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印度来回一趟，冬去夏回，或者夏去冬回，就是半年时间，半年收入一百万两，依然难以满足财政需求。

其实收取赋税是最现实最合理的方式，毕竟是农业社会，农业是第一大产业，对农业免税的结果必然会发生财政危机。

英国人给周琅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康华利在东印度公司领土上全面推广印度传统的柴达明尔制度，将包税权卖给一个个印度包税商，将整个孟加拉的土地税都包了出去，定的保税金额很高。但是其中一个孟加拉管区的总税额就定为了268万英镑，折合804万两白银，改革后第一年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榨取到的税收就提高了83%，接近一倍。

还通过收回不肯缴纳保税的印度土邦领主的收税权，转包给愿意缴纳更高税收的商人，结果大大提高土地税。在新占领的地区，推行越来越苛刻的税制，来更有效的榨取财富。

比如1792年开始在马德拉斯管区试行莱特瓦尔地税制，在这种税制下，印度农民缴纳的地高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主要内容为：以农民(公社成员和小地主，不包括佃农)为其实际占有土地的纳税人，他们被承认为土地所有者；处于实际耕种下的土地纳税，估定税额的办法是，先对整个农田估税，再定到每块土地，税率为净产量的95%，换算为总产量的45%左右；税率是非永久性的，可以改变；牧场、荒地归国家所有（东印度公司所有）。

1822年又开始在印度西北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马哈瓦尔地税制，具体内容是：按土地的实际占有情况定税，土地原为封建主占有的，即以封建主为纳税人，原为村社集体占有的，即以农村公社为纳税人；纳税人有土地所有权；在地主为纳税人的情况下，税率为地租额的 83%，由村社共同纳税的地产，税率为净收入的95 %；税率是可变动的，非永久性的。

另外英国人还有其他的榨取方式，比如对印度手工产品征税，出口征税等等，还利用每年的税收结余直接采购印度产品返销英国，原本东印度公司来印度贸易，是带来真金白银，换取胡椒、宝石等印度产品，现在直接通过榨取印度人的税收，反过来采购印度的商品，这等于白白拿走印度人创造的物质财富，1793—1812年，用税收结余购货价值达25134672英镑，平均每年1332877英镑。

据现代史学家估计，1757—1780年英国人从孟加拉掠走的财富约值3800万英镑，1757—1815年从印度掠走的财富总计约达10亿英镑。

福建的人口跟孟加拉人口差不多，经济发展水平也差不多，如果狠下心来搜刮，一年弄来800万两银子，什么财政危机都解决了。

可英国人榨取的是殖民地，可以不计后果，周琅面对的却是国人，他必须为长远打算。至少他不能接受在英国疯狂榨取下，孟加拉爆发了人为的饥荒，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后果。

周琅如果推行极端的税制，无论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的哪一种税制，最少也要拿走地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相比在中国，地主一般是拿走佃农收入的一半，政府拿走十分之一左右，现在让地主们把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交出来，他们绝对会起来反抗，就像满清入关之后，金圣叹那样的士子们拒绝纳税而去孔庙哭庙；就算能镇压下去，可是政治后果太严重了，像满清在江南屠杀抗税的读书人的哭庙案之后，历史上向来最柔弱的江南知识精英中，如张煌言、王夫之之类的名士，竟能坚持抗清到底。

此时正是周琅跟满清争夺人心的关键时刻，如果镇压地主阶层，造成漫长的内乱和地主背景的知识精英阶层斗争几十年，这机会成本周琅承受不了。

政治上，不但不能加税，反而为了拉拢土地精英阶层，还得不断的免除赋税。

在丢失农业社会中最大财政收入来源的地税之后，贸易和关税又无法弥补财政缺口，金融市场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周琅发现除了进行税制改革之外，没有别的缓解财政危机的好办法。

