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这是协办大学士英廉查抄李侍尧在京家产的清单。”风云把新得到的情报取来给许维过目。

许维翻开一看，其中赫然开列于抄得金银珍宝之首的是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

许维依稀记得，这几件东西都是李侍尧前年进过的贡物，只因贡品过多而退还的，较之皇帝赏收的物件实在要次一等。

“这应该最能体现出李侍尧恋主之诚是旁人不及的！”许维心中默默念叨着，绞尽脑汁地想为李侍尧脱罪，但不是那么好办啊。

在此之前，像李侍尧这样封疆大吏一级因贪污被杀的有云贵总督恒文、山东巡抚原任山西布政使蒋洲、山西布政使杨龙文、贵州巡抚良卿、湖南巡抚方世俊和广西巡抚原任云南布政使钱度，以及步军统领(即所谓九门提督)兼兵部尚书鄂善和驻南疆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等多人。这批伏法的贪官污吏，有的是汉人，有的是旗人，有的甚至是皇亲国戚，乾隆在最后批准处决这些腐败的高官时一向毫不留情，绝不手软。

许维对乾隆的研究丝毫不逊色于和，倒也揣摩出一个法子寻思着应该可以搭救李侍尧。那就是有罪就硬扛下来，千万别与皇上搭上边，另一方面则还要暗自变着法子去提醒乾隆，这李侍尧可是为了进贡一事而落得此般下场，要不然他何必贪那么多的钱，还不是都落进您的腰包里。

云贵总督恒文与浙江巡抚卢焯就是一个极端鲜明的例子。

这两个人同样是贪污犯，区别是前者死了，而后者没死。原因也很简单。

恒文在交代罪行的时候说自己贪的钱都进贡了，好你个恒文，活该你死，你给乾隆爷扣了多大的一个屎盆子啊，洗黑钱都洗到皇帝的浴缸里了，不杀你都对不起你那张嘴。

而卢焯多乖巧啊，什么都招了，什么都忍了，就不提进贡一事，你对乾隆爷够意思，乾隆爷还会亏待你么？关在大牢里一段时间就出去了，还换了个地方又当上巡抚了。

“风云，让人把信息传进大牢内，让李侍尧嘴巴给闭紧了，别胡乱攀咬，更别提与皇上沾边的事，这样我才有办法搭救他一条性命。”

“是，大人。小的这就去办。”风云刚想转身走人，却被许维给叫住，他发问道，

“对了，那李府上有没有靠得住的下人？”

风云笑了，他说道，

“大人，您可不晓得。那李侍尧被关押之后，那李府便是树倒猢狲散，下人们全都跑光了，一个不剩。”

“还真全都是白眼狼，也难怪李制台倒得如此快。你无论如何都得给我弄一个出来，就算花钱雇一个也行，这可关系到李制台的生死大计。”

等风云出了房门后，许维又拿起置于案桌上的一张清单明细，仔细地看了起来。这张清单是许维以李侍尧去年上贡的清单为底并结合自己对乾隆喜好的了解替李侍尧写下的准备于今年的八月十三日，乾隆帝的七十整寿诞上呈的贺寿之礼：

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金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盘

脂玉万年有庆一件白玉祥禄寿三星一件白玉长春壶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

宋磁霁红花囊一件定窑洗一件嘉窑一统尊一件成窑五彩瓶一件定窑福禄尊一件宋磁霁红瓶一件定窑宝月瓶一件

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

紫檀雕花宝座一尊紫檀镶玻璃衣镜一对紫檀雕花书隔一对珐琅镶玻璃五屏风妆镜九座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

东洋漆炕桌一对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推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先替李侍尧做主添置物件，等姓李的脱罪后再狠狠敲他一笔。许维对能保李侍尧无罪还是有极大的把握，毕竟乾隆极端念旧，尤其是对办事能力极强，又善于揣摩朕意的李侍尧那更是满意。

