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在战争爆发之前走访过奥斯曼帝国一次，他的目的是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对战争胜负做出评估。
梅特涅发现奥斯曼帝国的显贵、要人们，为了表明自己的开放和对欧洲礼仪的娴熟，竟然蔑视自己的回教习俗，狂饮香槟酒，玩牌，与欧洲的女士跳舞。梅特涅对此很吃惊。梅特涅认为，奥斯曼帝国出现深刻的社会危机，改革是必要的，不过，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不仅仅反映在技术上不如西方，关键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堕落和衰退。
马哈茂德二世执政下特权盛行，一边推行改革，一边奥斯曼社会的奢侈、浪费之风有增无减。素丹本人推行改革的同时大兴土木，修建新宫殿，道尔马巴赫彻宫。这座宫殿很豪华，采用法国风格，宫内的一些摆设和装潢模仿凡尔赛宫。
有宫廷的示范，欧式家具和生活用品堂而皇之地摆在达官贵人和富裕市民的家里。商人、贵族和社会名流从旧城的住所搬出来，住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意大利式别墅。奥斯曼帝国的大城市里，修建了不少法国风格的公园。法国、意大利的歌剧及音乐和各种表演流行于伊斯坦布尔等城市。西方人如何消费、享乐，奥斯曼帝国的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们丝毫不落后。
这一切都说明，奥斯曼帝国的高层，已经扫清了对改革的思想阻碍，他们从心里开始崇尚西方，就不存在鄙视西方的现象，这种崇尚会让他们毫无阻碍的学习西方文化和思想。
但在制度上，改革一直流于表明。按照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内容，在帝国国内，素丹之下权势最大的人物是大维齐、陆军总司令、回教大教长。大维齐更名为首相，但权力却远小于首相，部长们被称为大臣，开始穿着统一礼服，有自己的办公室。各级官员和服务人员，也穿着整齐的西式服装，出入于正式场合。但是，官僚机构的传统习惯和作风、办事方式、等级和特权，依然没什么变化。
行政改革后办事效率并没有显著提高，官员晋升依靠老办法，素丹完全掌握任免大权。西方式的明确权责并没有在帝国政府落实，帝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变动，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并未触及。
不由得让人怀疑，苏丹的改革动机，到底是为了强国，还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力。包括在用人方面，他也大用权术，不是让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位置上，而是让忠心的人在权力部门。
在巴尔干地区，马哈茂德二世通过权术剥夺贵族权力。某位显贵人物死了，他的职位不由贵族子弟接任，而是交给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新官员，死者的继承人会被安排到其他地方任职，以斩断原来的权力关系。色雷斯、马其顿、保加利亚都以这种方式纳入帝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一旦这种方式达不到目标，就采取武力。在安纳托利亚，也使用在巴尔干行之有效的办法，软、硬两手，分化瓦解，把死去的显贵的辖地划成更小的区域，以此弱化地方势力。
他还频繁地更换官员的职位，让官员们在自己的辖区内难以形成持久的威信；大力提拔低层官员并委以重任，让他们控制军队或行政要害部门，目的却不是为了真的让这些新锐取代老官僚。等达到打击权贵的目标后，这些新贵又被迅速解职，甚至流放，然后把他们的政敌提拔起来顶替他们。这样那些被打击后失去威望的权贵，迅速对苏丹变得依赖和忠诚。
通过这些举措，在政治上，马哈茂德将帝国统治阶层重组为三部分：帝国行政文职阶层，包括书吏、文书等，军官阶层和宗教阶层。
在军事方面，马哈茂德二世的主要举措是，清洗耶尼塞里軍队，建立新式陆军，名为穆罕默德常胜军。增加陆军总司令的职权，让其担任穆罕默德常胜军的总指挥，使其超越所有军队指挥官。取消军事总监的办公室，代之以一位文职助理，负责军需事务。军事总监的财权收归帝国的财政部。马哈茂德二世把其他各支部队连同兵工厂、军需库等并入“穆罕默德常胜军”。
军队管理中还设立训令部、军需部，海军部门仍是独立机构。以前也设有军事监察官来负责军需，改革后任命一位文职官员，充当海军司令的副手。为满足军费开支的需求，尽力规范军用财政系统。努力控制军用收支，建立一个负责控制军事开支的军费监督部。监督部直接负责军饷、军粮、军服的供应，总司令部仅发挥军事技术职能。海军虽独立于陆军总司令控制之外，但军需供应也由军费监督部负责。军用金库实际上变成帝国最大的财政库，因为各类收入（连同人头税、羊税等）都转入军用金库。军用金库成为国家财政的核心部件，为軍队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
军队高层的改革和新机构的设立，不同部队进行了重组和装备更新。步兵、骑兵、炮兵的建置和规模、军队数量都有所变化，营地薪饷和装备也有相应的变动。但是，许多部队的训练跟不上。而且军官学习的战术过于陈旧，始终没有对他们进行更专业的培训。
新军除了忠实于素丹这一条原则得到落实之外，其他方面改动很少，军官群体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高级军官的位置就是给特权阶层预留的；军官们很少是按照实际军事才能提拔，军权仍掌握在无知无能的人手中；培养军官的学校总是在筹划中，未能建立起来；从军官群体的成分看，主要还是廷臣、高官、显贵们安插的人，依然是一种权贵分肥制度；军官群体很快成为新的特权阶层，他们享受很高的待遇，受到恩惠，拥有特权。新军只是成为马哈茂德二世进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现代化的国家军队。
