也不曾留意罢了。
阿文竟然和我同系。只不过，他是研究生。
他穿了一件宽松的黑白格毛衣，配一条灰白色的牛仔裤；还戴了一顶NIKE的帽子，帽檐儿压得很低。
他如此打扮，不说我也看得出是个年轻的“台胞”。
他看上去的确不比我大。确切地说，应该是小着好几岁才对。不过我知道我的眼光向来也不大准确。我不是始终都觉得伟比我大好多好多岁吗？
而伟实际上只比我大一岁。于是我不敢妄然估计阿文的岁数了。
我庆幸碰到了他。因为我无需再走半个小时的路返回住处等他来接。我们约好下午四点在咖啡厅门口见面，然后搭他的车去中国楼。
虽然我仍有些行动不便，但再次坐在阿文的车里，却比昨晚潇洒舒展了。
我侧目观赏车窗外的风景。天色近黄昏，倾斜的阳光涂抹着满街的玉树银枝。原来，这里的冬天竟然如此美丽。
马路上的积雪早已清理干净，阿文的八六年丰田花冠（Toyota Corola）风驰电掣。我们很快就到了中国楼，我俩一路无语。
老板娘的问候充满关怀，使我深感不安。
我的不安转眼变为沮丧——她给了我五十元钱，并对我说以后不用再来上班了。 我想她是怕了，毕竟，她根本不是我的姨妈。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为了这五十元和一顿晚饭，我仍然忍着疼痛干完这一夜。
偶然在走廊里遇到阿文。
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好。他又说干脆明天还是由他来接送，以便我早些恢复。 我说谢谢不必了，以后我不会来上班了。我内心一阵酸楚。这感觉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
他一脸惊讶和惋惜的表情，却一时找不出恰当的话语来安慰我。 我连忙对他笑了笑，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
下班的时候，他叫住我，问我需不需要搭车。
我说谢谢不必了，因为我必须把自行车骑回住处。
他说可以把单车放在后备箱里。
我说算了吧，怪麻烦的。
他问我以后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再找工作就是。
他说不如你把电话留给我，说不定可以在我导师的实验室里替你找到工作。
我于是把号码顺手写在一张餐巾纸上交给他。
我想他自己多半没有拿到全奖，否则也不会需要打工。这样说来，他的导师应该不会有太多资助。我自然不抱希望。但还是更加感激他了。
没有大锅饭吃了。我只好开始自己做饭。我从超市买来大包装的土豆和鸡腿，把它们炖在一起。
第一锅我只放了盐和酱油做调料。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应该放的。
酱油是我从美国超市买来的。那里的酱油反而比中国店便宜，但味道有些怪异。
可想而知，这一锅鸡腿炖土豆的味道丝毫也不诱人。我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们消灭光，然后又买了同样的鸡腿和土豆。
吃到第三个礼拜，我看见任何貌似鸡腿的东西都觉得返胃。我于是把鸡腿换做排骨。如此调换，循环往复。
我没能再找到工作。所有的中餐馆似乎都不再雇佣黑工，尤其是不会讲广东话的黑工。我眼看就要坐吃山空了。
当我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高级控制学考试的成绩鼓舞了我。尽管我没能把所有题目都做完，我的成绩依然是全班二十人里最高的。
看来，清华的基础的确不凡。我虽然依旧听不大懂教授在课堂上的讲解，但翻开教科书来便觉一目了然。
我的教科书都是一叠一叠厚厚的复印纸。美国的大学教材一本要七八十美元，绝非我财力所及。但书店间激烈的竞争就使我这样的穷学生有机可乘。我从书店买来新教材，连夜拿去复印了，第二天再送回书店退掉。
那些复印纸上很快便堆满我的课堂笔记，中间夹杂了不少中文注解。我本来就不是爱惜书籍的人，这种廉价的单面教材对我再方便不过了。
带着这新鲜的鼓舞，我继续在这寒冷的异地生存。还有两年，就两年吧，我就可以毕业了。
我一连两周都没去那间咖啡厅吃午饭。我不太想见到阿文，他曾亲眼目睹我摔倒，目睹我被解雇，目睹我在中国楼的所有难堪经历。
虽然在我摔倒那一夜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关心过他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他也根本不曾留意过我，可一想到我在中国楼打工时的可笑样子，一想到我曾满身油烟地坐在他车里，我宁可不让他再见到我。
然而对工作的饥渴使我又开始对阿文的导师抱起了一线希望。更何况，在学校实验室里工作不但收入高，而且是合法的。我终于又回到那间咖啡厅吃午餐。
多日不来，咔啡厅似乎不如往日繁忙。冬日的阳光透过落地的玻璃窗，柔和地铺在咖啡厅的瓷砖地板上。一个大概是学音乐的黑人女孩，优雅地弹着钢琴，琴声委婉动人，我的午餐也随着那音乐，有意无意地放慢了许多。
邻座有两个瘦瘦的男生在轻声探讨什么问题。两人均穿了紧身高龄的毛衣，抱臀的直桶西裤，其中一个面色较清秀的，脖间还围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装扮，看起来有些像五四时中国的进步青年了。
我猜测他俩大约是从欧洲来的留学生，因为美国人向来以不修蝙蝠著称，在学校这类地方少有如此打扮的。 而且，两人交谈的声音虽然很轻，我却终于能够隐约听到一些——似乎是俄语或是什么，至少决非英语。
琴声仍在继续，我手中的三明治却终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纸杯中的冰水还剩着很多。按照以往的习惯，我该把那冰水一饮而尽，然后赶着去上课了。不过今天下午的课还早。我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在此多坐一时。 阿文今天会不会来呢？
我从书包中取出课堂笔记摊在桌子上，正要低头去看，余光中那邻座的男生站起来了。 是那较清秀的一个，竟踏着钢琴的琴声，挑起芭蕾来了。从那专业的舞姿来看，他该是舞蹈系的学生无疑。
他的确很清秀，无论是身材，还是面容。他的舞姿很飘逸，脖子挺直了，头高高地仰着，满头的金发也轻轻地舞着。他真是很自信的人呢，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跳起高雅的舞蹈来了，我抬头去看咖啡厅里的其他人——一个男生在低着头认真读书，还有两个女生压低了声音在聊天——却并未留意那芭蕾。看来，此等音乐和舞蹈的即兴演出，在这间咖啡厅里，也并非特别希奇的事儿呢。
一段跳罢，琴声还未停，清秀男生已经收了舞步，穿起黑呢子的大衣，和朋友向着咖啡厅的大门去了。我的目光随着他们的背影走了几步，脑子里还想着那芭蕾——应该是跳的不错吧，至少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和电视上见到的无异呢。一时间，我有些崇拜这些未来的艺术家了。