乾隆初政，律己较严，进贡问题并不严重。但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及圣母皇太后六旬庆典开始，进贡方物旧制日渐变质，至乾隆中期以后几乎成了败坏吏治的最大公害。除万寿、元旦、冬至"三大节"外，端午、中秋、上元等节大臣也都得进贡，甚至皇太后圣寿亦需备物进献。为献媚固宠，臣仆们投乾隆所好，夸多斗靡，争奇斗艳，纷纷以价值不赀的古玩、玉器、字画以及西洋奇珍充贡，其罗列之多，有所谓"必备九数"(从一九到九九，乃至十九)之说。进贡的方式除入阙朝贡外，新添所谓"路贡"，凡翠华巡幸，不仅沿途督抚、盐政等接驾贡献，而且远在广东、四川、湖广、云贵的边省督抚也纷纷驰进贡物，甚至致仕在籍的耆旧老臣也趋往行在迎驾，进献珍品。

三月初二，乾隆帝接大学士英廉的报告，说有李侍尧家人名喜儿者自行投到官府，供称到京之后见李家已经奉旨封门，知道李总督坏了事。该人犯说，刚开了年，我主人就差我从云南进京，交给我贡单一个，准备将来照此单备办万寿贡物云云。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是乾隆自己的七十整寿，虽然乾隆明面上说自己并不喜欢督抚大臣进贡：

"朕常时所用悉系朴素木器，不尚奢华，督抚等若惟夸多斗靡，妻费呈献，朕非特不以为喜，转觉其可惜，督抚等又何必为此耗费物力而不能见好之事乎?"

又说："宫中服御，不用珠绣，又女口，象牙织簟，远不及寻常茵席之安适。"等等，等等，话都说得非常动听。

但乾隆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呢？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二月传旨署两广总督李侍尧的一席话便能窥中乾隆的心思。

“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进贡几件来。”

从英国等西方国家进口的镀金洋景表亭(今天故宫钟表馆里摆的多是这玩意儿)，一座不够，要多觅几件；已进的似乎还不够理想，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且不必惜价。显然，讲自己生活如何朴素，说自己不喜欢督抚进贡的煌煌谕旨是用作对外宣传的，对亲信奴才李侍尧讲的才是掏心窝子的真话，而且年纪越大，这胃口也越大，以致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一批的封疆大吏们一脑门心思全放在该如何榨取百姓钱财用来购买足够的贡物以博乾隆开心的问题上来。

现在看到李侍尧的家人手上提供的这份贡单实际是许维帮贡的清单时，乾隆心里别提多开怀了。这么早就开始想着给主子过生日了，李侍尧的孝心真是别的臣仆没法比的，想着想着，乾隆对李侍尧更不免生出顾念怜惜之意。

但令乾隆颇为扰头的是，那和似乎突然间变得不会揣摩圣意了。

和坤的奏折及所有涉案人员的供词都集中表明，李侍尧在云南婪索下属的说词除其自家修理房屋之外，竟然全部与进贡有关，如果这样公布出来，让人难免产生李侍尧为进贡所迫不得不让属员"帮贡"的联想。

乾隆不能不静下心来专心思考如何找一个既保全国体，又不损及自己颜面的得体的说法。第二天，通过行在内阁发布的明发上谕是这样开头的：

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各省，前后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意图报效。乃昨据海宁呈禀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因命侍郎和坤、许维、喀宁阿前往查办。

下面罗列经和坤等查实的李侍尧各罪款，其中收受素尔方阿等共一万六千两银子一款，用的是经过删节的李侍尧的供词："交与佐杂孙允恭赴苏带往是有的。"带银子一万六千两"赴苏"干什么?当然不便明说，老百姓可能莫名其妙，大臣们则心照不宣。再看下面李侍尧"卖珠子"一款，同样是经过仔细推敲下笔的："又据张永受供，发出珠子二颗，一卖给昆明县知县杨奋，勒要银三千两，一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二千两。质之李侍尧，称也是有的。"以督抚之尊，向属员变卖珠子，这行同市井的秽行固然可鄙，但它的奥秘在于，杨、方二人又将珠子返还给了李侍尧，而李侍尧则以真珠充贡，进献皇上。这是万万不能透露的，所以上谕点到卖珠子而止，以下情节全部砍掉。经过如此精心掩饰，明发上谕后便显得理直气壮：

