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采用的办法很简单，行政改革！他不断的阐述通过公开公平的考试选拔合适的人才，比传统的推荐制更加高效，更加公平。

这些论调在资产阶层中是很有市场的，除了精神思想之外，这也附和资产阶层的利益，因为他们的后代受到了最良好的教育，通过考试的话，他们的后代更容易成为统治阶层。

地方本土派虽然有压力，但他们也不是彻底反对，因为他们有人数优势，他们的子弟接受教育也相对系统，远比不成气候的希腊资产阶层规模更庞大。

用行政改革的大势来压自由派，扶持本土派有希望的下一代掌权，而这些通过考试上台的年轻人，才是周成功真正的根基，因为他掌握了考试的权力，所以他就掌握了这些人的忠诚。另外他还需要通过权术，让这些人无法在底层形成势力。

反腐让大量的貪官落马，空缺的位置开始通过统一的考试来选拔，考试者成分复杂，最多的当然是本土派，但不拒绝外国侨民，奥斯曼境内的希腊移民参加考试。

这基本上就是把中国的科举制度搬到了希腊，科举制度在欧洲有非常好的名声，出于对贵族统治的批判，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精英们没少歌颂科举制度。这种制度弊端其实是很大的，但至少目前的希腊人挑不出毛病。

结果让周成功迅速将一些实权要害部门安插上了这些考试出来的学生，当然他也不是傻子，真让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学生掌握这些实权职位，是坐不稳的。所有考核通过者，都经过他亲自面试，一来是加强对这些官员的影响。二来他真的需要面试一下，把那些确定有能力的人才选拔出来，选拔人才才是科举制度的初衷，当然，作为君王，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政治工具，而科举的政治威力，超乎想像的强大。

这一点希腊人不知道，但周成功深知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女皇帝，那就是武则天，这是一个普通人完全无法理解的现象，为什么在盛唐时候，刚烈的唐人能够接受一个女人做皇帝，在男尊女卑的时代，连柔弱的宋人都无法接受一个女人骑在男人的头上，更何况唐人呢。

熟读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等传统政治学的周成功却知道其中的道理，原因就出自科举制度上了。在隋唐之前，中国流行的政治选才模式称之为九品中正制，最早是三国时期的曹丕时代定下的。方法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有名望，善识别人才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

这跟西方的推荐制是类似的制度，西方政府选用职员，都是由贵族或者官员推荐的。这种推荐制度在欧洲一直保留了下来，并且推广开来，不但是政府官员，就是普通职员，如果离职前不能得到前单位的推荐信，很难得到下一家单位的工作。

中国古代长期执行这种制度，为了让官府用人得当，不至于被所谓的“地方贤良”用推举权垄断了官员选拔，有作为的皇帝对此的监督是十分严厉的，有作为的皇帝都希望能够做到乡野无遗贤的程度。但在一个人情和宗法社会，徇私情况无法避免。于是这种制度执行到后来就演变成只从名门望族中选拔官吏，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名门望族垄断权力现象，中国开始进入了门阀时代。

所以后来诞生了更加公平的科举制度，最早就是从隋朝开始。但隋朝历史太短，还没来得及让这套制度发挥威力。到了唐朝，门阀势力依然很强大，唐初李世民时代，编制天下名门等级，许多山东大家族的品级甚至比李唐王室还高。跟随李唐王室起家的长孙无忌等关陇门阀更是垄断了朝廷官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李世民一代雄主，坚持采用科举选人制度，每每看到天下士子踊跃参加高考的现象，会欢喜的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声感叹中，除了有雄才伟略的帝王对人才的渴望之外，恐怕还包含着对门阀垄断权力的担忧。

经过李世民的积累，唐朝官府中的职位开始从门阀垄断，渐渐转向科举出身的寒门掌握。到了武则天时代，寒门士子的力量，已经可以跟门阀相抗衡，但门阀势力借助历史优势，依然控制着高层职位。这时候武则天夫妇开始铲除长孙无忌等门阀势力，用的都是寒门士子。正是因为武则天跟科举士子结盟，通过共同的敌人门阀势力，才让她积累了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君临天下的政治力量。

