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战一个月之后，中国并没有进行总动员，陆军常备军开往印度、美洲战场，但在西北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局部动员，黑海地区、哈萨克等边疆地区进行了动员，将一百万后备军征召起来，防备边疆安全。这足够了，因为除非女沙皇或者康斯坦丁被英法拉拢，突然向中国西部地区进攻，否则中国西部不可能发生战争。而女沙皇一方面跟康斯坦丁互相牵制，另一方面，俄国内战之后，俄国跟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乌拉尔王国为俄国内战付出的30万条性命不是白付出的。

可以想象，这场战争进入中国本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陆战，大概率只会发生在印度和北美。

在印度，非洲公司统治下的公司印度进行了总动员，此时公司印度包括印度河流域和东孟加拉地区，人口高达1亿5千万，英属印度人口虽然更多，高达1亿8千万。可是这些年英属印度人口几乎没什么增长，而公司印度的人口却在这三十年中增加了一半，增长势头跟中国差不多。

这主要归因于两国不同的统治方式，英国是残酷的榨取制，尽管也推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后世被印度某些公知感恩戴德，但主要是榨取为主。中国虽然也从印度取得利益，但统治方式不一样，中国在这里推行的是更彻底的政治改革，可以说公司建立的大一统制度，从上到下一个行政机构，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员。英国则保留了大量的土邦王公，尽量不改变当地的传统政治结构，利用传统统治阶层帮他们掠夺财富。

两国不同的统治方式，不能说谁更高明一些，只是统治理念不一样。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说，英国甚至高明的多，因为这些年，英国尽管从英属印度榨取的财富更多，可英属印度总体的政治秩序反而比公司印度更好。公司印度在推行行政改革过程中，遭遇的叛乱更多。经济上甚至有好几年是赔钱的，不但从印度收取的税收无法支持行政费用，甚至贴补了数百万英镑的军费。

可从整体效率上来看，公司印度显然更高。取得的利益较少，不是公司印度产出比不上英属印度，英属印度在英国各种政策下，工业遭受巨大打击，传统的棉纺织手工业破产，现代棉纺织业则在英国和中国产品冲击下，在英国纺织品高税收政策下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而公司印度，则相对有一个公平的发展环境，尽管也受到中国和英国纺织品冲击，织布在这里没有市场，可纺纱还有不菲的利润，因此棉纱这种初级加工业规模可观。

英属印度跟公司印度同样以农业经济为主，英属印度农业经济化程度更高，棉花、黄麻、靛蓝、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极高，导致英属印度这种近半土地都是耕地的地区，竟然需要进口大量粮食。公司印度的农业经济化水平较低，政府推行小农经济，虽然农业附加值很低，人均也不高，可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自足还大量出口。同时让公司印度有一定的工业水平。

不同的统治方式，最终是需要碰撞一下来检验的，而这一次中国完全占优。

首先非洲公司从中国移植的郡县制，彻底摧毁了印度传统的封建制，在一开始会遭到封建主的强烈对抗，但一旦军衔制和科举制建立起来，形成了由中上阶层通过考试建立起来的官僚集团后，统治基础就会异乎寻常的牢固。传统封建主，要么转型成科举出身的官僚，要么就放弃特权转型成为中国式的乡村地主阶层，要么就是在反抗中被消灭。

而英属印度，秩序平稳，压榨凶狠，通过一层一层的封建秩序统治，虽然很稳定，但并非没有矛盾，并非没有不满，只是不满被一层层的统治者压制住了。

可以说公司统治下的印度，一次性改革成本高，但一劳永逸。英属印度，统治成本低，但矛盾重重。

经济上，公司统治下的印度，没有发展处规模庞大的种植园经济，形成了地主、佃农和自耕农组成的乡村形态，大地主的土地面积也不算大。政府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对从农民身上榨取财富不感兴趣，还有大量限制地租的政策。由于土地本身的经济效益不高，也没有吸引商业资本涌入，缺乏建立大农场的条件。所以总产出，是比不上经济化的英属印度的，可人均比较平均。

英国将地租包给商人，低成本的拿走税收，过去将这些利益转化为东印度公司的利润，给股东分红。东印度公司解散之后，印度的税收也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作为英国政府养兵的支出，英国用英属印度的财政在印度组建了一百多万常备军和一支舰队，常备军还好说，充其量帮英国人开拓一下殖民地，舰队在平时还可能提供一下护航服务，战时，绝不会留下保护印度海洋，而是第一时间调往欧洲保护英国本土去了。

