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十六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蜀汉军事著作。由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所著的重要兵法。此书在《隋书·经籍志》中有收录，此后的许多兵法类书都收有此策《便宜十六策》，诸葛亮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之道，全文分为十六个部分，分别论述治理国家的十六个方面，所以称“十六策”，共约六千字。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治军原则，为后代的人们所推崇，可谓是千古治国治军者的经典。
治国第一
【本文】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缪，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译文】
治国如同治家，皆须正本清源，根本树立了，其他末节自可顺利发展。所谓本，是事物的源头，而所谓末，是顺著源头所产生的结果。就自然界来说，天地就是本，万物就是末，万物得以衍生不绝，乃天地所赐，人所培育的，因此为人君应举措应天，一如星象的安排：以北极星居中为主，天枢、天旋居测为臣佐，其他主星为官吏，而散布外围的小星为百姓。北极星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两测指极星的运行亦不失其节度，其他众星皆有其轨道，不出差错，这就是天象。
因此为人君主就须设高台以观天象，随季节变化而举行郊祀大典，藉以应天，这就是务天之本的表现。建立祭祀山林，川泽的后土庙，定时祈福祈祷，这就是务地之本的表现。重视礼乐教化，设立明堂辟雍与祖先宗庙，这就是务人之本的表现。圆凿不可配以方柄，铅刀不可用来砍伐，使用不恰当的工具，便不能成其事；未用适当的方法，不足以成其功。而「本」即是常法要规，因此，天地失常则有灾变，人不用常法，必有祸害。所以书经上说：「若非先王所依下来的道统礼法，我不敢遵循。」就是这个道理。
君臣第二
【本文】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两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权，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译文】
君之於臣，犹如天之於地，能厘清彼此的关系，则君臣之道就能彰显出来了。人君须施仁政，而臣子须尽心事奉主上，而违背正道的政策，人君不应交付臣子去实施，陷之於不义，臣子事君亦可有贰心。上下皆守礼，则百姓也亦於统治，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已具备。
君待臣以礼，而臣事君以忠，则君可专心为政，而臣子会为其效力。君王勤於政事，臣子勤於辅佐，则可成就霸业。
君王向南施其政令，臣子向北尽人臣应尽的义务，彼此不逾越，且合作无间，那麼国家就会强盛，福泽被及万事万物。因此，三纲六纪将人伦关系区分为上、中、下三种，上为君臣，中为父子，下为夫妇，能各尊其道，必享福祚。君臣之间，必严守君臣之礼，不可以下犯上；父子必讲究亲恩，父慈子孝，互不违道；夫妇之间，以和为贵，维持家庭的和睦。居上位的行为不端正，居下位的就会起来做乱。所以人君要致力於政治的整顿，而人臣要竭尽心力事奉主上，政治修明了，人君人臣皆有功劳。
好学者可望一位好老师，出仕为官者希求遇著一位明君，因此，官职体系要完备，爵位俸禄也要规划好，才能收辅佐之效，使百恶不兴，如此，治国之道则具备了。
视听第三
【本文】
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可见，声细而不可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於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
为政之道在於能看到不被重视的问题，听到不为人知的意见。因此能观微听细，使下情能上达，以巩固国本，安定民生。能采纳臣子以及庶民的意见，则万物皆为其目，众音皆为其耳，如此，君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书经上说：「圣人没有固定的意见，完全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人的身体接受意志所主宰，一国之君就如同人的意志，内外相应和，则全国一片祥和。
国君双眼只观日月，而不察民情，就称不上目明；双耳只闻雷霆之声，而不闻民意，就算不上耳聪，所以为人君要多关心百姓疾苦，才识圣明之君。