周成功用科举对付自由派和本土派的办法，方向是正确的。可惜，武则天是借力了李世民时代无数次科举储备的寒门人才力量，周成功却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通过一次科举考试，就让这些新阶层帮助他掌握政权。

而且他重点打击的都是自由派，一个个不称职的自由派官员被罢免，然后很有用心的换上那些有行政经验的科举士子，而这些士子中，周成功偏重使用那些本土大家族的子弟，希望能够借此得到本土派的支持。

周成功的激进措施，刺激到了自由派，自由派这些年能一直压着本土派，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些革命功勋们虽然在行政职务上丑态百出，但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是，他们对軍队的影响力很大。

当周成功毫不留情的罢免了几个革命中建立过功勋的官员后，自由派终于选择了反击，他们发动軍队包围了雅典的临时皇宫：一个富商的豪宅！

改革引起了政变，而且很有可能再次流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因为一个中国皇子如果死在希腊政变中，后果难以预料。

支持周成功的一些新锐官员十分惶恐，进宫游说国王跟叛军和谈，周成功接受和谈的建议，但他在谈判中态度依然强硬，撤换不称职的官员，这在任何道理上都讲得通，他坚决不肯向自由派妥协。

反而要求自由派放弃这种不合法的手段，他保证不会追究反叛軍队的责任，以及赦免参与军官的罪行。很显然，他强硬的态度，自由派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攻打皇宫的行动开始了。

这时候那些周成功身边的官员更加惊恐，他们不太明白国王为什么要强硬。国王反而十分轻松的安危他们，“不过是一群穷途末路的赌徒的垂死挣扎罢了，这样的反抗一点都不值得担心。”

他的自信是有理由的，他那三千雇佣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其中的军官都是长期在镇压反叛中锻炼出来的，士兵是可靠的克里特希腊人。

而叛军不管怎么说，心理上不可能那么坦荡，不管他们的军官如何向他们灌输革命有理的道理，最下层的士兵，也很难接受一个名声很好的国王夫妇是中国间谍，或者是奥斯曼帝国傀儡这种说法。

最下层的士兵看到的，是国王夫妇曾经多次走访过他们的军营，对他们的居住条件深表同情，为他们拨款修建体面的营房，而国王夫妇自己却连王宫都还没建呢。

人心向背之下，被利益驱动的军官推动的反叛，除非实力悬殊，一般很难成功。

叛军的进攻进度缓慢，一万多希腊革命軍队进攻三千人防守的王宫，竟然久攻不下。

而这时候，地方軍队竟然开始向首都以东，伊庇鲁斯地区的军事部族、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本土派軍队，都向希腊开进。

不到一个月，这些軍队就已经进抵雅典近郊，自由派首领宣布接受国王的条件，叛军首领命令士兵放下武器，然后一批自由派政要坐船离开了雅典，跑去西方流亡去了。

国王走出了王宫，对放下武器的叛军发表讲话，宣布他们都是被裹挟的，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他们没有任何罪行。告诉士兵们放心，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和追究。接着集合軍队中的所有中高层军官，对这些人就没必要客气了，统统撤职，并且监禁起来。

对剩下那些中低层军官和普通士兵，周成功先是自己安抚了一番，然后清楚当地的宗教领袖前去看望他们，向他们保证国王的仁慈，同时希望他们不要再次背叛国王。之后周成功才派自己卫队中的军官去接管希腊軍队。在国王宽大政策以及包围了希腊的地方武装的威压，以及宗教首领们的精神软化下，中低层军官服从了国王的命令，愿意服从这些国王派来的高级将领。

一场政变，不但没能把国王拉下马，反而让国王获取了更高的威望，同时还让他控制了战争中组建起来的希腊軍队。

之后国王跟地方的“擒王”部队首领们会晤，然后地方軍队撤离雅典，回到原地驻防。

本土派和国王联合做掉了长期压在他们头顶的自由派，但一山不容二虎，希腊这个小池子里放养不下两头鲨鱼，本土派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国王下一步目标，已经落到了他们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