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垛苫房草占满了院子。父亲说，七千来捆草，差不多够盖三间房呢。母亲说，那就盖吧，孩子们都大了，这一间半房也挤不下。父亲说，就这么大的地方，哪能盖下三间房呢？母亲说，你真死心眼儿，挪地方呗，在咱家大寨田里不能盖吗？

父亲卷了一支烟，捏在手里，茫然望着棚顶，低沉地说，“听说又要搞什么运动了，还是缓缓再说吧。”母亲说，“咱老百姓个人盖房子，和运动有啥关系啊？”父亲说，“我不和你犟，暂时就是不能盖。”母亲问，“那些草这么垛着，不得烂吗？”父亲说，“垛顶是我封的，我心里有数，只要雨水漏不到里边，搁几年啥问题也没有。”母亲问，“那房上的草还换不换了？父亲说，换是得换，要等过了雨季，上秋吧。

学校应该是八月底开学，八月二十号，通知提前返校，由林业局派来的“en革”工作队，组织各班学习中央关于开展en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两报一刊”重要文章，发下来批判海瑞和三家村的单行本，动员人人都要写批判稿，我代表初三毕业班写的批判文章，在铁力林业广播站播出，我家安的有线小喇叭也能听到。父亲对我说，你四叔是you派，我又被四清审查过，不论赶上啥运动，还是不要乱说乱动的好。

只过了几天，学校的“en革”工作队被说成是镇压学生革命，灰溜溜地自行撤走。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是铁力林中，不，应该说是铁力林业局，炸响惊雷的一天。绥化中等师范学校的几个红卫兵，到铁力林业局来“煽风点火”。

炎炎烈日下，学校操场上挤满了人，不仅是中小学师生，还有林业局机关干部。人们又紧张又兴奋，象憋不住尿一样浑身乱动，满脸通红。“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霄，当场学会的《造反有理》歌曲声浪阵阵，仿佛当年“五四”革命运动再现。在绥化红卫兵指导下，当场成立铁力林中红色造反组织，简称“八？二五造反团”。我被抽去刻钢板，印传单，写大字块。中学里每年的体育运动会，我都在宣传组，学会刻钢板写美术字。我以为自己已经当上红卫兵了，就等着发袖标。激动得不顾回家吃饭，写大字块直到深夜，把一卷大红纸全部用完。

真正成为红卫兵，要回到班里评选，要毫无保留地讲清父母的出身成分和所有社会关系的政治面貌。比如我自己，必须坦诚说出我四叔是you派，就像父亲告诫的，不能有隐瞒。可you派的亲侄子能当红卫兵吗？这是严肃而重大的阶级界限问题。

班里五十二名同学，只有十一位根正苗红管打管敲响当当的革命派，留在红卫兵队伍里，其余一概被排除在外。

迷茫的我们为没有资格革命而痛苦，不断有同学贴出与家庭划清阶级界限的大字报，还有的为表现革命彻底性，干脆不认父母不回家，要做纯粹的革命派。有家不归没饭吃，只好有气无力地哼唱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但只坚持一两天，得到饥肠辘辘肚子的顽强提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必须吃饭。许多革命先辈，最初就是为了有饭吃，才投身革命。

我家和you派身份的四叔很少来往，应该算已经划清界限。难道还要与我的家庭、生我养我的父母划清界限吗？父母含辛茹苦，累死拼活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十一个儿女，要是都和他们划清界限，他们还会有啥指望？半辈子风来雨去不是白受罪吗？

我该怎么办？身处革命时代的热血青年，有什么理由不参加革命？可我属于不许革命的阿Q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