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三问虽然对倭国近代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却不会用什么亡国灭种的办法起去对付它，也没有想过去坑害如今的倭国子民。若是有一天沈三问可以主导唐朝的政治，也不会有侵略之心。
说到底，都只是一些最底层的被利用的机器。
倭国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权力的野心和对财富的欲望，世世代代训练着这些只知道屠杀与服从的机器，还形成了制度。教会了这些机器军队的军礼、条例、服从，却没有教会他们，何为人，何为人性，何为种族敬畏。
欧洲大陆上的文化，以及延伸而出的美洲大陆上的文化，远远不及这个小岛国的血腥。
沈三问更想从根源上化解这场灾难。虽然他也记得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有三倍的利润，那么许多人会抛弃一切道义与责任，投身获取利益。但他愿意一试，将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传递到倭国，以及周边与倭国思想水平差不多的新罗，若是未来真的走到哪一天，或许可以避免许多悲剧。
他与崔神基、倭国使节仔细交流，了解到现在的倭国情况。
倭国对大唐的学习分了三代人。
第一代是天智天皇，学习大唐的政治制度，初步废除了倭国的土地私有和奴隶制度，采用了封建土地制度，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第二代是天武天皇，学习大唐的皇权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土地制度。也正是这位天武天皇将倭国的大王称呼改为天皇，确定了天皇中心主义统治秩序与嫡长子继承制，并运用占星祈福等手段，将天皇权力神化，增加了倭人对天皇的思想敬畏。
第三代便是如今的持统天皇，这是倭国第一位自行行使皇权的女帝，与武皇差不多同时继位。高宗时期，因为与新罗开战，倭国为了新罗，与大唐断交。而后新罗战败，倭国重新遣使遭到高宗的冷对。新帝继位后，见武周成立，便又遣使来学习文化艺术。
倭国模仿大唐，却只得到了皮毛，缺乏了对内里的精神的感悟，对唐朝人的风骨，对壮士的尊重，对好汉的敬重，不滥杀无辜的道义，还有深深的民族自豪，一无所知。
他们只学到了尚武的精神，秩序的妙用，学到了大唐的军队训练之法，服从的纲纪，并将它演变成对生命的毫无敬畏、对生命毫不怜惜的残酷忍者训练制度，并形成了畸形的武士道精神。
这当是与倭人的学习方向有关。沿海的地理位置，缺少食物，灾害频发，让这个国家的人更加珍惜生命，也更加努力抗争。对于唐朝能改善他们生活的技巧知识趋之若鹜，却对真正的文化精髓嗤之以鼻。
活的足够野蛮。
可是这样的倭国，凭什么来学习大唐此时领先世界的科技技术？
野人头子带领着一群无法教化的兽人并不可怕，可怕的他们个个拿着利器，血腥的对待同族、对待同类，离着人性的道路越走越远。
从接纳第一批遣唐使开始便是错了，一是教错了方向，二是叫教错了对象。当然，这并不能怪罪当时的人们，毕竟倭国远在天边，无从考证，唐朝人只是怀着传播文化的喜悦以及对愿来朝贺的友邦的爱护。
不过，这些却无从纠正了。
至于，为何不愿意武力对待这些人？
曾经读过这样一段话，“地球不存在一种全能文化，中国在封闭的环境中埋头耕作，自给自足，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外远征掳掠。但是对内，却需要对广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进行统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间在灌溉和防灾上互戕。这种农耕生态沉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追求稳定、统一、保守、集权，即使拥有了郑和这样的航海技术，也无心海洋战略。”
纵然唐太宗、高宗有着领先全球的军队，也没有将四方打服，而是允许各族繁衍，尊大唐一声君位。并非是因为追求稳定与保守，而是因为，彼时的中国，是最辉煌的时刻，也是民族认同感最强的时刻，不需要来进行这种消耗战争，欺负弱小来彰显强大。
就算高宗的开疆拓土，也更多的是与周边国家的被动应战，以及为历史遗留问题讨回一个公道。高丽扩张，隋炀帝三征高丽留下的累累白骨，吐蕃突厥扣关造成的家破人亡，一桩桩一件件，这个民族几代人都未曾忘记。
中国人，是不允许被欺辱，被践踏的，所有的血债都会一一讨回来，这就是这个民族古往今来给所有侵犯者的答卷。
只是，这个民族却有着仁义之心，从未有侵略想法。
骨子里，从春秋开始，便有对生命的敬畏，对同类的怜悯，对道义的坚守。
这个民族，从来不缺愿意为国家献身的人，不缺为天下大义献身的人。有忠君爱国者的士为知己者死，有团结和睦的爱护友邦之举，有勤恳的鞠躬尽瘁，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仁慈，有依法断案的公正，还有一诺千金的诚信。
教化对于这个民族的影响深远。
长久的历史发展形成的人性思想，也是这个民族能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
所以，虽然发生过饥荒时易子而食的惨剧，发生过破城后屠城的惨剧，发生过军纪不严的军队掠夺残害百姓的惨剧，却从未影响过这个民族的正确的观念，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
或许人们对许多历史留名的人物有褒贬不同的评价，但对于造成上述惨剧的祸首，每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口诛笔伐，他们离心离德，当时受到冷遇，后来又遭到历史的清洗。
教化的确是有些作用，然而，沈三问不知道仅仅通过文化传播，需要多久才能在其他国家建立真正的文化信仰，纠正许多不合理的制度。
若是封建土地制度，在倭国执行的足够顺利，哪里的百姓经济足够自给自足，改造倭国的社会舆论自然相对容易，若是百姓生存都成问题，谈及人性，也十分可笑。
而且，唐朝也有许多社会问题，自己居然忧心于他国的改造？
还是改造唐朝也更加迫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