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厂方面的事情，我给关妙慈大概就集中讲了这么多。厂子退步到了这个份儿上，剩下的只是维持而已，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情节发生了，也就没什么好讲的了。能坚持一天算一天吧，那些曾经在我脑子里浮现的有关上市、福布斯、成功人士、高级酒会、纳斯达克之类的情景已经完全落幕。有时候，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园区里其他企业热火朝天奔四化的样子，我会油然生出“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的感慨。他们会有一个比我美好的前程吗？但愿吧……
听完关于厂子的这些事，关妙慈沉寂了十天多，不再提取我出来访谈，人也不见踪影。这十多天的日子很难熬，我夜夜失眠，我一遍又一遍地梳理，到底哪里说错了什么。再一次见到她时，我看她似乎憔悴了许多，眼皮也有些肿肿的。我很想关切地问问她遇到了什么难事，可想想这又不是我现在这个身份该说的话。我们之间的话题还是回到了正题上，她拿出一张纸，念给我听：
“2010年，中国的纯私营工业企业数有27.3万个，到2012年底已经下降到19.5万个，三年内，约8万个私营工业企业消失了，消亡率高达26%。2010年，外商投资的工业企业数为3.99万个，到2012年底下降到了3.12万个，三年内，8700个外商工业企业关闭了，萎缩率达到22%。大环境就是这样，你的厂子还能活下来，已属万幸，所以，不用太过自责。”
为了安慰我，她竟然查阅了这么多详实的数据，我很感动。不过，咱不能拉不出屎来怪地球没吸引力，宏观经济环境自是大不如前，可民旺的失败却主要是因为我个人的一念之差。一想到工厂的事，我的情绪又低落了，我喃喃自语道：
“全怪我呀，全怪我！”
关妙慈反问我：
“怪你什么？”
我耷拉着脑袋说：“就是一念之差，不该和省所合并。”
关妙慈露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表情，批评我道：
“看来你还是没悟透问题的本质。”
我问她：“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中国人对权力无节制的崇拜！这种文化太顽固了，至今还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我们社会的发展。权力像一股强大的洪流，在中国的大地上肆虐了几千年。老百姓都已经不自觉地学会了应对洪流的最好办法，那就是抱住一条权力的粗腿，好让自己幸免于难。你奶奶当年抱的是地方当权者的粗腿，换来了你们龚家的平安和延续。你今天也想要抱一条你们行业的粗腿，只不过，你没料到的是，今天的洪流更难对付，它不再只有狂暴的面目，还变种出了阴险、狡诈、陷阱，甚至是麻痹人等各种世相。而你的心智，根本不是它的对手，所以，你失败了。”
关妙慈的声音冷冷的，如寒风扎进我的肌肤，听得浑身一哆嗦一哆嗦地起鸡皮疙瘩。
我不甘心地反驳她说，要论对社会的了解，我比她更深入，好歹也比她多吃了十多年盐。关妙慈摇摇头说，这十多天她思考了很多，她觉得我的性格其实根本不适合生存在当今社会，当然更不适合搞企业。她说我一来耳根子太软，容易相信人；二来太过息事宁人，不愿意面对矛盾；三来思想太过干净，还老想做个好人，与现实格格不入。她说我是典型的天秤座性格，像我这样的人，适合生活在人际关系相对单纯的原始时代。她还劝我将来放出来后，不要再重操旧业了，最好干点与人不发生直接关系的营生。
她总结得或许有几分是对的，可让她这么冷峻地一二三地一顿剖析，听起来我整个就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废人了，我心里难免有些不爽。我心说我用了六年时间把这个工厂从一张白纸搞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虽然遭遇了一次滑铁卢，但总体上应该还算成功的，怎么就不适合搞企业了？于是，我成心反问她：