未曾听过音乐，就无法分辨音阶高低；不观察万物，就无法辨别出颜色的变化。君王并非时时刻刻专心於国事，若太过专注於私事，则会错过许多忠言与民怨，如此一来，冷落了忠良，奸邪之人就趁细为乱，国家就会出现危机。所以书经上说：「施政要以民意为依归。」
纳言第四
【本文】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译文】
身为国君应广纳众议，虚心接受谏言。为人父者有直言不讳的子女，而为人君者有极言直谏的臣子，那麼当他们行为不义时，为人臣子、儿女便会提出告诫，及时挽救危机，也保全为君为父的美德。有恶习就要戒除，不可违逆正道，倘若破坏正道，国家将遭遇危机。
人君若专断固执，不纳谏言，忠臣的计策便无法上达，使奸邪趁机而危害朝政。因此政治清明的国家，臣子能直言无讳；而无道之国，在朝者尽为趋炎附势、言语谄媚的人，进而使朝政更为腐败。
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乐与百姓结交，而能成就伟大的学问，为后世万代所景仰，奉为圣人。所以屋顶漏水，若不修补，便无法居住，为政者有缺失，却不能改过，百姓的生活必然不安定。
察疑第五
【本文】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於远，疑生於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译文】
为政者应明察秋毫，杜绝歪风，维护道统。变乱往往发生在政令不及的地方，谣言总是因众心疑惑而产生的。物质的外表相似，其本质却不相同，白石如玉，鱼目似珠，狐貉似犬，栝蒌似瓜，不明事理的人就把它当珍宝。因而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加反驳；范蠡进贡越国美女，而吴王不加怀疑，此皆将酿成大祸。
计策有疑点，就无法成事，因此圣人行事皆求诸於天意，人卜其吉凶，不可任意行动。书经上说：「有三个人占卜的结果，则须遵从其中的多数。」若再有疑问，那麼就要征询百姓的意见了。所以孔子曾说：「有为的君王不担心百姓不懂他为政的苦心，而担心自己不了解民意。」
士为知己者死；女者悦己者容，马为其雇主而驰远，神明为通灵者显灵。人君审理案件最怕不能查明真相，而累及无辜，或纵容小人，使强者不招供、弱者藉机诬陷他人，而致使刚直者被陷害，有冤屈者不得伸张，忠良、信义之士被害，这些都是败德的事，必会引来灾祸。
所以明君处理刑案、问案时，若毫无破绽可循，就要观察犯人的言行举止。若罪犯有敬畏之色，且言词哀怨，匆忙上堂，而迟迟不肯离去，离去时还不时反顾叹息，这人必是有冤而未伸。若见其言语反覆，前后矛盾，多方揭词，似有诡计，畏畏缩缩，不敢直视判官，这人必定是罪犯而急欲脱罪。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察明他行为的动机，再看他是否心安理得，那麼一切奸情皆无所隐瞒了！」
治人第六
【本文】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於国，国之将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於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时之气乎？
【译文】
书经上说：「以德义教化百姓，百姓就不会悖德忘义；教民以是非之辨，百姓行为就有分寸。」所以要依正道来教育百姓。
日月之光，广被众人，众人皆仰望他；天地之大，孕育万物，万物皆顺其生长。因此尧舜之恩泽广布，令远夷皆来归服；夏桀、商纣之败德，使诸夏背叛，这并非上天所指使的，乃造化使然。
统治百姓犹如培养幼苗，必先拔去杂草；所以要使国家兴盛，要先去除祸根。有为的君主，应知皂服小吏，危害甚大，因此有的说：「皂服小吏是百姓的克星，广徵暴敛，使百姓匮乏，而导致动乱发生。」平时若能注重农业，不加侵扰，减少赋税，增加百姓收入，这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最好方法。
国军不忧心国家不够繁荣，却忧心国内不安定，所以尧舜划分地利，与民耕作，观测天象，预测凶年，使年年有余粮，人人都衣食不缺，路不拾遗，百姓皆满足於现况。春秋时代贫弱者开始为富者耕作，延续至今的诸侯皆争一己之私利，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耕作的农人减少，纷纷改行从商，互相争利，以致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定。
书经上说：「居上位者不把金银当宝贝，百姓就不会去当盗贼；不常使用奢侈无用的器物，民心就不会大乱。」能使百姓安於其职，才是盛民的政治。齐景公生活奢侈，礼制就无法施行，周朝与秦朝，去除纹饰，崇尚俭朴，使民风敦厚。
