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进行到这一刻，双方的言辞交锋其实早已超出历史上同一辩题的发挥水平了。

换句话说，哪怕今天有一个刚刚看过2007年这场“政府该不该控制私家车数量”国际大专辩论赛原视频的人，并且把正反方每句话都背下来。

然后趁热立刻穿越回冯见雄和羊薇薇对阵的赛场上，当一把文抄公。

那么，这个文抄公在冯见雄和羊薇薇面前也是必输无疑的。

辩论是个技术活儿，是高智商精英人士玩的游戏。在这个领域，哪怕开挂做了文抄公，弱智还是弱智。

如果自己功底、素养、内涵、应变不过关，就是给他重生的机会也拯救不了。

因为，历史上那支正方队伍，场面气势其实并不弱，输就输在脑子里对“依法行政”、“什么人纳的税就该给什么人花”这两点没那根弦。

本来这也是07年国内大学生的常态，因为国人习惯了政府随便行政。除了专门学过行政法的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质疑行政行为的依法性。而正是对这一点的缺失和蔑视，让历史上的正方遭到了绝大多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委团的反感。

现在，经过层层对具体施政手法的辩驳。冯见雄和队友们，其实已经履险如夷地把“不依法行政”、“税金取用对象不当”这两个大坑都绕了过去。

所以，比赛彻底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

一个哪怕重生者都丝毫不能获取先知优势的领域。

不过，羊薇薇也比历史上的反方队员们要更强。这让比赛的精彩程度和对抗性得以继续推向最后一个**。

……

汤雯和陈汉的抵抗不成体系，被田海茉和虞美琴杀得节节败退。

理清思路的羊薇薇，终于当机立断把本来准备留到总结陈词的最终杀手锏，拿了出来。

“对方辩友刚才质问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和‘供给稀缺、价高者得会加剧社会不公平’这两个观点，究竟支持哪一个。我想说，对方辩友的选项未免太过霸道，缺乏逻辑——因为这两个观点明明是可以同时支持，并不相互矛盾的嘛！

对方辩友非要我们做出选择，我倒是想听听对方辩友陈述一下你们认为这两点矛盾的理由在哪里！”

羊薇薇这番质疑，显然是针对刚才田海茉反驳汤雯时的说辞。

田海茉微微一愣，被蓄势已久的羊薇薇的突袭搞得有些错愕，但她知道这个问题必须她亲自回答，如果直接甩锅给冯见雄，会给评委们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辩论赛上，即使自由辩论环节双方可以任意人回答对方的问题，但还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谁提出的假设，谁就有义务本人证明它。

否则，很容易被评委们觉得“这个队伍就一两个人有能耐，其他人都是赛前准备好台词、缺乏临场质证应变能力的花瓶”。

田海茉看不出羊薇薇话中的陷阱，只能是谨小慎微地措辞：“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尊重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和调节，稀缺的东西当然会涨价。钱多的人就自然可以排除钱少的人，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

羊薇薇狡黠地一笑：“那我只能说，对方辩友的见解太狭隘了——首先，车牌数量被限制，并不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资源稀缺，是行政调控人为制造的稀缺。所以纯粹用钱来限制穷人的选择权，本来就是对公民自由的限制。

如果这种行政调控性的稀缺，也能砸钱解决的话，难道对方辩友认为春运时倒票的黄牛档也是合法的么？那为什么每年国家还要动用那么多警力打击那些火车票贩子呢？那些票贩子不也是实现了‘让有钱人也可以加价买得到火车票’，从而释放了‘自由市场的需求’么？”

田海茉一时有些语塞，她还真没想过黄牛档为什么犯法的问题。加上全队就她一个不是学法的，仓促之下仅仅想了两秒钟，她就应急说道：“这个……这个是因为黄牛档囤积居奇、人为制造了额外的稀缺，蓄意炒作哄抬了火车票的票价，这种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炒作行为当然应该被法律制裁了……”

“不不不，对方辩友你完全没有理解黄牛档之所以非法的法理依据——按照你的说法，那就应该只有那些‘囤积居奇、炒作哄抬’的黄牛档非法了。可事实是国家法律认为一切黄牛档都非法——

众所周知，目前国家对于春运等旺季购买火车票的限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窗口一次排队、一张证件只能有限购票的管理程度了。哪怕是黄牛，也没法和过去年代那样‘排一次队买几十上百张火车票’。所以黄牛里面有很多底层的人，其实是赚了个辛苦钱。