“那关大记者觉得如今搞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性格呢？”
“扑得下身子，抹得开面子。哄得好主子，装得了孙子。大得起胆子，使得了绊子。散得起银子，舍得下妻子。你说你具备哪一条？”关妙慈似乎没听出我揶揄的意思，居然认真地一条一条地给我罗列。
听她这么一说，我吃了一惊。倒不是这几句顺口溜如何动听，我是没想到关妙慈这么出世的一个人，居然能将这个社会的脉把握得这么准，句句戳到了腰眼上。
我问她：
“这些话是从哪儿听来的？”
她迟疑片刻说：
“从小就常听我爸说这几句，他当儿歌唱给我听，所以印象深刻。”
我问关妙慈：
“你爸也是搞企业的？拿这给你当儿歌，也真够有意思。”
她沉默着点了点头。我开玩笑地问她：
“关老爷子在哪儿高就？哪天跟他请教请教。”
关妙慈黯然地回答我：
“他早和我妈离婚了，我随我妈姓。”
看来我又冒失了，于是赶紧转移话题。我故意傻傻地问关妙慈：
“既然不适合搞企业，那关大教授给咱指点指点，像我这样的人适合搞什么呢？”
其实我就随口这么一问，为的是逗她开心。我适合搞什么，她难道比我还清楚？没想到关妙慈却很认真地回答：
“你适合搞对象！”
她这就有点信口开河了。我又不是电影明星，怎就适合搞对象？这话，可不像是关妙慈这种严谨的人该说出来的。她最近的表现似乎跟以前不太一样，可哪里不一样，我也说不清。于是，我梗了一下脖子，扭脸看别处，不再搭理她。
我一认真，关妙慈来了劲。她眨着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我，好像在故意挑衅：
“怎么，说到你的痛处了？”
我有什么痛处？笑话！
“花姐呢？花姐不算是个对象么？”她提醒我。
她又提这个人！她对一个按摩大姐怎么总是念念不忘？
好吧，我承认了算了，我和花姐是有过那么点关系，但是，我得强调，她不是我的对象，而且我和花姐之所以走近了，是源于我的感动，那与处对象是两码事。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最受不了别人的感动。你跟我来硬的，我不怕，砍掉脑袋大不了碗大个疤，谁比谁狠多少，都是命一条。可我就怕别人用心来感动我，一旦动了这根弦，那就打开了我情感的阀门。
说起花姐给我的感动，其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刚开始就是我回老家时，闲了就到她那里做做按摩，去的次数多了，彼此就熟了。慢慢地，我看出她有些喜欢我。喜欢就喜欢呗，我认为这也很正常。毕竟在枯荣镇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说句大话，我龚民也算是个尽人皆知的成功典范，她一个搞按摩的中年女人喜欢我，这并不奇怪。基于这样的心态，有一天，我和镇上一帮小学同学聚会喝多了酒后，去她那里按摩，一时没有把持住，就稀里糊涂地和她成了事。做完第二天我就后悔了，直怪自己怎能二两猫尿下肚就乱了方寸，再怎么也不能随便到跟一个按摩女去上床。
过了一个月，我又一次回老家时，特地去了趟荣荣美发屋，这次不是去按摩。我点了花姐两个钟，我要和她谈谈。于是，我坐在床边，她站在地上，我推心置腹地跟她讲：
“花姐，你是个好人，咱俩聊得也不错。我知道你喜欢我，我觉得你这人也还行，但是咱俩没可能，你明白吗？”
她话不多，就那么听着我说，等我问她话了，她才挤出几个字：
“我晓得，我晓得。”
我还跟她讲：
“虽然咱俩那啥了，但那是酒后冲动，不代表别的意思。你我都是中年人了，咱们都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更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行不行？”
她依旧那么低着头，抠着指甲，小声说：
“我晓得，我晓得。”
又过了大概半个月，我正上着班，突然接到荣荣美发屋老板娘郑爱荣的电话。郑爱荣是秦三儿的老婆，要说秦三儿他爷爷秦作主早年间还是我家的长工，他爹秦转运跟我爹是拜把子兄弟，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还是不错的，郑大姐一直拿我当自家兄弟待，倒也不见外。她跟我说：