而中国收取的说服本就不高，地方官还热衷于修建水利设施，将鼓励农桑看作是最大的政绩，因此大量税收都留了下来。公司从印度攫取的利润，主要是贸易利润，以及跟商业有关的税收，尽管也是从印度拿走了税收，可土地收成较多的分给了农民，土地税基本上用于改善农业设施。

经济上管理方式的不同结果是，公司印度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水利工程，政府修建和管理大型干渠，而乡村地主组织修建和管理支渠，建立了覆盖整个公司印度的水利设施，由于印度的水资源相对丰富，结果开垦出来的耕地基本上都能保证灌溉。

如果说英属印度没有水利工程，那对英国人不公平。英国同样也建立了大量水利工程，不同的是，大型干渠有的是政府建立的，更多的是采用商业公司形势建立的，这些商业公司建立的水利工程是要盈利的，因此这不是福利工程，开闸放水是要收钱的。这导致英属印度的水利工程大多被一些经营良好，资本雄厚的商业化种植园使用，这些种植园也是采用商业公司运作，也是要盈利的。而穷苦老百姓和自耕农，往往只能靠天吃饭。这让自耕农和小地主不时破产，土地兼并严重。

由于建设水利工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因此英属印度的水利工程主要是修建在那些开挖成本低，灌溉容易的地区，规模也不小，可是覆盖率低。而公司印度继承中国的农业文化，并没有将水利设施看作是一种经营手段，有些渠道开挖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甚至是赔钱，每年需要税收来补贴。

总的来说，非洲公司对印度农村的管理，相对经济效益低，但产出分配更平均。

所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政策，最后造成的结果差异非常大。

行政上度过初期改革的阵痛后，公司投入行政的管理成本反而大幅度下降，皇权不下乡本就是一种低成本统治方式；农业上的抑制兼并、限制地租等等，让最广大的农民过着穷苦但平均的生活。

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司印度统治区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英属印度。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双方的生育和死亡率其实差不多，但一旦经济危机或者粮食歉收，公司印度的政府会实施救灾、赈济等传统政策。而英属印度，由于经济作物比例太高，很容易发生饥荒，饥荒发生之后，英属印度即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饥荒的办法，政府也缺乏救灾、赈灾的动机。爱尔兰发生饥荒的时候，英国女王尚且不救济，更何况印度人呢。

所以一次一次的饥荒，动辄夺走上千万人的性命，这种情况下，英属印度的人口始终增长不起来。

不同的管理方式，不但让公司印度跟英属印度的人口增长形势不同，也让公司印度跟英属印度调动统治区资源的能力千差万别。平时确实是英属印度榨取的资源更多一些，可是到了战时，英属印度却很难高效动员统治区的人力物力，一方面是他们平时的榨取几乎就是极限，增长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主要还是组织形式上的。

英属印度，为了节约成本，采用商业化管理方式，追求财务平衡，尽可能的减少支出，增加利润，而且很重视短期财务水平。所以在逐步建立统治的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势力。四五百个土邦王公，占据着百分之四十的土地。英属印度政府不干涉土邦王公的统治，王公接受英属印度的保护，一方面让英属印度的軍队驻扎在他们国土上，还负担这些軍队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还要向英属印度缴纳其他税收。

英属印度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让印度农民和土邦王公养活了一百多万英印陆军，这一百多万軍队，性质上都是雇佣兵。

而公司印度，由于建立的是一个大一统的行政机构，逐步统一过程中，土邦王公要么选择放弃封建权力，退化成土地所有者，要么选择抵抗，被消灭。这个大一统的机构，平时养活的士兵并不多，因为不像英属印度那样，一方面需要养活軍队镇压叛乱，一方面还要为女王开疆拓土，主要是去非洲打仗，还有一个考虑则是防备中国軍队的威胁。

非洲公司则没有这个顾虑，不太担心英属印度的进攻，一方面是强大祖国的保护，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印度从中国复制过来了一套兵役制度，平时不需要太多的常备军，但战时，可以很快的动员大量后备役軍队。

这个后备役的规模有多大，开战之后，公司印度下达总动员令后一个月，五百万印度士兵立刻被武装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