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德帝与他最信任的张登桂一样，哪怕敌军已经攻占了顺化南城，也不愿迁都或者“出狩”。

对于张登桂来说，敌人打着“诛登桂、清君侧”的旗号，必置自己于死地。他逼死了阮知方，与镇西军结下深仇大恨。不管他出逃到哪，镇西军都不会放过他。

张登桂的家乡在广义府，他也是广义府历史上第一个登科中试的人。如果他逃往广义府，召集宗族、亲信，或许能够抵御一阵子，却必将为家族召致灾难。

唯有在顺化，在兵马云集的京城，张登桂还能苟活一时。如果敌军攻进顺化，张登桂就战败自戕，决不受辱于敌人。他已经六十多岁，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可以死而无憾了。

对于嗣德帝来说，征越军打着“诛登桂、清君侧”的旗号南下顺化，似乎藏有许多深意。

杨烜虽已称王，却仍然遥奉太平天国，并未独立建国。“清君侧”历来都是臣子对抗君主的口号。征越军声称“清君侧”，用的是臣下对君上的口吻，至少可以推出两点：

第一，征越军不会推翻阮朝；第二，杨烜仍然尊重嗣德帝。

特别是，征越主将罗大纲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向嗣德帝转达了意思，进攻顺化只诛首恶，之后仍旧维持阮氏正统。

所谓“首恶”，自然就是张登桂了。张登桂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党同伐异，从一个先帝眼里的国之肱骨，蜕变成了人人侧目的奸臣。

嗣德帝登基五年，屡屡受制于张登桂，对他是又爱又恨。爱其才，恨其奸，借征越军之手诛杀张登桂，也算是舍车保帅了。

当然，代价是惨痛的。一旦越军战败，征越军必将染指北圻。镇西军已经投降敌军，南圻也将脱离阮朝。

可不这样，又怎么办呢？顺化是阮氏龙兴之地，也是阮朝都城。若要迁都，则国本动摇。

若要举全国之力对抗征越军，不说能否抵抗得住，各地豪强、农民军、山贼必将趁机而起，地方各省也将脱离阮朝统治。

为今之计，只有守住顺化，以拒敌军。若守得住，就得凝聚民心士气。若守不住，就先杀张登桂，再与敌军媾和，保住顺化皇城，保住顺天府这块根本之地，进而保住阮朝的皇位。

嗣德帝的这种心理，在历史上表露无遗。从1847年即位，到1883年驾崩，越南在嗣德帝时期国运衰颓，内忧外患。

对内，除了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还有阮福洪保、阮福洪槢、段征等宗室、大臣的谋反事件。

对外，法国人对越南屡屡进逼，先占领整个南圻，又逐步蚕食中圻、北圻，甚至直接进攻顺化。

嗣德帝终其一生，始终不敢正面抵抗法军，从未有过激烈主战的举动。他的宗旨，似乎只是保住阮氏的皇位、名位，而无需在乎阮朝的主权、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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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征越军大军压境。嗣德帝认为自己留有退路，可以保住皇位，并未表现出死战到底的决心。

但对于张登桂来说，存亡荣辱全在顺化一战。他恢复了年轻时的好战，挪用户部库款犒赏官兵，精心布防，决定与征越军决一死战。

征越军海军陆战队攻克南城没多久，张登桂便指挥越军，向南城发起了反攻。但北城与南城之间隔着一条香江，越军掌握不了制江权，派往南城的兵力相当有限，反攻南城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海军陆战队在南城堤岸设置炮阵地，压制越军炮火。海军战船方得驶进香江，扫除越军设置在香江中的竹桩障碍物。

在海军战舰、海军陆战队的炮火压制下，越军炮台相继哑火。海军陆战队在北岸登陆，试图进攻顺化北城。

阮朝经营顺化城已久，城防设施非常完善。加之敌众我寡，海军陆战队的推进非常缓慢。

直到三天后，征越军陆军先锋赶到顺化，战场形势才开始逐渐好转。

此战关系征越大局的成败，罗大纲亲临前线。他一改往日剽疾如风的风格，用兵小心谨慎，按部就班，由外向内，扫清越军外围据点。

顺化守军的抵抗意志相当坚决。征越军使用舰炮轰塌顺化外城城墙后，守军亦不甘落后，与进入城中的征越军开展巷战。

这里是阮朝首都，京兵武器精良，甚为剽悍。负责城防张登桂足智多谋，掌握阮朝大权，亦要垂死挣扎。

征越军伤亡太大，又因为水土不服、连日争战，出现了小范围的疫病。

罗大纲与杨国瑞商量，决定调镇西军到前线，让他们担当攻城主力。

这次陆军南下，镇西军作为步二师的仆从军，一直打辅助，从未担任主攻。毕竟他们新降不久，征越军还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杨国瑞觉得可行，说道：“镇西军世守南圻，被张登桂调到北圻送死。主帅阮知方的战死，也被镇西军记在了张登桂名下。两者有血海深仇，不妨调他们攻城，让他们纳投名状。”

于是，罗大纲檄令镇西军进攻顺化，又特意交待镇西军统帅阮林，要他只进攻外城，不得进攻内城，也就是阮朝的皇城；大臣里只杀张登桂，不得滥杀无辜。

阮林得令，甚是踊跃，率领镇西军精锐开抵顺化。罗大纲已经允诺他们，攻下顺化后，仍让镇西军镇守南圻。

镇西军官兵家眷大多在南圻，都想早日回到南圻。阮林与张登桂又有杀父之仇，作战极为英勇。他们熟悉京兵的作战方式，与京兵巷战亦不落下风。

征越军也与镇西军并肩作战，利用火器优势打击京兵。如此连战三日，征越军剿灭外城里的越军，把内城皇宫围得水泄不通。

张登桂自杀，外城已破。嗣德帝也慌了神，派协办大学士潘清简、机密院大臣林维浃前往罗大纲大营负荆请罪。

潘清简、林维浃都是明乡人，即明朝在越南的遗民。潘清简祖籍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是越南南圻首位进士。林维浃地位更尊，是嗣德帝即位时的辅政大臣。

这两位华裔大臣思想开明，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历史上，他们一度受到保守的嗣德帝的打压。因他们擅长处理洋务，嗣德帝又不得不倚重他们。越南嗣德帝时期的外交事务，多由两人主持。

罗大纲听说潘清简、林维浃过来请罪，对此非常重视，亲自来到帐外迎接。

潘清简的客家话说得比林维浃好。他对罗大纲深深一揖，说道：“罗大帅，我二人受嗣德帝所托，向大帅负荆请罪了！”

罗大纲没给他们下马威，哈哈大笑，说道：“张登桂把持朝政，把越南搞得乌烟瘴气，说起来，你们两个也有责任。现在我受越王所托，诛杀奸臣，肃清阮朝朝政，于越南黎民百姓，也算是一件大功德。”

这番话绵里藏针，又颠倒是非，让潘清简二人颇感不快。不过，征越军兵临城下，他们也只能忍辱负重了。

潘清箭挤出一丝笑容，说道：“越王胸怀天下，大帅用兵如神，皆是中越两国之福。”

罗大纲请他们入帐，冷不妨地问道：“听说两位都是明乡人，自然和我一样，都是中国人。你们受嗣德所托，求和于我。我却想问你们，你们是站在越南这边多一点，还是站在中国这里多一点？”

这个问题，却让潘清简和林维浃难以回答。他们虽然是华裔，却在越南扎根已久，又是阮朝的大臣。论理说，自然是站在越南这边多一点。但这样一说，势必会让罗大纲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