“大民，你小子乐呵完了拍屁股走了，花姐一人可遭了罪。前两天她自己偷偷去做了人流，我才发现不对劲，再三逼问才挖出你这个祸根子。我说你呀大民子，人家花姐既不讹你的钱也不缠你的人，你好歹也得看看人家哇？”
听她这一说，我才知道惹下这么大的祸。于是我当天就开车回到了镇上，我找到花姐问她这是咋回事，她说：
“你那么忙跑回来干啥子，打个胎跟拉个稀也差不多，一两天就好了。”
我说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问题是她为啥不告诉我。
花姐说：
“告诉你，你也不能要，回头再吓着你。”
我无言以对，人家花姐都做到这份儿上了，我再多说什么虚头八脑感谢的话就显得太不爷们儿了，于是心里只剩满满的感动。
从此我俩就算好上了。当然所谓好上了，其实也没啥实质性的标志，不过就是我每次回老家时，必定点她一两个钟，让她增加些收入，另外给她带些礼物。在按摩房里，我和她亲热的时候少，偶尔会有，大多还是按摩或者推油，我俩主要是聊聊天。聊她的过去，聊她的闺女，聊我的家庭，聊我的见闻，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花姐需要的是一个男人平等地跟她说说话。像她这种天天侍候别人的人，可能更在意这一点。当然，跟她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放松，我不用考虑每一句话的深浅，也不用刻意装绅士、积口德，我想说粗话就说粗话，想当俗人就当俗人，就像鲁迅说的，在她的面前，我能随意把我皮袍下面的那个“小”拿出来示人，这让我觉得和她保持这样的关系也挺好，不累心。
关妙慈给我和花姐的这种关系定位为“心灵性友”。她说我和花姐之间既不存在情人或者二奶的特质，显然又不是交易的类型，甚至不同于现在网友们之间那种英雄不问出处的简单*关系，我们更像老夫老妻，却没有那份契约和责任，所以谓之心灵性友。
不过，自几个月前我爹过生日的那个雨夜之后，我便失去了花姐这位心灵性友，因为她突然间变得神神叨叨神智不清。
关妙慈说她挺喜欢花姐这个人，她还说她有一种直觉，觉得花姐不会从此消失于我的生活之中，没准还有机缘成为我人生历程中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在小说中，她为花姐耗费了不少笔墨：
龚民说了声要给他爹取生日蛋糕，就匆匆离开了荣荣美发屋。
花姐听见屋外面龚民咚咚咚的跑步声渐去渐远，听见户外天棚上噼里啪啦的声响越来越大，知道雨是真真儿地下起来了，于是就把门插上，反转了营业的挂牌。本来生意就清淡，这天气就更不会有人冒着大雨来做按摩，花姐连晚饭也懒得做，索性和衣躺在床上听雨。
夜幕降临下来，街上彻底没了人，只剩下桔黄色的路灯还站在街边，始终如一地为乌托街提供着点点光明。
这两排路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矗立在这里了，它们承载了枯荣镇很多的记忆。夏天，每当路灯亮起，每一根灯秆下那三四平方米的光晕里，就有一处活计在进行。有的是三五个男人在热火朝天地打扑克，有的是俩老头在一声不哼地下象棋，还有的是几个女人聚在一起边打毛衣边小声地编排着各家婆婆的是非，更多的是一群毛头小孩在嬉笑追打中从一根灯秆跑到另一根灯秆，踢倒了茶缸子，撞破了膝盖皮，惊起大人们的几句责骂。
花姐是外地人，从重庆嫁到枯荣镇二十年了，丈夫老沈是镇上修自行车的。老沈家原本有七亩地，但在大约九几年的时候，镇里出面做工作，动员老沈把地全部租给一个办养鱼塘的人。一亩地两千块，买断租期三十年。当时觉得挺划算，但一万多块钱哪经得起越来越上涨的物价吞噬，一年的光景便消耗尽了。老沈没了地又懒得外出务工，于是只能靠手艺修修自行车，挣几个菜钱。不过，生活再清苦，老沈也不愿让花姐出门干活儿，原因花姐心里清楚。因为，她基本上相当于沈家花四万块买来的媳妇，既没有媒人也没有仪式。镇上的人传，花姐在重庆老家成过家，男人因为她和别人打架，动了刀子杀了人，被枪毙了。重庆婆家于是通过中间人其实也就是人贩子把花姐卖了出去。是真是假，沈家人不说，花姐更不说。出于以上种种的原因，花姐虽然嫁到这儿二十年了，但一直融不进镇里的氛围。而自打五年前老沈去世，花姐到了美发屋打工后，她更不愿意和镇里的人碰面了。