李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乃负恩婪索，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如此不堪，实朕梦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颜面攸关，即各省督抚闻之，谅无不惭愧痛恨矣。

谕旨最后宣布将李侍尧革职拿问，素尔方阿、汪圻、庄肇奎、张珑、方洛、杨奋一并革职，交和坤等严审定拟具奏。同时由内阁公布的谕旨还有，将云南巡抚孙士毅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

孙士毅走通了和的路子，临行前乾隆又改变主意命他留京纂修《四库全书》，特受翰林院编修，理由是孙学问优长；调奉天将军安吉保任云贵总督，命严希深驰驿前往署理云南巡抚。

和快刀斩乱麻，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此时不报何时报？趁李侍尧落难要他的命。也不和许维商量，直接乾纲独断，大笔一挥，就把结案呈词给报了上去：

“李侍尧婪索赃私盈千累万，且明知素尔方阿系管场之员，向其勒索多赀，即与侵亏无异，将李侍尧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

至于素尔方阿等的定罪量刑，大体依据"与受同科"这莫名其妙条例的精神，谁供认的越多，谁受的惩处越严厉：素尔方阿供出因畏惧总督将所管银厂盈余馈送李侍尧至八千两之多，其中五千两是主动供出的，被判死刑－－"斩监候，秋后处决"，家产全部抄没；原任臬司汪圻、道员汪肇奎馈送银子少一点，判了"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永远充当苦差"的比无期徒刑还重的罪，家产同样全部抄没；原任知府张珑、原任同知方洛和知县杨奋各馈送四千两、三千两、二千两，判刑又稍轻一点－－"发往乌鲁木齐，自备资斧，效力赎罪"，当然，家产也是全部抄没；德起一共馈送七千两，但"业经病故，应毋庸议"，看来惟有他最幸运，尽管抄家并不能免。

和也有他的如意算盘，他知道李侍尧也颇得乾隆宠信，一旦罪名一开始就定得太重，容易引起乾隆的不满。先定个斩监候，麻痹一下乾隆，而后再一步步地把李侍尧的罪行推高，直至斩立决。

经钦差大臣遵旨初审拟罪上奏之后，按常规由皇帝批谕"该部议奏"，即将钦差大臣初审的奏折批交刑部核议，由刑部拿出本部意见上奏。但李侍尧系大学士兼管总督，为朝廷大臣，国家体统的尊严所系，不宜由刑部论议；况且，刑部侍郎喀宁阿与和同往云南审案，已经表达了该部的意见。像李侍尧这样的大案重案，由皇帝批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核拟速奏"，应该说是最符合当时司法常规的。

但乾隆深知如果走这样的程序，李侍尧必死无疑。因为三法司的大臣们惟知就****法，他们肯定认为钦差大臣和坤拟的"斩监候"失之轻纵，只有"从重立决"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不交三法司，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批交"大学士、九卿会同核拟具奏"。大学士九卿会议解决的是"事体重大或理有疑难"的问题，大学士、九卿会审是最高审级，由它决定李侍尧生死，于国家体制讲是正办，就国家常规司法程序而言也讲得通。更重要的是，大学士九卿会议虽说体制尊崇，其实不过走走形式而已。这一点，乾隆心里非常明白。

九卿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九个衙门的堂官。由于各部院堂官实行满汉复职制，所以每部有满汉尚书二人，加上七八位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如果都到齐了，总该在二十人上下。

让这么一个等级森严又各自业务"隔行如隔山"的国务会议去解决某一个如李侍尧如何定罪量刑的十分专业的问题，怎么能不走形式呢?所以大家并不十分重视，随便找个理由请假，或者到了会场干别的事扯闲篇儿，甚至借机闭目养神，结果一开就是几天。像这么个弊端，乾隆知之甚详，但由于其存在有其可利用的地方，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雍正就当面骂过这帮有头有脸的大臣说：“迩来九卿坐班，多有不齐，及至会议，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或假寐闲谈，迟延累日。”

乾隆帝完全有理由并有把握认为，把李侍尧交大学士九卿会审，维持钦差大臣和坤斩监候原拟，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待拖过一段时间后再法外开恩赦免李侍尧就顺利成章了。

谁承想，结果竞大出乾隆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