于是他再次向王辅茞提出，要在福建全省各地建立统一的商税征收机构，向每个县，每个镇，每一个集市，都派遣收税官，让他们直接向商人收税，然后直接交付省府。

周琅并没有破坏福建省的建制，占领福建之后，福建省依然是福建省，省府就是周琅的统治机构，王辅茞是这个机构中地位最高的文官，福建巡抚。

之前财政最紧张，还没有缴获福州赃款的时候，周琅曾经就向王辅茞提过，在凤山县广泛设置商税机构的建议，但当时王辅茞拒绝的很干脆。

王辅茞的理由让周琅十分诧异，竟然表示说，行商坐贾小本买卖者，所经营的无非是针头线脑，丝麻布帛之类关系到民生的买卖，还提出明太祖朱元璋当年明令免除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的税率，下诏“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他儿子朱棣再次重申关于民生之类的商品免税的原则，下令“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

中国古代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可周琅觉得从实行过程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悖论。

西方实行重商主义，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于商人，中国实行重农主义，反倒要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多的物质资源，重农抑商难道不应该是努力降低农民的负担，将其转嫁到商人头上？

朱元璋和朱棣分别下令免除婚丧嫁娶、舟车丝布等民生相关产品的税收，可农业社会，哪里有多么复杂的商业分类，商人经营的多数都是关乎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一旦免税的话，整个商税的基础也就破坏了。

难怪宋朝时候商税可以达到财政收入的一半，元朝的蒙古统治者更是什么样的钱都要搜刮，到了明代结果财政反而完全依靠农税，简直是回到了商鞅变法的时代。

明朝除了免除相当多门类的商品税收，而且对征税的行业也实行低税率，朱元璋下令，“凡商税，三十税一，过者以违令论”，其实清朝康雍乾三朝执行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政策，康熙甚至明确表示，商人是四民之一，要利民便商，严禁权贵在商品集散地干扰商人贸易。

康熙明确下令，“王公以下文武大臣各官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贾贸易者，在原犯之地枷号三个月。系民责四十板，旗人鞭一百。其纵容家人之藩王罚银一万两，公（爵）罚银一千两，俱将管理家务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职。”

康熙对商人的保护比明代尤甚，类似明末各个王爷私自在各个关卡设卡征税的情况，康熙是会重罚的，惩罚的力度极大，而且越是权贵高的，惩罚措施就越大，当官的督抚以下甚至直接罢免。

康熙还赞赏清代监察御史徐旭龄提出的，“通财货之血脉者，惟有商贾”，这样的带有重赏思想的观点。认为农业和商业应该同时发展，提出“农务兴而野无旷土，国计裕而泉货流通，豫大丰亨，洵至隆之上理也”。

由康熙创制的对商人优待政策，后世学者称之为“扶商”“恤商”政策，康雍乾三朝大政方针都是康熙创建，后世子孙多为沿袭。

在这些政策下，清朝的商人地位确实比明朝要高一些，不像明朝对商人做了诸多限制，比如不管多有钱，也不能穿绫罗绸缎，只能跟衙门里的胥吏、青楼里的归公这样的贱籍一样，穿皂色的衣服，材质只能是麻布。还有商人不能坐轿，住房不能高过普通百姓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等等。

这些限制到明末渐渐就取消了，甚至朝廷为了照顾富甲天下的盐商，还特意开了商科，专门让这些商人子弟去考取功名，录取率比普通科举要高的多。

清朝对商人的政策，明显比朱元璋制定的那些政策还要宽厚和优待，一来清承明制，继承了明末的这些措施，二来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普遍更重视商业，元朝蒙古人同样不抑商，商人在蒙元时期地位不受歧视。

王辅茞之所以用明朝的例子来反对周琅广泛征收商税，而不是用满清的政策来反对，主要是立场问题，他现在已经站在反清的立场上了，自然就不能用满清的政策来立论。

上次王辅茞反对之后不久，周琅缴获了福州府的贪腐贼赃，财政危机一时有所缓解，加上还没有控制整个福建，所以开征商税一事不了了之。

这次财政危机再次出现，周琅又一次提出广征商税的建议，王辅茞依然反对，但他也清楚扩军后的财政压力，所以他提出了他的解决的方案。

王辅茞的方案，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解决财政问题的传统方案，他建议周琅对盐铁等物实行专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