其实关于在美发屋的工作，花姐给自己定了两条规矩，一是不做“大保健”，二是不做镇里人的推油生意，只按摩，虽然纯按摩提成少。龚民是个特例，当然严格意义上，龚民也不算镇里的人。花姐自认为她按摩的工作和老沈修自行车差不多，无非是靠手艺吃饭。她总得养活自己呀，地是早没了，房子在老沈看病期间也贱卖出去了，除了荣荣美发屋能供她吃住外带上工的提成，她还能到哪里去安身？
当然，这只是花姐自己的想法，枯荣镇的人未必都能这么设身处地地去理解。有一天，花姐去集市上买水果，秦三儿迎面走来，在擦身而过时，秦三儿居然猥琐地对花姐做出了一个吃香蕉的手势和口型，然后还做出了几个夸张的干咳和干呕的动作，搞得花姐像嚼了苍蝇一样难受，从此，更不愿在白天出门了。没有客人时，花姐宁愿一个人蜷在按摩室的破沙发上看一整天的重庆卫视，或者隔着气窗玻璃看看街上的脚来脚往。
如今，一场暴雨把乌托街的地盘清空了。只有这样的雨夜，这条街才是属于花姐的。
她披上衣服出了门，一个人就那样孤零零地站在路灯下出神。雨滴打在路灯的灯盘上，发出叮叮铛铛的响声。所谓的灯盘，就是八十年代路灯上常见的那种涂着绿漆的薄铁片，由于年久失修，有的没了漆，有的松了扣，所以在雨滴的拍打下发出不同的音阶。花姐很享受这样的声音，甚至有些暗暗得意，这样美妙的天赖之音只有她一个人知晓，只有她有福消受。
花姐有些迷离了，仰头看看，无数的雨丝从深不可测的黑色苍穹中钻出，直愣愣地向眼前扑来，很有透视感和力量感。像什么呢？像……或许……像男人有力的拥抱！从天而降、扑面而来，对，就是这种感觉！那雨水仿佛都饱含着男人的味道——那股浓浓的汗味。看，眼前扑来的是重庆那个被枪毙了的男人老王，花姐躲开了。又一个扑来，看清了，这是她在枯荣镇上的男人老沈，花姐也躲开了。老王和老沈联起手来，一人抓住她的一条胳膊撕扯她，但花姐还是挣脱了。抬头再看，又一个人来了。这是谁呢？看不清。更近了，还是有些模糊。越来越近了，天呐，是她那朝思暮想的留在老家的闺女！她该有二十二岁了吧，宝贝，可算等到你了，来，妈妈抱抱！当花姐伸开双肩想要抱住时，闺女却如一阵烟似的消散了。在她盈盈的泪光中，又一个人来了，这又是谁呢？噢，原来是你呀大民。花姐的眼神绽放了，来吧，来吧，紧紧地抱抱，哪怕只有一会儿，知道你终归是要走的，只要一会儿就足够。
可是，拍打在花姐脸上的只有无情的雨水，哪里有什么男人。花姐依偎住电线秆，仰着脸，迎着雨，任冰凉的雨水中有一股股的暖流顺着眼角流下。
彼时，龚民一家正聚在院子里拍全家福。这时，突然天空中亮起一道巨大的闪电，它像巨蟒一样迅速从黑幕钻出，扭动着身躯一口就吞掉了路灯秆头。在一片嗞嗞嗞的火花中，正抱着灯秆发呆的花姐，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约摸过了一刻钟，当冰凉的雨水一点点漫上来开始侵蚀脸庞时，花姐在浑身的酸痛中醒了过来。
睁开双眼，发现雨还在下，花姐努力地揉了揉眼睛，又抬头看看，灯盘依然被雨水敲打得叮叮铛铛，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花姐坐在雨水里，努力地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自己为何会身在这里，为何又会坐在雨中，她推测自己肯定是身体上的某一处出了问题，于是呜呜地哭了一阵。哭过之后，觉得舒服很多，于是又咯咯地笑了一阵。哭过笑过觉得累了，也无趣了，她只好起了身，一路痴痴地数着灯秆回到了荣荣美发屋。
关妙慈把花姐的病情表达得很含糊，其实往穿了说，花姐就是被电疯了，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是花姐触电后的行为和思维确实与以前大相径庭，看来还真有家族遗传这么一说。她变得时静时癫。所谓静就是木讷，两眼痴痴地盯着人看，一言不发；而所谓癫，则真的很出格。比如有一次，她居然坐着长途汽车到省城去工厂里找我，我以为她病好了，我惊喜地问她找我啥事，没想到她竟回答说：
“大民，你奶奶托我给你捎个信儿，她让你回镇上种地去。她说这年月，只有跟土地打交道最保靠，做买卖的小心将来被抓起来下大狱。”
我以为我奶奶回来了，惊喜地问她：
“你见着我奶奶了？她在哪儿？”
结果她说：“在黑龙江!”
