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上的优势不管在战术上或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所以首先应该就其普遍性进行考察，因此我们作以下的论述。

战略规定进行战斗的时间。地点和兵力。它通过这些规定对战斗的开始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只要战术进行了战斗，并得到了结果，战略就可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这种结果，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自然，战斗结果同战争目的之间的关系很少是直接的，而是很间接的。它们之间还有一系列其他目的作为手段而从属于战争目的。这些目的（它们对较高的目的来说又是手段）事实上是多样的，甚至最终目的，即整个战争的目标，也几乎在每次战争中都是不同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逐步进行了解，在这儿我们不打算逐个地讨论这一切问题（即使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暂且不谈运用战斗的问题。

在战略规定（也可以说是决定）战斗时，甚至于那些对战斗的开始一发生影响的事物，也不是那样简单的，不是稍加考察就可以掌握的。战略在规定时间。地点和兵力时，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多种不同的方法对战斗的开始和战斗的结果都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能逐步地，即通过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再来熟悉它们。

假如撇开战斗的意义和产生战斗的条件所引起的一切变化，最后再撇开军队的质量（因为这是既定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战斗这个概念了，即抽象的斗争。在这个抽象的斗争中，除了作战双方的数量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能区别了。

这样，作战双方的数量就决定着胜负。为了得出这一结论，我们只得撇开一系列问题不谈，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一次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致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算不上赢得了一切，也远远算不上获得了主要的东西，并且由于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变化，获得的东西还可能是特别少的。

但是，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三倍等等。大家都懂得，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余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只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销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从这儿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必须把尽可能多的在决定性的地点军队投入战斗。

不管投入战斗的军队是否够用，我们在此要作到现有手段所许可作的一切。这是战略上的首要的原则。正象前面说的那样，这个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既适用于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适用于希腊人和波斯人。英国人和马拉地人。但，为了让这个问题能够更加明确些，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欧洲的军事情况。

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和各种技能方面，互相是很相似的，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方面有时还有一些差别。翻遍现代的欧洲战史，已经找不出马拉松那样的战例了。

腓特烈大帝在勒登以大概三万人击败了八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但这是同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兵力优势的敌人作战而获得胜利的绝无仅有的战例。因为当时俄国人差不多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而且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很少有人晓得。我们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拿破仑曾经在德累斯顿以十二万人对抗二十二万人，对方的兵力优势还不到一倍。在科林，腓特烈大帝以三万人对抗五万奥地利人，可是没有成功。拿破仑在殊死的来比锡会战中，以十六万人对抗过二十八万多人，一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不到一倍。

可见，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假如我们看到，一倍优势的兵力在天平上竟有比最伟大的统帅还大的重量，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怎样不利，一旦有显著的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无需超过一倍，就足以取得胜利了。自然，人们也许想到有些隘口即使用十倍的兵力也难以攻陷，但在这种情况下，就压根谈不上是战斗了。

所以我们认为，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优势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及一切相似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决定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术。

所以，首要的规则应当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这听起来象是老生常谈，其实不是如此。

长久以来，人们从没有把军队的数量看作是重要条件，如果要证明，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于在比较详尽的十八世纪的战史中，军队的数量不是根本没有提到，就是只顺便谈到，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滕佩霍夫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曾一再谈到这个问题，可是谈得也很肤浅。

甚至马森巴赫，在他评论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进行的战局的很多文章中，对山脉。谷地。道路和小径谈了许多，对双方的兵力却没说什么。

能证明这一点的另一个事实是某些评论家的头脑中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他们认为军队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固定的标准数量，超过这个数量的多余的兵力不但不能带来益处，相反是累赘。

最后，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人们之所以没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兵力都投入会战或战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数量上的优势的确是重要的。

假如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的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这条明确的信念就必然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以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关于进行战争的绝对兵力的问题就谈这些。

国家职能部门规定了绝对兵力的数量。尽管这种规定已经是真正的军事活动的开始，并且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大多情况下，将在战争中指挥这支军队的统帅，却必须把绝对兵力的数量看作是既定数，这是由于他或是没有参加决定这个数量，或是条件不容许他把兵力增大到足够的程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能获得绝对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关键的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

这样，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好象是最重要的，于是人们认为战略上的这种计算似乎包括使用军队的全部问题。有些人甚而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有一种能在战略上和战术上进行这种计算的器官。

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即使在任何场合也都是最基本的，是战略上日常需要的，却不是最困难的和有决定性意义的。

假使我们不抱偏见地阅读战史，就会发现，这种计算上的错误真正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起码在战略上是极为少见的。如果一个果断而又灵活的统帅（如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用一支军队以急速的行军击败几个敌人的这一切情况，都要以时间和空间的巧妙结合这个概念来表明，那么我们就会白费力气地在用词上纠缠不清。必须用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各类事物，使概念明确和有用。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对敌方（道恩和施瓦尔岑堡）的情况的正确判断，敢于在一段时间内只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对峙的冒险精神，迅速进行袭击的胆量，进行强行军的毅力，及伟大人物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作为，这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这一切同正确计算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简单事物的能力又有何关系呢？

但，甚而象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胜利后乘势取得勒登和蒙特罗胜利那样的反跳式用兵，这种在防御战中经常为伟大统帅所信赖的方法，准确地说来，也只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要取得相对的优势，即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常常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意志为了主要的东西（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牺牲次要东西。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在这方面做得十分突出。

到此，我们已经把数量上的优势的重要性说清楚了。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

但是，假如因此就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取得胜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完全误解了我们的论述。我们只是想在结论中指出军队数量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只要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那就完全符合这个原则了。只有根据总情况才能决定，由于兵力不足是否应该避免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