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日本人连续派兵进村搜宝。第一次,日军100多人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由于此时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日本人终于无功而返。日本人走后,吴培文将大鼎转移到了自家马棚地下。第二次,日军来了三辆大卡车,一进村,就架起了机关枪,吴培文急急忙忙检查了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些泔水,成功混出了日军包围圈。一直在村外待到天色擦黑,吴培文听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声,他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马棚,谢天谢地,大鼎仍在。吴培文大叹“大炉有灵,天助我也。”
这之后,吴培文花20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但由于日本人仍旧盯紧了吴培文的行踪,要继续搜捕他。为了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吴培文等乡亲为保护国宝,在吴家大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将其埋藏在吴家大院东屋,免遭日寇掠夺。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县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劝说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时任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和国民政府安阳县县长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这一事件登载于当时的《民生报》:“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古炉”即后母戊鼎。
1948年,大鼎在南京首次展出,据记载,蒋*介石曾亲临参观,大鼎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1949年***撤往台湾时原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镇馆之宝,并一直存于国家博物馆。成为了我们国家的镇国之宝。
2005年,大鼎回归安阳“省亲”,已经83岁的吴培文在殷墟门口,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他一眼就认出大鼎来“分别时兵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老人一直觉得,保护了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后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该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亦是已发现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后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大得可以做马槽,所以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后母戊鼎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它的价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喜欢吃各种食物的神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铸造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首先要分别铸出部件,然后再合铸成为一个整体,工艺十分复杂。铸造时需要二三百个工匠同时操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它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聪明才智。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的庙号。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而制的。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