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于景炎十七年的下半年、分两路进驻到安南边界，很快就在西南之地引起了震动。

当初安南之所以袭掠广西之地，北元的挑唆仅仅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邕州开市的“利”，让他们起了贪婪之心。

他们不是第一次袭掠大宋的广南西路了。过去的经历让他们始终认为：由于安南的偏僻、蛮荒，大宋在自己抢劫后不太可能直接出兵报复。就算出兵来报复了，最终也还是会因为气候、水土的原因退回去。更何况现在大宋仍处于和蒙古人的交战中。

而之前宋军始终没怎么越过邕州、柳州、静江一线，更让他们觉得过去的一切没有改变。

因此，在他们的看法中，事后大宋顶多就是派个使节前来问罪。而对于这个问罪，他们在过去也有一套固定的说辞。

或者：“劫掠是外蛮所为”。

或者：“做这事的是边界上的蛮族”。

然后就是：“已约束边界各地首领，不得骚扰天朝之地。”

所以，开始时他们甚至都没有派使节前来大宋解释。

但这次他们没有等来问罪的使节，而是来到边界上的宋军。这些宋军不仅驻扎了下来，而且还就地筑关、筑城，摆出了一幅从此再也不走的样子，这真的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事。

更让他们惊惧的是，不久安南的船只也开始变得无法出海；甚至是一些渔民，也只能在沿海不远的地方捕鱼。

若是安南的船只一不留神在海上跑得远了一点，遇到宋军的水师，立刻停下接受所谓的“检查”、并乖乖地回去也就罢了，只要表现出一点点想跑或反抗的意思，必然会遭到击沉。

并且无论是渔民、还是其他人等，在接受宋军的检查后，也均会被告知：“大宋和安南本为一体，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安南背叛了大宋。”

以高桂为首的参谋院其实并不知道，他们此时所实施的，就是后世的所谓封锁沿海。这帮人只是觉得：虽然现在不能和安南开战，却也不妨让水师的战船出去巡逻广南的海面，将来自安南的船全堵回去，免得又让他们来到了广南的地界上，既惊扰了陛下和太后，还让朝廷的官员们对兵部有微词，反正谢复和黎德等人正觉得有点闲。

自然，在某人多年的教唆下，他们还明白：有些事情可以做，但话也要说，大义的名分决不能丢，毕竟挑起此事的并不是自己这一方。

至于被放回去的人到底会怎么说，这帮人就不管了。

就此，安南开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也不是没有试图出兵赶走边界上的宋军，只不过宋军对此早有准备，他们的这种企图毫无例外地遭到重挫。

于是，安南只有再次派出贡使前往大宋，不过他们的朝贡在广州遭到了礼部官员的拒绝。

礼部的官员当然不会对安南的贡使再有好脸色。这前面你才来朝贡，后面你就过来抢东西，如今又跑来朝贡，怎么，还真没把堂堂大宋放眼里？

再者，对礼部的官员来说，推掉安南的朝贡也不是头一回，当年（宋）孝宗先帝就曾屡屡拒绝过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何况眼下朝廷不缺前来朝贡的贡使。

事实上，自景炎十四年宋军攻占云南之后，前来大宋朝贡的所谓藩国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在眼下的西南地区，除安南之外，原本就还有占城、缅国、暹、罗斛、景迈（八百媳妇），宾章龙（占城的属国），大、小彻里（八百媳妇的边上，紧靠云南）等地。他们过去都被迫向北元称臣，并接受所谓的达鲁花赤在当地监督。

宋军击败了云南的元军，其实也就意味着帮他们摆脱了北元的控制。但对他们来说，如何与一个看起来更强大的大宋相处，同样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

因此，除了最早的安南和占城，其它地方也很快都陆续遣使前来大宋。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行朝对所有前来的朝贡者也就是两个字，“应付”，因为不仅某人、就是朝廷的大多数重臣，都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迫在眉睫的要务。

但这种情况在景炎十七年，由于安南对广南西路的劫掠，被改变了。

宋廷的礼部官员不仅开始认真地和前来的贡使商讨事情，而且主动派出使节前往各蛮荒之地，甚至还请有些前来的贡使代为传言，邀请西南诸蕃均派人前往大宋。同时还声明：

“大宋此举并不是为了贪图他人之宝物，而是希望和尔等讲信修睦，各保疆土，并为此订立相关的国书。”

