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例能够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特别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香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对真正的战争作了最好的描述。他在手册中，认为史例在军事艺术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运用了史例，令人钦佩。如果他不死于那次战争的话，就能将《炮兵手册》第四部分修改完毕，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出色的证明，说明他是以什么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

但是，一般的理论著作家很少能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大多非但不能帮助读者，反而会妨碍读者对问题的理解。所以，我们认为注意防止滥用史例和正确地运用史例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无疑都属于经验科学。因为，虽然这些知识大多是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但这些事物的性质多半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并且，这些知识的运用方式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是有变化的，因此只根据手段的性质，根本不可能完全认识其作用。

火yao，这种现代军事活动的巨大的动力，它的作用是通过经验才认识到的，并且人们现在还在不断地通过试验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弹丸由于有了火yao，其速度能达到每秒一千，它可以杀伤它所碰到的任何生物，这是不言而喻的，是不必再通过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事情。可是更精确地决定这种作用的还有很多的其他条件，其中有些条件只有根据经验才能认识。并且，物质作用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也应探讨精神作用，而要认识精神作用并给予评价，除了根据经验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在中世纪，当火器才发明时，由于构造不够完善，它的物质作用比现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却比现在大得多。要打算了解一支在危险中久经锻炼。通过多次胜利而对自己有最高要求的军队能够做点什么，就必须看到拿破仑在东征西杀时所培养和指挥的那些军队在猛烈的炮火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性。人们单靠想象是决不会相信这些的。另一方面，经验还告诉我们：在欧洲军队中现在还有一些几发炮弹就能打散的军队，如鞑靼人。克罗地亚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就是如此。但是任何一种经验科学，都不能使自己提出的真理总有史例作证，因此军事艺术的理论也是这样。这一方面是因为每一个真理都用史例作证时过于烦琐，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是由于用单个的现象也难以论证经验。要是在战争中发现某种手段很有效，那么这种手段就会被经常使用。由于此行彼效，这种手段就有可能流行一时。这样，这种手段就通过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理论中占据了地位，在这种场合，理论只是一般地引用经验说明手段的由来，并没加以论证。

但是，如果打算引用经验来指出值得怀疑的手段，否定某种常用的手段，或者介绍一种新的手段，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必须从历史中举出实例来作证明。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史例的运用，那么非常容易发现运用史例有四个着眼点：

第一。用史例可以单纯说明某种思想。在一切抽象的考察中，作者的思想很不为人们所理解或者根本就让人误解，如果作者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就能引用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

第二。用史例可帮助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因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细小问题的处理情况，而在一般地叙述一种思想时不能将这些情况完全包括进去。这也正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不同。上述两种情况是纯粹的举例，下面两种情况用作证明。

第三。用史实可证明自己的论点。如果只是想证明某种结果或现象的可能性，那么使用这种方法就够了。

第四。通过详细叙述列举若干史实，某一史实能吸取某种教训，这时，史实本身就为吸取教训提供了真正的证明。

作第一种使用时，大都只要简单地列举事例就够了，因为人们只是使用事例的一个方面。在这里，甚至事例的历史真实性都是次要的，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也是可以的。只是史例总是具有优点的，它比较实际，能让它所说明的思想更接近实际生活。

作第二种使用时，必须较详尽地叙述事例，不过正确性在这里也是次要的，但我们也要作同前一场合相同的说明。

作第三种使用时，大都只要举出确凿无疑的事实就够了。如果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筑垒阵地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只要举出崩策耳维次阵地这个例子就能证明这个论点了。但如果叙述某种历史事实是要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那么就必须而详尽准确地阐述同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方面，必须将史实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这一点做得越差，证明力就越小，就越需要通过很多事实来弥补一个事实证明力不足的缺点，因为人们相信，无法叙述一个事实的详细情况时，可引用一定数量的事实来补救。

如果打算用经验证明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比配置在翼侧为好，那么只举几次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获得胜利的会战和骑兵配置在翼侧遭到失败的会战是不够的。如果欲要证明在没有掌握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无论在会战区内还是在战中，也就是说，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在战述上，分几路纵队深远地包围敌人都是十分危险的，那么只举利佛里会战或瓦格拉木会战的例子，或者只举1796年年法军向德意志战区的进攻或者同奥军向意大利战区的进攻的例子是不够的。为了证明这些，还必须叙述当时的具体过程和一切情况，说明上述配置形式和进攻形式是怎样严重地造成了不利的结局。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该否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必须明确，因为全部加以否定无论如何是有损真理的。

上面我们说过，当不可能详尽述一个事实时，可以用若干实例来弥补，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常常会被人滥用的危险的办法。有些人不去详细地叙述一个事实，只满足于简单地提出三。四个事例，这就造成了一个仿佛很有证明力的假象。要知道，对有些经常反复出现的事情举出很多实例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别人同样也能很容易地举出许多结果相反的实例来反驳。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很多路进攻遭到失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能给他举出很多用同样打法获得胜利的战例。可见，这样做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如果考虑到上述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知道滥用实例的现象是多么易出现。

