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三问开始了他的谏言，“比如太宗，前期能励精图治，任用贤能，断事公允，可是晚年却将国事交给了长孙无忌这样的权臣，算不算是近小人而放权过甚呢？比如汉武帝，文治武功，超出了多少代帝王，可是最后不一样宠幸江充，冤杀了自己的儿子。若是帝王能将江山权力牢固的掌控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信任德不配位的人，那天下，皇室，都能很少许多祸事。”
武则天：“你是指武氏兄弟吗？”
沈三问的确没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李隆基会如此，严格来说，武氏兄弟真的掀不起太大的风浪。
沈三问：“武承嗣贪慕富贵，却任性妄为，没有人会真正的拥护他。武三思谁有翻云覆雨的能力，却谨慎畏缩，不是任性妄为之人。他们的权势都是来自于陛下，一念生，一念灭，陛下自然有驯服他们的办法。”
武则天：“不错。”
沈三问：“古往今来，从来没有缺过阿谀奉承的人，再明智的君王，见到社会安定，功业有成，天长日久都会放松警惕，然后近小人，远君子，变得只能听假话、空话、谎话。”
武则天点点头，“的确如此，商纣开疆拓土，却任用费仲尤浑之徒，秦始皇开创千古帝制，晚年却被李斯诓骗，民怨四起，苦不堪言，仍然相信天下太平。这些都是前期励精图治，晚年却没有善始善终的例子。”
沈三问：“人性，本就只愿意看到自己的优点，听顺耳之言，常人如此，圣人如此，君王自然也不能免俗，此乃无可奈何之处。多少贤明君主，最终都化作亡国之君。李隆基也能创造一个盛世，却不能善始善终。希望陛下勿忘今日之言，臣相信陛下，能创一个盛世武周。”
武则天：“朕自然有此信心，否则做皇后，做太后，做皇帝，于朕有什么区别？若没有连年战火，休养生息，盛世指日可待，只是不知道朕否能超越了太宗。”
沈三问：“自然是可以的，太宗不过是纳谏尊儒，为文人们称颂。不过陛下的功绩，在史册中，却未必能如贞观之治，为世人所知。”
武则天冷哼一声，“朕为天下儒生创造这入仕之机，使得有才学之士能参与治理天下，却抵不过文人的面皮，抵不过儒家对男女的歧视。”
沈三问叩首请罪，“臣万死。”
武则天：“无罪，朕亦不在乎这些文人说了些什么，公道自在人心。”
沈三问暗叹女皇帝真不愧是千古一帝，胸襟豁达，不逊于太宗。
可是，武则天继续道，“若谁敢提此言，朕便杀了他，天下士子如此说，朕便杀尽天下士子。朕能比太宗做得好，只需要这一世天下的臣服。不管后世如何评论，至于史册，人死之后，又有何用？”
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好吧，这女皇帝真的是霸气，颇有神挡杀神佛挡弑佛的决绝。
只是武皇的晚年，与李隆基却有几分相似。
沈三问想了想便直接开口了，“陛下，狄大人虽然是忠耿之辈，却没有识人之能。”
武皇点点头，直接让他退下了。
沈三问觉得这话压根没说清楚，却没有机会说了，皇帝不愿意听啊。
武皇并没有立太子的念头，此问不过打消对狄仁杰的顾虑，如今看来，狄仁杰却还不能做这个相位，宰相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夏州年久，还需要观察一番。
次日，武则天升了前御使大夫之子，鸿胪寺卿崔神基为相。
此举让来俊臣彻底明白了武皇的意图。宰相不可能是自己，不过他十分庆幸，武皇从来没有放弃他，崔神基为相，不过是堵住悠悠众口，一个负责与蛮夷外交的人，能有多大的能量？只要自己实权在握，愿意为武皇扫平障碍，宰相又何须放在眼里。不过是一个虚名，还被皇帝防范，远不如御使大夫自在逍遥。
至此，来俊臣开始了他的真正的酷吏之旅。谋反罪、贪污罪，既然皇帝要惩治，那么他便要为作为皇帝的刀，荡平这些小人。来俊臣培养了许多手下教他们查证，如果不能查证便制造证据，疑罪变有罪，有罪变死罪。
一次次实践和总结，来俊臣确定了自己的处事之道，如何辨人，如何事君，如何对待下属，如何控权，并将这些人生经验整理好，交给了他最信任的义子。能得来俊臣信任的，也只有这个义子了，未曾同历苦难，如何能与他同享荣华？
通过康顺的路子，沈三问轻而易举的拿到后世的名著，罗织经。
公主看到罗织经，也十分惊奇，一个赌徒，能对人性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当真可怖。
这一部经文便是来俊臣的把柄。
“自愿处于下属的人很少。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如果没有计谋，不是下级抵触上级，就是下级夺取上级的权力。”
的确是经世哲学，却毫无忠心与感恩，单凭此句的夺取权力，与后面的“君主的命令不要违抗，这是显达的根本，有智能的人宁肯牺牲自己也要让显达延续下去。人有贤明和愚蠢之别，任用人不要要求他们的才能高过自己”一句，相信，来俊臣就很难走过武后的刀口。
只希望来俊臣能聪明一点，不要选错了下手的对象，让这一天来的太快。
酷吏政治拉开了帷幕，久久没有谢幕。来俊臣不是宰相，胜似宰相，他扶持的酷吏，满朝文武见之无不头痛。于是武皇的御书房，攻击来俊臣与酷吏的奏折，像雪花一样，堆积如山，只是武皇却从未处理来俊臣和他手底下的酷吏。
非常手段，往往能带来最为行之有效的结果，来俊臣是武皇掌控天下重要的一步，也是武皇治世的重要一步。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没有今日的血洗，震慑天下不法之徒，来日如何能保证将来自己的命令行之有效。
难道与高宗一样，政令出于长安，置于县衙书架，百年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