比如当当地的社会平均时薪是一小时10块钱时，有些无业游民或者低收入者，他们的时间价值比较低贱，不值10块钱一小时，那他们就会选择去帮人排队，然后假设一张火车票要排五个小时队才能买到，他们就加价50块转手。

这时候，个人时间不值钱的人依然会亲自排队买票。而工作时薪较高、一小时值30块、50块的相对高收入人群，就会选择不亲自排队、而用每小时10块钱排队费的代价从黄牛手上买票。

按照对方辩手的理论，这种赚辛苦钱的黄牛就该不犯法了，因为他们完全是在尊重市场、出卖自己的辛苦劳力啊——但国家依然认为这种黄牛是犯法的，也认为‘仗着自己用同样多的时间去赚更多的钱然后买人排队’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请问对方辩友又如何解释？

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岂不是恰恰证明了我方观点：对于行政制约导致的稀缺资源，靠‘价高者得’也是一种对社会不公平的加剧！”

羊薇薇这番话足足花掉了反方半分多钟的自由辩论时长，把此前省下来的优势时长一股脑儿重新花完了，估计最后反方会提前用尽该阶段的时间。

但是反方的队员们听了，都松了一口气，觉得羊薇薇这番略微冗长的发言也是值得的。

田海茉脑中一阵彻底无解。

这个问题的角度实在太刁钻。

而且关键是她一辈子都没想过“哪怕是简单出卖自己劳力赚辛苦钱的黄牛，为什么也是犯法的”这个问题。

其实，90%的国人，潜意识里都觉得如果只是赚个辛苦钱，帮人代排队，那么黄牛也不该是非法的。

但偏偏羊薇薇却能妙到毫巅地把这个问题引申过来，作为攻击限牌行为“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攻击点。

问题，又引回到了“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高度层面，一个不慎，就有可能落下“暴政的支持者”的陷阱，着实是凶险异常。

其实，从刚才羊薇薇开始发言时，虞美琴的脑海里也就已经开始高速运转，想着对策了。

她大致知道“苦力型黄牛”之所以犯法的原因，但她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知识利用、组织起来，反驳羊薇薇的观点：

“这种黄牛之所以也犯法，从法理上来说，应该是因为国家认为这种‘用时间买时间’的交易是不被允许的。

也就是说国家对于具有行政限制/补贴的福利/保障性资源，采取了‘必须本人花资源排队’才能获取的门槛。

比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不是加钱就能买的，那些是保障性的东西。必须是本户‘在本市有户口、且家庭住房环境困难程度达到XX级、持续多少年’才能申购。而假借别的‘确实很困难但连经适房都买不起’的人的‘苦’，去骗购经适房，显然是非法的。

具体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政府希望人民是投入时间来筛选稀缺。即假设买票平均要拍5个小时队伍，一张票假设是100块钱，当地社会平均时薪是10块，那么最终的隐性综合成本其实是150块钱。

但如果一个人时薪是50块钱，他实名制亲自排5个小时队伍买来票，最终的隐性综合成本就是350块钱了，他买票的实际成本比穷人高得多。

政府之所以打击黄牛，为的就是‘不让时间更值钱的人有机会买时间不值钱的人的时间’，逼高时间值钱人的额外购票成本，倒逼这些人不要去抢火车这种保障**通工具，逼得有钱人去坐大巴或者飞机。

可惜，法理依据我是知道，这番话怎么解释呢？要是直接这么说，对我方的观点就太不利了。私家车限牌拍卖就会被扣上‘加剧社会不公平’的帽子啊……”

虞美琴思前想后，总觉得自己的知识存量和逻辑是够用了，也比田海茉要高出一筹，但依然没法接住羊薇薇这最后的大杀招。

幸好，天命并不需要虞美琴来接这个招。

“请对方辩友注意：不要偷换概念！春运火车票、贫民廉租房，这些都是社会保障性资源，当然可以谈‘社会公平’问题。但私家车并不是保障**通——城市公交，哪怕紧急状态下，出租车，这些才是保障性公交。私家车本来就是一种主要体现社交性附加值的需求，怎么可以和其他保障性务求类比呢？”

虞美琴和田海茉听到这个声音，就莫名松了口气。

冯见雄开口了，一切都能搞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