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旗军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西征，预计将在4月1日出征。

大战在即，杨烜却毫不紧张，反而胸有成竹。经过三轮兵棋推演，黑旗军的作战计划已经趋于完善，无需杨烜顾虑。他专门抽出时间，前去视察宣传、教育工作。

杨烜非常重视宣传工作，早在黑旗军成立之初，便创办夜校，帮助官兵识字，灌输革命理想。

打下南宁、太平府后，黑旗军始有稳定的根据地。为了整合宣传力量，提高宣传效果，杨烜下令从黑旗军军政部抽组人员，组建新式报社。

这个新式报社，取名为《民报》，意为人民之报，为人民发声。《民报》主要刊载军政府政策主张、洋务知识、黑旗军军事行动、工矿企业近况、时事新闻等，每五天发行一期。

除了发行报纸，《民报》亦出版各类书籍，主要包括军政府的宣传册、西洋书籍等。

《民报》的创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无疑将改变华夏报业的历史。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有了邸报。邸报类似于现在的政府公报，定期刊载皇帝谕旨、臣僚奏议，是地方官绅也解中央动态的重要渠道。

可以肯定的是，邸报与近代意义上的新闻报纸相去甚远。

在华夏近代报纸发展史上，第一份英文报纸于1827年诞生，是为《广州纪录报》；第一份中文报纸于1833年诞生，是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均为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

华人在国内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为1858年在香港创刊的《中外新报》，伍廷芳曾参与编辑。

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则创办于1872年的上海。

1852年，华夏已有多种报纸，皆由洋人创办，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

这两份报纸皆是洋人在上海租界内创办的报纸，影响很大。很多官府、士绅都订阅这两种报纸，以便了解时事。

春节过后，受杨烜邀请，苏州人王瀚来到南宁，出任《民报》总编。在此之前，民报社长和总编是曾锦歉，此人也是军政府宣教部长。

有王瀚专管《民报》，曾锦歉得以专心于本职工作。

王瀚便是后世的王韬，原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他是华夏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代思想家、报人、教育家，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巨大。

通过译书、办报、主办考课等方式，王瀚极大地促进了西学东传，促进了近代观念传播，为推动中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太平军攻陷金陵后，王瀚误以为太平军信奉基督教，亲近西方，便偷偷跑到天京，向太平天国上书献计。书中，他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然遭到洪杨的反感。

这在当时，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后来，此事被清廷侦知，王瀚被迫改名为王韬，逃亡香港。他与洋人关系极好，得到洋人的庇护，被世人戏称为“长毛状元”。

杨烜已与王瀚见过几面。这一次，听说报社从洋行订购过来一套印刷机，已经开始运转。杨烜颇感兴趣，前去参观。

这套印刷机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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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旗军与清军在横州交战，满清便试图封锁郁江，防止黑旗军从洋人手中购买物资。黑旗军虽有海军，毕竟数量有限，主要用于军事作战，优先护航军用、工业物资。

直到春节过后，海军才腾出船只，帮报社运来了印刷机。

这也是杨烜下决心夺取广州的重要原因。

理论上，从南宁出发，向东可以到达广东廉州府，向南可以到达越南河内，从而获得出海口。但这两条出海线路，中间都要翻越大山，没有河流相通，实际并不可行。

而广西的河流都向东汇入珠江，最终从广州流入大海。因此，军政府要想获得真正的出海口，必须进入广东，夺取广州。

杨烜一到报社，王瀚便带他到印刷车间。在蒸汽机的带动下，印刷机隆隆作响，纸张飞速传出，效率远高于华夏传统印刷术。

王瀚不禁感慨道：“大元帅，我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时，书馆里也有一套这样的印刷机。因为士绅阻挠、经费欠缺、人手不足，书馆至今未能使用蒸汽机。

“为了驱动印刷机，同事徐寿、华蘅芳想了个好办法。他们在印刷机上设计了一条皮带，使用驴子畜力带动印刷机。驴子就在印刷房隔壁，与印刷机隔离开。

“即便如此，印刷房内仍然不时传来驴粪的臭味。书馆老板麦都司也无能为力，只得暂时用驴子将就，想想真令人好笑。”

墨海书馆创建于1843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人在上海租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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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墨海书馆停业。在这短短20年内，书馆翻译出版了大量西学书籍，为西学东渐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个不起眼的小书馆，亦涌现了许多人才。譬如，传教士麦都司在上海侨民中很有威望，成为第一任租界工部局董事。

麦都司、伟烈亚力、艾约瑟也都成为西方有名的汉学家，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墨海书馆中亦不乏中国人，如王瀚、徐寿、华蘅芳等。徐寿和华蘅芳都是江苏无锡人，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科学家。

徐寿被誉为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华蘅芳则是中国近代数学家、科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杨烜穿越前便是无锡人，对徐寿、华蘅芳的事迹知之颇详。此刻听王瀚谈起徐寿、华蘅芳，便用吴语说道：

“我听说徐寿、华蘅芳都是人才，能否把他们请到军政府高就呢？”

吴语十里不同音。

王瀚是苏州人，勉强听懂杨烜的无锡话，不禁心生纳闷：“大元帅不是四川人嘛，怎么还会说吴语？听说他会英语，却从未听说他会吴语呀。”

他来不及多想，说道：“徐寿、华蘅芳嗜好洋务，不务科举，确实是个一等一的人才。徐寿年长一些，今年已经三十四岁，华蘅芳才十九岁。

“这两人都很谨慎，不像我这般草率。不过，大元帅求贤若渴，又英明神武，想必徐寿、华蘅芳会欣然应命。”

王瀚说得很委婉。他之所以甘愿为军政府卖命，实有“前科”在身，早晚要被满清捉拿归案，不得已才这样做。

眼下军政府仍然局促在广西南部，地处偏僻。徐寿、华蘅芳都是苏南读书人，又见识过上海十里洋场的魅力，并不会轻易来到桂南。

杨烜只是笑笑，说道：“等黑旗军打下广州，占据两广。你我一起再次向徐寿、华蘅芳发出邀约，看他们来不来？”

王瀚自然不可能与闻东征广州的事，未免觉得杨烜在说大话，好言敷衍了一番。

杨烜也不理会，拿出一篇稿子，说道：“王先生，我又作了一篇关于变法的稿子，请你润色一下，刊登在报纸上。”

杨烜的文字不喜装饰，朴实无华，却感情充沛，鼓动性很强。王瀚立志成为报业家，长期为《字林西报》等西式报纸撰稿，对自己的笔上功夫十分自信。

可接触过杨烜的作品后，王瀚亦不得不甘拜下风。这也是他情愿前来南宁的一大原因。

王瀚接过稿子，只见标题为《变法通议》，上面写着：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

“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

“印度，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欧洲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

“殷鉴不远。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则将步印度、突厥之后尘矣……

“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若我华人不思进取，不变旧法，则将如犹太、非奴一样亡国灭种矣……”

王瀚看到这儿，忍不住击节叹赏，说道：“大元帅此文振聋发聩，看得我心惊肉跳。有此雄文，必能惊醒那些愚昧腐懦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