如果不是从各个方面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而仅仅简单地提示一下，那么这个事件就好象是从远处看到的东西，各个部分都辩别不清，从各方面来看，它的外部形状都是相同的。这样的实例，事实上对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意见都能证明。对道恩指挥的几次战争，有些人认为是谨慎周到。深谋远虑的例子，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踌躇不前。优柔寡断的例子。1797年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可以看成是英勇果断的表现，也能看成是真正鲁莽的行为；1812年拿破仑在战略上的失败，可以说作是过于勇猛的结果，也可以说成是勇猛不足的结果。这些不同的意见确实出现过，人们也十分容易理解，这些不同意见是由于人们对事物间的联系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产生的。但是这些相互对立的意见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其中必然有一方面意见是错误的。

我们很感谢杰出的弗基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史例，因为他不仅给我们保留下了许多可能湮没了的历史材料，并且他第一个通过这些材料使理论观念（即抽象的观念）同实际生活有了非常有益的接近，他所举的史例可看成是对论点的进一步说明和解释。虽然如此，在没有成见的现代读者的面前，他也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目的：用历史事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因为，虽然他对事件有时叙述得比较详细，可是还远远不能说明，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从事件的内在联系中必然产生的。

只简单地提示一下史实还有另外一个不足：如果有些读者对这个史实不完全记得，或者不十分熟悉，那么就不能从中体会作者的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读者除了盲目地赞叹或者完全不信服外，就不能有别的了。

但是，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把历史事件展示或者再现在读者面前，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作者这样做太多要受到材料的限制，就象受到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一样。只是我们认为，要想论证一个新的见解或是明确一种值得怀疑的见解，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粗浅地引用史实的主要弊端，倒不在于作者错误地想靠这种方法证明某些论点，而在于作者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这些历史事件，在于这样轻率而肤浅地对待历史将产生数以百计的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如果作者意识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历史证明的一切，都应是从各种事物的紧密联系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那就不会出现这些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了。

如果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例的上述困难，认识到上述要求是必要的，那么也就会以为，最近的战史，如果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就一直是选择史例的最好的来源。

由于较远的年代的条件不一样，作战方法也所不同，因而对我们来说较远年代的事件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不光如此，战史象其他历史一样，许多在最初还清楚的细小情节和特征自然会逐渐湮没，它也跟图画一样，原来的生动的形象和彩色会逐渐消失，变得模糊不清，色彩暗淡最后只有偶然遗存的一些线条和一块块颜色，这些线条和颜色却因而受到了过分的重视。

如果考察一下现代作战的情况，我们一定会说，同现代战争很相似的，至少在武器方面很相似的，主要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战争，尽管从那个时期起，战争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这些战争还是同现代的战争很近似的，我们仍可从中吸取教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全然不同了，当时火器还不太完善，主要兵种还是骑兵。年代越远，战史内容就越贫乏，记载就越不详细，用处就越小，至于古代各民族的历史，肯定是用处最小。记载最不详细的历史。

自然，这些史实并不是绝对不能利用的，只是在必须详细说明情况的场合，或者在必须详细说明促使作战方法改变的条件的场合，它们才是不适用的。不论我们对勃艮第人和法国人。瑞士人反对奥地利人的战争过程了解得多么少，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在这些会战中良好的步兵头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比最好的骑兵还要有优越。只要我们粗略地看一看佣兵队长时代，就能知道，作战的各方面是如何取决于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因为在别的任何时代中，用于战争的军队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脱离国家和人民的别的生活，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带有真正的工具的性质。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当汉尼拔在意大利还没被击败时，罗马人就在西班牙和非洲进攻迦太基人，这种引人注目的方法是一个十分能提供教训的考察对象，因为作为这种间接抵抗基础的当时国家和军队的普通情况，大家是相当熟悉的。

但是事情越涉及到细节，越不是一般的情况，我们就越不能从遥远的年代中寻找典型史例和经验，因为我们既不能对有关事件作恰当的评价，也不能拿它们来说明现代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手段。

遗憾的是，各个时代的著作家都有援引古代史例的癖好。我们不想讲欺骗成分和虚荣心在这里面占多大的比重，只是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说服别人和帮助别人的诚恳愿望和热诚努力。因此我们只能将这样援引的史例看作是掩盖错误和缺点的装饰品。

如果能象弗基埃尔想做的那样，完全用史例教别人学习战争，那确实是个巨大的功绩。然而，如果考虑到，必须先有长期的作战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明白，这是需要花费一生精力的事业。

如果有谁甘愿从事这样的事业，那么，但愿他如到远方朝圣一样，为这一虔诚的计划做好准备，但愿他不吝惜时间，不畏权贵，不怕困苦，克服自己的自卑心和虚荣心，象法国法典上所说的那样：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