这就没有解决战斗力提高的根本问题，反倒是通过将所有軍队都抓在手里，苏丹的权力大大加强了。
经济上也有一些改革措施，比如直接将征税权力收归中央，打破地区间的贸易壁垒，推动一个统一市场的建立，但这些措施短时间内无法体现出来。
当看到穿着欧式制服的軍队和官员，却依然按照老办法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梅特涅评价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最严重的错误是过度关注表面和形式，而忽视了本质；他的改革措施多，具体落到实处的有限；倘若他能把这些措施变成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方式，会是另一种结果。
不过当战争爆发后，梅特涅还是判断奥斯曼帝国会赢，因为当时面对的只有一个希腊，当满清帝国加入战争后，梅特涅还是无法判断战争的胜负，因为满清帝国是按照另一种形式组织起来的，跟欧洲截然不同的高度政治化体制，让梅特涅无从判断这种国家的真正实力。
当埃及也参战之后，梅特涅就很确定奥斯曼帝国必败无疑了。
事情果然按照这些走势发展，新兴的埃及打击的奥斯曼帝国毫无招架之力，最后只能选择屈服。奥斯曼的屈服，造成了巨大的地缘冲击力，甚至波及到了奥地利帝国。这又是梅特涅没有想到的。
被迫做出让步之后，为了重新制定对希腊的外交政策，梅特涅迅速对希腊进行了一次访问，他需要亲身感受一下希腊这个国家。
他在这个国家看到的情景，让他更加的忧虑起来。
随着领土交割完成，国王周成功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被当作英雄一样崇拜。他亲自带着軍队接受奥斯曼帝国交割的国土，顺道就利用手里的軍队，对当地地方势力进行清洗。主要做法是将大量地方权贵官员调往其他地方任职，对他们掌握的軍队进行整编，不服从的马上进行镇压，他在战争中培养出来的绝对忠于国王的軍队，在战争中没有起到多达作用，但在镇压地方实力派过程中却起到了重大作用。
清洗主要针对的是新接收的南马其顿地区，这里是一处堪比塞萨利地区的农业区，拥有二十万以上的人口，极大的补充了希腊因为战争而减少的人口数量。
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是不是奥地利担心的问题，因为希腊无论是国土还是人口，跟奥地利帝国都不是一个量级，接受了马其顿下游平原的人口，希腊人口也不过一百万出头，奥地利帝国人口可是超过两千万的。
让梅特涅担心的是，希腊人的民族意识开始高度凝练，此前的希腊人是一个高度分散的概念，基本特征是说希腊语，信东正教，希腊人所指代的更多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非一个民族共同体。并没有跟国家、血统等近代概念混合起来，这场战争让希腊人空前的团结。
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希腊人半岛上的希腊人，曾经大量移民，兴起了两股移民潮。首先是希腊知识分子阶层向西欧的移民，由此激发了文艺复兴的到来。其次，一些希腊人离开了平原，躲进层峦的群山中。由于希腊是个多山的国度，而奥斯曼人从未成功地在山区建立他们的军事或者行政存在，因而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奥斯曼人从来没有完全征服希腊。
在希腊大陆和岛屿上不肯服从奥斯曼统治的族群，开始形成许多秘密社群，如克里特岛上、伊庇鲁斯以及伯罗奔尼撒的山区都有这些秘密社群。自16世纪末直至17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统治逐渐变得宽松，许多希腊人开始从山区搬回平原地区。
但由于这种迁徙，导致希腊内部空虚，北方的斯拉夫人、马其顿人又大量南迁入希腊，跟希腊原住民进行融合。所以独立之后，希腊的民族组成十分复杂。
就连参与独立革命的许多族群，实际上都没有希腊人认同，希腊人也将他们视为外来人；比如来自伊庇鲁斯的阿尔文部落、来自马其顿的阿罗蒙人都是这样。阿尔文部落是由马其顿人、希腊原住民、斯拉夫人混血，并接受了希腊文化，说希腊方言的族群，在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形成了军政合一的部落组织形态；阿罗蒙人跟罗马尼亚人其实是一个族员，说的语言都是同一个希腊方言。
真正血统较为纯正的希腊人，则只有生活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一隅的希腊人，他们对古希腊也没多少认同，在东正教文化中，古希腊指的不是自由、民主等西方人开始推崇的思想，而是指的多神教、迷信和乱淫等野蛮文化。伯罗奔尼撒的纯正希腊人，他们自称罗马人，语境概念中是有罗马公民权的人，而将其他地区的人视作野蛮人。
但现在这些说着不同方言的希腊族群，开始凝聚在同一个国王旗帜下，骄傲的自称希腊人。
梅特涅发现，通过一场残酷的战争，一个现代希腊民族形成了。
希腊民族即便形成，也只是一个小民族，关键是他们团结在国王旗帜下，这会对其他地区说希腊语的民族产生一种吸引力和向心力，而除了奥斯曼帝国，世界上就属奥地利帝国境内生活着人数最多的希腊语民族。
梅特涅希望希腊国王可以对希腊民族重新定义，定义为生活在希腊半岛上的民族，而不是所有说希腊语的民族；但国王周成功拒绝了，他宣称，希腊不但是所有希腊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所有希腊人的物质家园，希腊对所有希腊人开放，任何希腊人只要愿意回归祖国，希腊王国没有任何权力阻止他们回家！
梅特涅很担忧希腊国王的野心，尤其是这个国王，看来他不仅仅想做希腊的国王，他想做的是希腊人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