你说这不是疯了是什么？看花姐成了这样子，我的心里很难受，可也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安排小蒲开车把她哄着送回镇上的荣荣美发屋。小蒲问我这人是谁，我谎称是我表妹。
对花姐，其实我是负责任的，基于她的这种病情，对于她的未来安排，我琢磨着，往后她要是实在疯得不行了，我就把她领回家里养着，当然得编个由头。有一天，我假装心疼秀娟干活累，跟她提了一嘴，我说找个保姆得了，别自己个儿这么累死累活地干，咱家的条件养得起。秀娟思谋了半晌回应我道，行是行，但是得物色个干净利索的。我当时想顺着话题，谎称有人给我之前介绍过一个，然后把花姐提起。可一比照秀娟提的条件，我觉得即便糊弄着进了家门，就花姐这痴癫状态，用不了几天秀娟就得把她辞退了，我还找不出理由强留下。这条路看来似乎走不通。
为花姐的事，我也找过黄科长。黄科长现在跟我成了朋友，无话不谈。这种私密的事情，我想了想，除了黄科长，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能说破。黄科长听了花姐的故事，色眯眯地问我，那花姐长得怎么样，和我的秘书王静静相比，差几分？我生气地让他滚一边去。黄科长笑着说，只是开个玩笑，朋友妻不可欺。他说现在就连那个王静静，他也不惦着了，他说他早就看出来，那个静静迟早也是我的盘中菜。这人越说越离谱了！我问他到底有没有好办法，有屁就放，没屁就滚。他想了想说，要不送到老人院吧，好歹有专人照顾着，最起码出不了事。我说花姐才刚四十岁，老人院里怎肯收？况且神智有问题，别回头再给支到精神病院去。黄科长比了个剪刀的手势说，办法靠人想，实在不行就掐它的线、断它的电！
黄科长这个人，就像静静评价的，贪是贪了点，色是色了点，但是挺讲义气。工厂去了势，我的应酬就比以前少了很多，而且，厂里自从增加了其他领导后，我花点吃吃喝喝的客户公关费，居然还得看分管副总眼镜男的脸色。眼镜男是李肥硕派来的人，人家是大股东的代表，又管着人财物，看家严得很，动不动就支使着办事人员把我要报销的餐饮*拿来找我核对，还让我列明细，要列出哪天和哪些人在哪个饭店点了哪些菜喝了哪种酒。你说，他这不是明摆着恶心人吗？我堂堂一个总经理，还能在报销上占这么点小便宜不成？况且，在这企业里，再不济了，我也是股东之一，怎会玩这种自己占自己便宜的把戏？懒得跟这种小人计较！所以，慢慢地，我越来越疏于张罗饭局。我早说过，像我们这种私企的老板，貌似天天花天酒地，其实就是个给人买单的角色，一旦张罗不起饭局，平日的狐朋狗友就少了一大半。黄科长就在这时候挺身而出了，赶上别人请他的饭局，但凡有机会，他总会拉扯上我。我知道他是一片好心，看不得我凄凄惨惨戚戚的处境。其实他想多了，能脱离酒海多回家陪陪小然，我求之不得。从小然上小学起，我就开始忙工厂。孩子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每天晚上陪完客户回到家，小然基本已经睡着了。周末的时间，大多数也不得安生，不是加班就是陪外地来的客户打牌喝酒。小区里同龄孩子的家长，大多只认识小然妈，从未见过小然爸。有一回，大概小然八九岁的时候吧，他在院子里和小朋友打了架，晚上哭着不睡觉，一直闹着要等到我回来。我半夜才到家，他困得小脑袋一晃一晃地还挣扎着不睡。问他咋回事，他委屈地说小朋友骂他没爸爸，所以他一定要当面问问我，到底是不是他爸。小朋友说听大人讲的，小然他爸和他妈要么离了婚要么分了居，关系肯定有问题，否则为啥永远见不着？唉，可怜的小然，我这当爹的真是亏欠了他不少，现在是时候该补偿补偿了。不过，看人家黄科长这么热心，我不能拿这些儿女情长的由头去说事，再怎么也不能冷了这种仗义人的一颗心。
