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二、王嘉胤首举义旗开始，到如今已经二十年。

流民义军六起六落，其中有三次基本上被平息，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主要首领先后被杀，近百万大军灰飞烟灭，造反的骨干力量已经不足三千人。

在此期间，有一个人发挥了巨大作用，让流民义军始终死而不僵，能够很快东山再起，而且最终成为燎原之势。

这个人就是苗三冠、彭无影应付起来极为谨慎的一个人：老回回马守应。

老回回马守应的革左五营，因为有狂热的宗教力量支撑，成为一百零八个流民义军大营里面最顽强的部队。他们从来不和朝廷谈判，也没有投降就抚的经历。

八大王张献忠连续两次失败，最后只剩下三百多人的时候，老回回马守应主动和张献忠合营，让张献忠能够很快重振旗鼓，还差点儿攻破了中都凤阳城，如果不是熊储从中作梗的话。

闯王高迎祥被官军俘杀，闯字大旗三十六营即将崩溃的危急关头，老回回马守应主动和闯将李自成合营，并且拥戴李自成继任闯王大旗。

仅仅四个月时间，李自成就彻底控制了闯字大旗三十六营，然后连续攻破洛阳、开封、襄阳、南阳、承天府。不到半年就横扫整个中原地区，格杀大明五位藩王，闯王李自成一时间名震宇内，再也不可遏制。

孙传庭是崇祯皇帝手中最后的一支机动部队，是崇祯皇帝唯一的指望，也是闯字大旗三十六营的生死大敌。

听说孙传庭东出潼关，李自成接受了牛金星、宋献策、李岩、顾君恩等人的建议，确定了“改流为守，据地养民；先定关中，次收秦关；逐鹿中原，夺取天下；建国立业，平定三边”的战略方针。

要想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吃掉孙传庭的十五万大军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要想吃掉孙传庭，就要首先吃掉他的“火车营”，这也是没有选择的作战目标。

火车，是孙传庭还发明的一种战车，上面装载一门三寸火炮，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

要说孙传庭为了一举打垮李自成的闯字大旗三十六营，那真是下了血本。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也就是两万门火炮组成一个火车营。

这两万门火炮就是崇祯皇帝最后的全部家当，也是朝廷能够凑起来的全部重武器，由总兵白广恩统领。

火车，打仗时可以用来冲击骑兵，宿营时可以作为栅栏保证野战部队安全，行军时还可以作为后勤运输工具，对于长途行军打仗，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孙传庭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火车完全是一种笨重的防御性武器，机动性能极差，在野战中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

孙传庭不过一介书生，既没有什么战略眼光，更没有什么战术眼光，一切都是想当然。

这样的人固守一城自然能够坚持一段段时间，但是要在广袤的大地上捕捉战机，然后随机应变，那就是赶鸭子上架。

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亲统大军离开湖广地区，北上河南迎敌。

先锋大将是高一功和郝摇旗，军师是宋献策，统帅马步军一万二千人占领了函谷关，摆出一副誓死保卫洛阳的架势。

崇祯十六年八月三日，在崇祯皇帝的一再催促下，孙传庭在长安城关帝庙誓师，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之众，东出潼关进攻函谷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

没想到函谷关守军一触即溃，高一功、郝摇旗、宋献策随后放弃洛阳重镇逃之夭夭，潼关到郏县的广大区域已经空无一人。

李自成的部队不战而退，让孙传庭顿时乱了阵脚。

孙传庭不惜血本发明火车，原来的计划是步步为营，利用强大的火炮慢慢把闯王李自成的大军压迫到一个狭窄的地区，然后万炮齐发一战而胜。

孙传庭自以为聪明绝顶，一个人闭门造车想当然，没想到宋献策一口气就兵退六百里。

这样一来，作为“代表正义”的朝廷大军，当然不能对各城镇视而不见，必须要进行“收复占领”。结果只能被迫“势如破竹”，八月上旬占领洛阳，九月八日“攻战汝州”。

战线突然拉长，孙传庭的火车营因为移动不便，只能从前军变成后军辎重部队，两万门火炮变成了废物。

此后，孙传庭的两万骑兵承担了先锋任务，六万步军随后跟进，战局开始出现偏差。

在此期间，李自成和孙传庭双方都是错误不断，导致战局左右摇摆，已经没有人能够控制走向。

首先是李自成等人低估了孙传庭的战斗决心，结果因为保密起见，没有让下面的参战将领领会作战意图，导致左军督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

李养纯投降后向孙传庭报告说：民军的老营在唐县，精锐部队在襄城，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