我把目光转回来，在他们刚刚坐过的地方留连了片刻：桌子上很干净，只留下两只纸杯，里面似乎还有水；那桌子下面。。。那下面是一条白色的围巾，定是那跳舞的男生遗落的。我连忙起身去拾起那围巾，质地很是柔软细腻。 我犹豫了片刻，还是快步追出咖啡厅去。我的羽绒服留在餐厅里顾不上穿，屋外的寒意立刻就钻透最贴身的衣服了。我跑过去叫住那男生，把围巾迪给他，他笑着说谢谢，大团的白气从他口中冒出来。
我快步走回咖啡厅里。密西根的冬天果然是严寒的，大约有零下二十度吧？只在外面停留了不到一分钟，竟然有些冻僵了。
我哈一口气在手心，抬手捂住冰凉得几乎失去只觉的耳朵。钢琴的音乐已经停了，那弹琴的女生也不知去向了。只片刻而已，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餐厅里立刻变得更加空旷了，只留下一地白茫茫的冬日午后的阳光。
我抬起头看向那张落地的窗，刚才低声聊天的那对女生正穿过雪地上开辟出的小路走远，而远远的小路的尽头，有个花花绿绿的身影正向着咖啡厅走来。我注视着那身影——戴着帽子，帽檐儿压得极低。帽檐儿下大约是一副眼镜，一对镜片反射着阳光。
我终于看清，是阿文正向着咖啡厅走来了。
这一件花花绿绿的大毛衣跟上次那一件相比，要更加肥厚很多，所以连羽绒服他也省掉了。但不论如何，我还是觉得，这花哨肥大的毛衣，是无论如何比不上中国楼的制服更加精神的。
阿文走近咖啡厅的大门了。 我连忙低头看桌子上摆着的笔记。我用牙齿微微咬着纸杯的边缘，尽量做出专注的样子。我想让他选择和我打招呼或是不打。
我感觉他正向我走过来。纸杯中的冰水微微浸着我的唇。我几乎感觉到水面被呼吸搅起的涟漪了。
他果然在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努力睁大眼睛，尽量做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很开心。我稍稍放心。
他带给我的消息如他的表情一般令人振奋——他的导师的确在找本科生做杂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迫切。立刻和他约好下午三点在咖啡厅见面，由他带我去见他的导师。
我和他正要告别，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些什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把记着我电话的餐巾纸弄丢了。
我立刻说没关系，然后随口说了一遍我的电话号码。其实既然已经约好下午见面，他似乎就没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电话了。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从背包里取出通讯录。
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莫名的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罗，自称是湖北黄岗人。他因为我“熟知”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了我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位博士生打杂。 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位非台湾人，叫 Steve。
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
罗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发成功了，福特公司会把它装到林肯上面！”
我于是每周工作十五小时，帮助Steve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装到车上再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看似毫无意义的数据。如此反复，不厌其烦。
我不在乎课题的进展，我只在乎罗教授付给我的薪水——每小时八美元。靠着这薪水，我便可丰衣足食。我感谢罗教授，更感激阿文。归根结底，是他帮助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Steve的实验室远离罗教授的办公室和组里其他学生的实验室。所以我并不经常见到阿文，除了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例会，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实验室聚会和聚餐。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阿文来传信的。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也由他来传信。不过Steve一般不参加除了例会以外的任何聚会，因为在那里，他反而成为少数民族。
我虽然听得懂台湾同事的谈话，相貌举止也与他们相近，但与他们相处时，却仍是少数民族。而且我比他们贫困，负担不起上餐馆或是咖啡馆的开销，所以也就极少参加此类的聚会。
所以，阿文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乎Steve和我去不去参加聚会，不过，他每次临走时表现出的失望情绪，却总是激荡起我内心的一丝快意。我不太明白自己了。
其实，即使是那些我们的确参加了的实验室例会，也并没有任何令我感兴趣的新闻或是论文。我并不关心课题的发展，我甚至不希望Steve如期在明年春天答辩，我希望到后年五月毕业前能够一直拥有这份工作。
后年五月。还有二十五个月。仿佛实在是太久远太漫长了。漫长得如同喷气客机在高远湛蓝的天空里留下的白线，只慢慢变浅，变淡，却总也看不到终点。
这里的天空很繁忙，如此的白线网罗交织。我寻找伸向西方的一支。我幻想它跨过茫茫的大洋，到达那座我曾经生长的城市。
我却不见白线的尽头，只见它安静地扩散开来，随后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姿态万千的云里。
庞大的喷气式客机留下的痕迹竟然如此的悄无声息。不若火车开过时，由于离得近，声势就显得特别浩大。虽然浩大，却很短暂。
很多夜，我梦到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开过的列车。醒后才忆起，从我家的阳台或是楼顶，已经看不到那景色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