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塞克特的第一次访夏之旅便受到了夏国政府首脑的优宠，而这也引起了政府内大批人士的不满。

他们曾一同公开向首脑提出过质疑，在得到相应的解释后，也并非所有人都因此放下芥蒂。其中就包括现在来迎接的陈上校。在冯·塞克特到来之前，他也是备受首脑宠信之人，付出了许多才得到今日的地位。可冯·塞克特却轻而易举地夺走了本应该属于他的东西，并残忍地驳回了他向首脑提出的建议书，令他受到同僚的嘲笑。这让他无法接受。

这一点，冯·塞克特也知道。所以他一直尽量避免和夏国首脑身边的人发生太多的接触。

一来为了德国的利益，大局为重；二来夏国首脑也曾向他表示过对德国顾问团工作方式的不满，希望能有一位统领大局的人出现，而不是像佛采尔那样太过耿直倔强，导致树敌太多；再者，冯·塞克特本身也厌恶政治斗争，所以对这些事一向是能避则避。

但海因里希不同，他现在只是冯·塞克特的小儿子，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说一些浑话也可以当做“年幼无知”，不必要计较。而且父亲遭到言辞攻击，作为儿子又怎么能不出言维护。

陈上校不料冯·塞克特的小儿子如此大胆，如果继续让话题发酵下去反而显得他肚量不足，因而尴尬地中断了谈话。

他们乘坐着专车驶向了“夏都”庐山。

作为待客之道，陈上校理应和冯·塞克特坐上同一辆车。但他没有，大概是不想再和他们多说什么。

一开始的路程很顺利，大概走了两个小时后，他们忽然被拦了下来。一小队士兵在大路上设置了路障，盘查每一个路过的人，似乎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陈上校下车交涉，得知之所以突然设置路障，是因为有情报称布尔什维克叛乱份子，也就是“红匪”有秘密运动，已经在这附近和政府军交上火了。上级十分重视，要求立刻在方圆二十里内的道路设置检查站，防止红匪逃脱。

“据说这里面还有个了不得的红匪人物呢。”士兵说道。

陈上校问道：“是谁？”

士兵摇了摇头道：“不知道，只听说应该是条大鱼，不然上级不会如此紧张。”

听到这话，陈上校心中一动，一个想法很快冒了出来。这片地区是谁管的他很清楚，草包一个，别说大鱼了，小鱼都不一定抓得住。若是让他出马，必定马到功成，不仅能在首脑面前露露脸，说不定军衔还可以再往上升一升。

对于很多军人来说，上校是一个关卡，多得是人卡在这个军衔上直到退役也升不到将军。

但谁又不想当将军呢？

内心的渴望蠢蠢欲动，不过很快陈上校便想起来自己目前的任务是要护送冯·塞克特一行人前往庐山，不宜节外生枝。经过一番思绪挣扎，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渴望。可惜这么好的建功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了。

听得懂夏国语言的海因里希偷偷将陈上校和士兵的对话翻译给冯·塞克特，他们这辆车上除了他们两人，也就还有负责开车的副官和坐在前排的随行军医，因而不担心会有人泄密。

根据海因里希的转述，冯·塞克特很快想好了对策。他让副官请陈上校过来，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询问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作为首脑特邀的顾问，冯·塞克特有权询问，陈上校也就没瞒着他。

冯·塞克特“思考”片刻后，主动提出让陈上校以大局为重，先行率兵剿匪。

“这怎么可以，我奉委员长之令前来迎接您，怎可擅离职守？”陈上校拒绝了。

冯·塞克特说道：“这一点我会与委员长解释，相信他能理解。”

“不行。”陈上校再度拒绝道：“要是您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我可如何向委员长交代？”

冯·塞克特道：“我虽然老了，但也是军人，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军人，我不畏惧任何危险，也并不需要过多的保护。你只需要留下一个带路的司机，我会自行前往庐山。”

“这……”不得不说，陈上校开始有些动摇了。

冯·塞克特再劝道：“将一份功劳带回去，可比将我带回去更让委员长高兴。”

陈上校被说动了，他感激冯·塞克特的理解，对其的敌意也少了许多，“好！既然将军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好继续推辞。我将我的司机和几名随从留下，护送您前往庐山。”

“好。”

这个结果正是冯·塞克特想要的。

刚刚海因里希在给他翻译的时候，他一直在观察着前面交谈的陈上校和士兵。从对方的表情，冯·塞克特很容易看出其内心的想法。想往上爬的人嘛，遇到这样可以捞功劳的机会，总是会忍不住心动的。

他主动提出让陈上校离开去抢功劳，目的是想借此缓和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毕竟陈上校在夏国首脑面前还是很有地位的，双方关系的缓和对德国军事顾问团以后的工作会有很帮助。

目前的德国顾问团虽说成功取得了夏国首脑的信任，并在夏国军政界享有非常高的地位，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顾问团与夏国军事机关之间，由于东西方军官不同的理念、作风与习惯等因素，在工作中日久生隙，发生了矛盾。

这不仅使顾问团的工作遭遇到困难，也使德国国防部关于通过“德夏合作”获取东方利益的设想遇到了阻力。

而这些矛盾的产生和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顾问佛采尔的个性问题。作为重视军事的军人，他平时很不注意与夏国同事搞好人际关系，且极度轻视自己的同事。在得到夏国中央政府首脑的信任之后，更是滋生优越感，言行举止高高在上，引来军界几乎所有上层人物的不满与反感。

这些人经常在首脑面前“控诉”，导致首脑对顾问团的工作也渐渐失去了信任。

1934年后，因为“剿灭红匪”意见冲突，信任彻底失去。

夏国方面动了启用其他国家顾问团的心思，这也是冯·塞克特如今不得不妥协年老体衰的身体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原因。

但冯·塞克特想不到的是，他的“好意”虽然赢得了陈上校的感激，却也导致自己陷入了真正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