李自成犯了一个错误，本来对朝廷官军很有利。

但是狂妄无知的孙传庭，紧接着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直接导致他最后万劫不复。

孙传庭根据李养纯提供的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行动，首先攻破宝丰，阵斩州牧陈可新等，然后挥师唐县，将安置在那里的民军家属斩杀贻尽。

战场上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孙传庭竟然把闯王大军留在唐县的家属，老幼妇孺一共六万多人全部杀害。

这就不是军人，而是屠夫刽子手。这样的人如果能够最终获胜，老天爷都不会答应。

流民义军本来就是没法活下去的百姓，刽子手孙传庭竟然想通过血腥大屠杀来达到震慑人心的目的，这不是犯了众怒，而是犯了天怒。

九月十四日，官军和民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民军战败逃跑，官军紧追不舍，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

面对危局，一大半民军将士产生了投降的念头。可是紧接着听到了唐县发生的大屠杀惨案，李自成手下的将士无不义愤填膺，濒临崩溃的士气一下子被彻底激发出来。

说来也是，只要是个男人，在阵前看见自己老婆孩子的人头，而且是堆积如山的人头，被吓死的绝对不多，被激怒的绝对不少。

天怒人怨，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孙传庭。

李自成接到报告，随即看见人头山，然后就说了一番话：“兄弟们别担心，我杀藩王，焚烧皇陵，罪在不赦。大家看见了吗？不妨再决一死战。如果胜了，就可以为死去的妻儿老小报仇。如果不能取胜，你们砍下我的人头投降也不晚。”

人怨有了，天怒随之降临。

已经两年没有下雨的中原大地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整整下了七天，平地水深达三尺。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了官军火车营和前锋之间的联系。

为了麻痹官军，李自成的军师牛金星找人刻了一座高达三丈的巨大石碑，用鲜血写下战书立在两军阵前，约定日期同官军决战，以此牵拌官军。

官军有雨淋没饭吃，情绪开始浮燥起来，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他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

陈永福部下的军卒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陕西官军主力“向北撤退”，还以为他们是被阵前的巨大石碑吓破胆逃跑了。

主力部队逃跑了，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陈永福部下的军卒都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

陈永福同样是一介书生，而且听到闯王两个字就心惊肉跳。看见自己的军卒“主动撤退”，他干脆顺水推舟撤退下去，一时间阵脚大乱。

民军乘机发起进攻，官军全线崩溃。等到孙传庭缓过神来调头迎战民军，一切都太晚了。

凡是妻儿被杀的民军将士，现在都是怒火中烧，杀死眼前的屠城凶手成为唯一的信念。

加上李岩、宋献策等人派人四处宣扬孙传庭在唐县大屠杀的“丰功伟绩”，结果参加战斗的就不仅仅是闯王大军，冲在第一线的三十多万人，全部都是刚刚汇集起来的流民。

这样一来，李自成发起的决死反击战，第一重是汇集起来的三十多万饥民，第二重是八万步兵，第三重是五万轻骑兵，第四重是精锐骑兵六万人，第五重是家属十二万余人。

报仇雪恨，奋勇争先；前仆后继，悍不畏死。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闯王大军。

官军攻破了民军前三重战阵，与第四重战阵的精锐骑兵相持不下。

敌我双方鏖战中，白广恩部火车营因为笨重，在围攻中首先招架不住而溃败。

火车营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骑兵也招架不住逃跑。战场形势瞬间发生巨变，由双方互相厮杀变为一方追杀另一方。

民军老弱妇孺倾巢而出，一路穷追不舍，一日一夜追杀四百余里，收复了所有失去的地盘。

这一战，官军直接战死四万余人，临阵投降七万余人，剩下的人四散而逃，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

孙传庭费尽心机拼凑起来的十五万大军，眨眼之间由胜转败，全军覆没。

为期两个月的一场大战，崇祯皇帝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

李自成闯字大旗三十六营的战略问题也迎刃而解：趁胜扩大战果，一鼓作气夺取关中。宛若风卷残云一般，就像顺手牵羊一样简单。

十月，民军攻陷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民军长驱直入，一路克捷，很快就包围了长安城。

十一日，长安城守将王根子打开城门投降，秦王朱存枢被活捉，陕西巡抚冯师孔等人自杀身亡。

占领陕西后，李自成兵分三路追剿官军残余势力，肃清陕北并收取西北固原、宁夏、甘肃三边军事重镇。

官军将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陈永福等人先后投降，孙传庭耗尽崇祯皇帝最后财富组建的“火车营”，全部变成了闯王李自成的战利品，精锐部队也从刚开始的二十多万人变成了五十万大军。

到崇祯十六年底，闯王李自成已经全部占领西北各重镇，把明朝二百多年来的传统军事基地，变成了自己的大后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