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凌晨一点到绥化，我在候车室找一条没人坐的长椅，想躺下睡一会，左腿搭在右腿上，感到一阵疼痛，撩起裤腿儿，看到右小腿的正面秃噜一块皮，有半个啪叽那么大，那是父亲用柈子抽的。我奇怪之前怎么没有一点疼痛感觉？
我已经十二个小时滴水未进，加上腿疼，困也睡不着。我肉皮子不和，破点皮就容易孬发感染，必须想办法消毒。我满候车室转悠，小卖部橱窗外的横板上，有个空酒瓶子，盖着盖儿，拿过酒瓶倾斜着看看，里边竟有几滴酒。我把瓶嘴儿对准伤处，把酒直接滴在伤口上，煞的一激灵，很快就不痛了。
伤口消过毒，躺下来还是睡不着，饿和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尤其是渴，觉得从嘴里到嗓子一直到肚子里，都特别干，干的要着火。拧开饮水处保温桶的水龙头，滴水未见，洗手池的水龙头也没有水，我只好走出候车室。
车站附近一家农杂店门前，有一堆西葫芦，堆上扔着一块硬纸板牌子，走近了，借着路灯，看清是“每斤分”。我像穷凶极“饿”的浪子在茫茫大漠上发现一大堆西瓜。
我大着胆子敲敲店家窗户，想赊一个西葫芦，可以写欠条，日后一定偿还，我实在饥渴得受不了了。可是无人应答，那正是人们沉睡如醉的三更天。我的父母睡了吗，他们担心我吗？心里这酸酸的念头虽只一闪而过，泪水却止不住流到嘴边。
如果背糖渣子不算偷，这次真的是偷了。也许，有人走上犯罪道路，就是因为陷于我这般一时的困境中。明知是偷，我一点也不慌张，甚至希望有人出来制止或者干脆抓我送公安，判我的刑，那样我也算身有所依了。要找一个嫩一点的西葫芦，挑挑拣拣地用指甲掐了好几个，终于有一个满意的，抱起来在马路牙子上磕裂，用力掰开，像啃西瓜那样吃起来，嚯，生的西葫芦也这么好吃，特别水淩，还有点甜丝丝的，我把它想象成母亲紫檀柜里的国光苹果。不过，这只是吃头几口的感觉，再吃下去，觉得有点闹了吧唧甚至还有那么一点臊的味道。
足有三四斤重的西葫芦，我吃了大半个，不知下一顿什么时候在哪里能再吃到东西，我喘口气，把剩下的全部吃光。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又拣一个比刚才那个还大的西葫芦，抱回候车室，留着饿的时候再吃。回到躺过的那张长椅边，见一位戴眼镜的老头儿，坐在椅上看报。他一手托腮，一手把报纸举在眼前的姿势，很像我父亲，只是比我父亲年纪大。他坐椅子中间，我躺不下，抱着角瓜干坐着，时不时地瞅他一眼，盼他快点离开。
老头儿也扭头看我，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回答了。他又问，你抱个大角瓜干什么？我没理他。老头语气温和地问我：你们学校放假了吗？我再不回答不礼貌，说过两天放。他接着问，你怎么不等到放假再去呢？我没有回答。他把报纸递到我面前，指着一行大字标题，问我认识这些字吗？我一字不差地读出来。他的目光更加柔和，问我去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那里有亲属吗？我摇摇头。他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说，孩子，你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和我说说，我也许能帮到你，你相信我吗？
凭他看报的姿势，凭他的年纪，我完全应该相信他。我把要去当小矿工的想法如实说了，只是没说在家挨打一气之下跑出来的。我是想从他那里了解到煤矿能不能用我这样年龄的矿工，老先生嘛，毕竟见多识广。