结果这件事就变得越来越大，连海外的爪哇等地闻讯后也派贡使前来参与，一时之间，各地使节齐聚大宋。

自然，在这些人中间，和大宋接壤的，最关心的事是：大宋会否像过去的“大元”那样，在占领了云南之后，还想要征服他们？

而没有和大宋接壤的，则都非常关心一件事：大宋能否允许他们前来“互市”？也就是前来做生意。

不过他们全婉转地拒绝了所谓的“使节派驻”。因为“不开化”的他们都把大宋派驻的使节，看成了过去蒙古人派来的“达鲁花赤”，所以，打心底里他们就不愿意。

这让某人得知后也只能内牛满面：“算了，毕竟这是中古时代，有些事情还是急不得。”

但他还是告知礼部的陈宜中、邓光荐等人，在国书中要加上一条，“凡签订国书者，彼此之间可以派出使节互访，受访者须保证使节于此期间在其境内的安全。”

在这个时代，想了解对方国内的情况，也只有派人前去，仅凭道听途说有时候会误事。宋、明在安南的事情上都有过这样的教训。

……

当下，在陈宜中将相关之事向其他人解说后。最兴奋的就是财部的赵与珞。他少有地当众为陈宜中说了好话。

“陛下，臣认为，陈相和礼部与诸蕃国所商定之事，均为可行。其中的互市更利于朝廷。一旦定约，朝廷理应立刻施行。”

老赵的眼中再度闪出了众人已经熟悉的铜绿。

其实互市的条款也不复杂。一是大宋允许签约的藩国商人从海上前来贸易，并且还会在边境上也开“边市”。二就是无论海商、还是边境的商人，均要交纳关税。

这里面在过去朝廷做法基础上所添加的，是到边市交易的外来商人，规定每人每次仅需要交纳关税龙币一枚。

至于交易所用的货币，毫无疑问必须用大宋的钱币。

这个时候的赵与珞当然知道，随着互市的进行，大宋的钱币必将风行各地，朝廷的关税收入必将大幅增加，就是各藩国的黄金、白银，也少不得会换成大宋的龙凤之宝。

后世同样有人认为，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宋帝国建立起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宋元”经济。

听了老赵所言，东点了点头。

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异想天开地要订立什么国书，更深的原因是他想进一步拉近各地与大宋的关系。因为他非常清楚，此时的西南地区、甚至是海外各地，其实都称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且彼此之间多有征战。

讲更白点，就是此时区域内的扩张、兼并过程还没有结束。

就比如眼下云南的周围，要到大约三百年之后，才形成后世的越、老、柬、泰、缅的格局。

在他看来，这里面是有文章可做的。但要想做文章，就必须先让大宋和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形成一定的利益相关。

但即便是他，此时也绝对不会知道，由此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会如何深刻地改变整个地区的历史走向。

东某些真正的想法，后世的人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后世还有一些人，仍从景炎十八年的“国书之会”中，嗅出某种阴谋的味道。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所谓的“国书之会”，其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孤立安南。

这些人通过研究历史的资料发现，过去的安南和占城的南部沿海地区，原本都是汉代的领地，所以他们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五代之后，由于各自独行其事，彼此抢夺领地和人口，它们和真腊三方形成了世仇。后来真腊灭掉了旧占城国，并取而代之，之后就形成了安南和这个实际上是真腊的新占城之间的对峙。

景炎十七年安南袭掠了广南西路后，宋军进驻广南西路和云南的边界，其后又在事实上封锁了安南的沿海，固然是为了防止安南对大宋的再度袭扰，此举却在客观上让寻求扩张的安南只剩下了一条出路：抢夺真腊占城的领地和人口。如此又导致了之后安南和真腊占城之间战争的不断。

虽然安南在这些相争中略占上风，且夺得旧占城沿海之地，但长期的战争和被孤立，也使得他们国力大幅削弱。这已经决定了它之后被宋军一举收复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