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皆非中原所产，也非平常百姓日常所需。锦绣编织，绮罗绫縠，染色布帛，皆非百姓身上所能穿的。雕文刻镂，耗时贵工，只有妨害农事，无重要用途。辎軿袍裘，亦非百姓所需，那些刻意垛高围墙装点门面，大肆翻祖坟，炫燿财富的行为，都是富人才做的事。
书经上说：「庶民最需求的生活是努力躬耕，谨身节用，以侍奉父母。」所以为政者要能控制财货流量，并以礼教化百姓，使之勤俭刻苦平日有积蓄，便不愁荒年时物货缺乏，这样的治民之道，不也合乎了四时的变化吗？
举措第七
【原文】
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於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於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纁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译文】
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须起用贤能之士，而贬抑小人。治国犹如养生，养生之道，莫过於养神调气，而治国之道，在於选贤举能，养神可以健身，而举用贤能，国家就会安定。
辅佐之臣犹如支撑房屋的木柱 ，木柱不可太细，太细房子就不稳固；国内的良佐不可太少，少了国家就会倾覆。所以多方起用贤士，国家便会安定。
房子的支柱以直木较为坚固，而国之佐臣以能直言极谏的忠直之士为佳；直木多生长於幽山林之中，而忠直之士多潜藏於布衣百姓之中，所以君王求才，必求诸於乡里之间。他们有的是怀才不遇，而流为庶民。有的才智过人，却不得君王的赏识。有的生性忠贤孝悌，却未被乡里所荐举。有的曲高和寡，甘愿隐遁山林，而不愿在朝与小人同流合污。有的忠诚事君，却为奸佞所陷害。
尧、舜、周公等明主，都是在这些卑微的地方，觅得良材，建立太平盛事的。所以人君须设厚赏来鼓励有功的人，设高官来拢络贤才，使人人皆固守岗位，则百废俱兴，隐士得到聘用，天下归服，罪恶皆隐遁。国家之所以危险不安，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是因为得贤士的效忠，那些奸谗小人重财色，皆非国之栋梁，蓄养他们毫无用处，若因小人得志，而始忠良退隐，不愿出仕，那国家必会衰败。
藉著交情，而安排职务，那麼吏治会大乱，若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材，才会有条理，聘贤求才犹如嫁娶儿女，未有不娶自嫁，出钱为妇的，正因女子盼望迎娶，才会守其贞洁；贤士因冀求君王的发掘而守其高节之名。为人君能以厚礼聘才，国家才会安定。
考黜第八
【原文】
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
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於官，外采於民，此所苦一也。
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
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
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徵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
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
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译文】
要使政治清明，必须升迁忠良之士而罢黜图谋不轨的人。有为的国君，德泽广被天下，遍察全国政务的施行情况，小官吏与百姓都在他的视线掌握之中。进用忠贤，革去贪懦的人，厘清上下的关系，使得国政有条哩，由朝中人才云集，这才是实施选拔政策的结果。
但行使选拔之前，务必先了解百姓受官吏压迫的痛苦，其状况有五种：
其一，官吏假借职权，作威作福，将百姓的生死，玩弄於股掌之间，欺瞒上司，压榨百姓，令百姓敢怒不敢言。
其二，有的官吏断狱不公，执法不严，有人犯大罪，却得以不受制裁，官吏欺善怕恶，使无辜之人，倍受迫害。
其三，官官相护，徇私勾结，迫害告发奸情的人，隐藏实情，湮灭所有证据，甚至杀人灭口。
其四，有的官吏对刚到任的长官，极力的谄媚，以赢得长官的信任，对於仇人，则刻意逼陷，公报私仇。此外，更假借徵税之名，搜括民财，表面上是储备以防患未然，暗中却扩增私产。
其五，有的县官贪求财富与权势，施行赏罚，则考虑是否有利於己，还介入民间买卖商业，与民争利，使百姓损失很大。
以上五种官吏，危害百姓甚深，不可不罢黜除去。没有此五种恶行的官吏，要予以升官奖赏。
所以书经上说：「新官上任三年后，需考核其功绩，决定升迁或辞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