跟着黄科长混饭局，还真是长见识开眼界。黄科长这人官不大，但结交广，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参加的次数多了，我慢慢悟出了门道。原来这些都是曾经被黄科长卡过脖子限过电的人，不打不成交，现如今反倒彼此处成了朋友。黄科长跟我说，在他管辖的这一亩三分地上，没有一个单位能逃出他手心的。他不管对方有什么来头，他说掐线就掐线，理由就一条：线路有问题。线路的事，是大问题，真要因为老化或者短路起了火出了安全事故，这责任谁也担不起。所以，黄科长就凭着这么一点小权，吃遍整个区。我问黄科长，这么办事，不怕得罪人么？黄科长说，盗亦有道。对于财大气粗的公家单位，他要价就高些。对于像我这样的小私营企业，他一般就象征性地少揩点儿油。实在穷得叮当响的破单位拿不出钱，他就要求对方给安排个工作或者要求对方做些本职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在饭桌上，我就见着黄科长把移动公司机房经理的侄子推荐给了区妇联的某个头头，要求妇联给想方设法安排个工作。另一次，我又见着黄科长把区妇联的这位头头在饭桌上引荐给了装修公司的一个老板。装修公司老板在席间要敬黄科长酒，请他高抬贵手帮助协调线路的事，黄科长则直来直去地要求装修老板把区妇联头头家的装修给包了，打个半价。就这么一来二去，黄科长竟然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织成了一张网。
黄科长这人办事也痛快，跟他商量完花姐事的第二天，他就真给夕阳红老人院断了照明电。又过了两天，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事情已经办妥了，直接把人送到夕阳红去。这个老黄，真有他的！不过我刚好手头有点事，于是就让小蒲回镇上接了花姐来省城。我带花姐到饭馆吃了顿海鲜大餐，又带她到大商场置办了几身好衣服，然后陪着她去了老人院。
一进夕阳红的大厅，吓了我一跳，只见前台黑压压站了一众人，我穿过人群跟前台小姐报了姓名，刚要填单子，眼见人群中扑过来一双手紧紧握住我，一个劲地说失敬失敬有失远迎。一问，原来这人是老人院的副院长。看来他带着一队人马已经等了我们有一会儿工夫了。接上头后，他亲自陪着，帮我们办好了手续，还给花姐安排了一个单间。我心下不免又是一阵感慨，这社会真是他娘的日怪！求人时尽遇上冷屁股，打人后看见的却都是笑脸。不过管它怎样，至少给花姐找到了一个放心的归宿，我也算稍稍心安。倒是小蒲跟我说起，这次回枯荣镇，见镇上已经拆成了一片乱糟糟的大工地，差点没找到荣荣美发屋，让我听了又是一阵心烦。我奶奶迟迟没音讯，这拆迁的破事倒来得真快，不知道我爹想通没有，得劝他赶紧搬离那个烂摊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