老人家向我身边靠一下，直盯着我的脸微笑着问我，是和你家大人怄气了吧？我低头不语。他不再追问，只是告诉我，解放后，国家不允许用童工，你去了就知道是白跑一趟。还是回家吧，要不你家大人会很着急。我说现在不想回家。他掏出怀表看一下，又问我，你家是绥化的吗？我说以前是现在不是。他说，我给你个建议，绥化要是有亲属，你就去呆几天，也许你的想法慢慢会有改变。“我看你一定是个学习不错的好学生，将来说不定会有出息。如果这么小就在外面混，会耽误你自己一生。再说，现在粮食这么紧张，守在家里都吃不饱饭，你一个人跑出来靠什么吃饭哪？前些日子，就有两个小兄妹饿死在这候车室里。孩子，我劝你还是回家吧。”
我还是低着头，老人又问我，你带钱了么？我狐疑地看着他，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从裤兜里掏出钱来，抽两张一元的和几张零角的，递给我，让我买点什么吃的，或者回家的路上花。我赶紧推回他的手说，我不要，我有钱。老人只好把钱揣起来，说自己要坐的车快进站了。他离开时还在对我说，“回家吧，孩子。”
那位老人的话萦绕在耳边，我要当小矿工的想法开始动摇。问题是我大老远跑去人生地不熟的煤城，当不上矿工怎么办，长时间见不到家里人我能心安吗，没钱没粮票只有挨饿，如果沦落到非讨即偷的地步，我还有活着的价值吗？我反复回味仔细掂量他的话，觉得确实有道理。
那位善良的老人，是我命运中亲人以外的第一个贵人，如果不是遇到他，说不定我真的可能成为自暴自弃的流浪儿，说不定，我也照样被饿死。
我可以去偷西葫芦，为什么却不愿接受那位老人的施舍？我需要仔细想想。
去外面撒出长长一泡尿，肚子又空了，饥饿难耐，我彻底改变了去煤城的想法。
回到候车室，发现地上有一角钱，我俯身捡起来攥在手里。如果是平时，我一定会喊出“这是谁的钱？”这次没想那样做，我太需要这一角钱了。
走出候车室，初升的暖洋洋的太阳令我精神一振，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车站广场附近几家饭店已经挂出红艳艳的幌子。我把手里的西葫芦放回去，拿着那一角钱，走进一家小饭店，把钱递进收款的窗口，要买两个馒头。
窗口里的人向我要粮票。我傻眼了，哪有粮票啊。我问有议价的吗？只买一个，回答没有。我仍要争取一下，“我只买一个馒头，没粮票，给你一角钱还不行吗？”窗口里的人回答：“不行，粮票比钱重要。”
是的，粮票真的比钱还重要，没有粮票，只能饿着。前不久，我亲身经历过因为四两粮票而酿成血案的事。
我们班家住山上的住宿生宋泽家，在学校食堂就餐。他把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提前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从操场做完课间操回到教室，还没进到座位，就晕倒了。范明喜侠义心肠，自己掏出五角钱举起来，问谁带着粮票了，捐献出来救救急。全班只凑了四两粮票，是四张一两的，零钱倒是摆了半课桌。范明喜把四张粮票卷在一起递给我，让我和他去学校大门外马路对面的小铺，给宋泽家买两个烧饼。
我紧紧攥着那四两粮票。过横道时，正有一队拉煤的马车奔跑着经过。我眼睛被煤尘眯了，用手揉时，竟忘了手里的粮票。一个过路的半大小子，捡起那卷粮票就跑，范明喜刚喊出“把粮票放下！”悲剧在那半大小子横穿马路的瞬间发生，他慌乱中突然跌倒，煤车躲闪不及，接连有两辆从他身上碾过去。
他父母闻讯赶来，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整理他遗体时，发现他血淋淋的右手，还牢牢地攥着粮票。他母亲掰开他已经僵硬的手，把粮票上的血迹用手帕反复擦干净。
他母亲找到我们班，把那四两粮票还给我们，弯下腰，含悲忍泣说声“对不起”。班里女同学“哇”地哭出声，顿时，全班哭声一片。
再说我走出绥化站前那家饭店，饥饿感又一次袭来，觉得一阵恶心，蹲在路边呕出几口霸苦霸苦的绿水，站起身时，腿软头晕。我觉得自己真是饿得前腔贴后腔了。走进路边的小卖店，用手里的一角钱买了那次母亲从法院出来买的那种豆粒糖，一粒不剩地全部填进嘴里。
该去哪里呢？曾听说我三姨的后老伴儿在绥化中心浴池卖澡票，我决定去找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