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楫对安南巡捕的看法，其实非常正常。法租界巡捕房里，华捕和安南巡捕可以说是势同水火。根本原因则在于统治当局公董局的别有用心。

法国人担心在租界内的中国人发生叛乱的时候，他们招募的华人巡捕会背叛自己，这就是招募越南巡捕的主要原因。

为了保证越南巡捕的忠诚，法租界巡捕房会不定期地对越南巡捕进行殖民奴化教育。平时针对越南巡捕举办一系列的座谈会和电影节目，目的无非就是宣扬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法国军队的英勇事迹。

用越南人做巡捕，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适合，法租界总督察长自己也说过：“我们的越南巡捕远不是好巡捕，他们没有领导的才能，更没有必不可少的主动性。实际上他们是法租界的一支保险力量，在动乱发生时尤其是华人巡捕不听话的时候，他们就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这些安南巡捕，完全不需要具备华语基础，因为公董局就是不希望他们和华捕或者是租界群众发生交流。平时这些安南巡捕充当着打小报告监督的角色，华捕一旦有些什么违规行为被他们发现了，都会很快的通报给法国人。

所以华捕对于法国人，这种既成事实的占领者已经习惯了，但是对安南巡捕这种二狗子则非常排斥和厌恶。因为通常在执法时，面对自己的同胞，这些安南巡捕从来不讲情面，下手非常狠辣。

而且作为招募来的殖民地巡捕，这些安南巡捕的待遇和福利比他们高出很多，住房和医疗福利等等都是华捕所没有的，而且可以携带家属一起享受。

这些都让华捕对他们意见很大，要知道薪水差不多的前提下，安南巡捕等于不需要花什么钱，就可以养活老婆孩子，而且老婆孩子还都有免费医疗和免费学校。

好在华捕长期以来有黑帮的孝敬和贿赂可以拿，否则和安南巡捕相比，真的是一点干活的动力都没有。

顾楫如果要放跑阿廖沙，无疑在医院里是最好的时机。只需要给他一些工具，松开铁栏杆，到了晚上从窗户攀爬下去，找个人接应出去就是了。

只不过一定要安排好让安南巡捕值班去背锅，巡捕房对犯下严重错误的安南巡捕，通常都是直接送回原籍，这就不关他的事了。

阿廖沙这时候已经知道了顾楫的打算。貌似是之前派人来暗杀自己的黑帮大佬已经被打死了，而他之前在上海留下的产业和人手需要自己去接管。

在目前来说，他没有别的选择。回到俄罗斯？他暂时没有那个想法，在俄罗斯他是属于被发现就要被格杀勿论的流寇，甚至于到了那个时候想好好死，都是个奢望。

之前他是为了守护那批黄金，现在随着那批黄金已经不在他的手里，再回去已经没有意义。还不如想办法还在那里的战友，一起来上海，好歹比躲在深山老林里要强。

再说自己现在是阶下囚的身份，不接受这个建议，那么就只能去坐牢，然后接受审判。只不过审判结果，他心里也有数，死刑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汪翻译这个女孩子和顾探长，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听说在他的病房里爆发了一场血战，汪翻译就是为了自己平生第一次杀人。

所以，现在他们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摆脱审判的困境，自己为他们做点事情当做报答也是应该的。

很快他就表示了同意，而且和汪翻译和顾探长主动说起在远东，他还有一批战友，人数虽然不多，但是都是经验丰富吃苦耐劳的老兵，他很想把他们弄过来。

“这些事，你自己看着办，需要我们帮助就说话，每个人弄一个租界的身份没有问题。”

顾楫当然不会反对阿廖沙的提议。从阿廖沙身上他就知道，那些人都是宝贵的财富，而且非常有新年和军人的操守。

如果那些人到了法租界，那么掌控地下势力，甚至和原有的青帮也可以进行一番较量了。在顾楫看来，法租界看上到处是高尚的洋房别墅和新式里弄，显得处处平静，非常有秩序。

实际上法租界是真正的鱼龙混杂，暗潮汹涌，地下不见阳光的那一面非常龌龊和血腥。而这些大多数都是青帮所造成的。

蒙索洛夫原本那样的白俄势力，所控制的范围毕竟有限，只局限在白俄聚集区，而大部分租界的地下势力则被青帮所把持。

青帮之前是不想和这些洋瘪三多牵扯，语言不通而且骨子里看不起，否则也没有赤佬赤佬这样的称呼了。

要说崇洋媚外，那时候的上海可不如现在的中国。虽然上海在那个时候在整个远东都是最开化的城市，在上海定居的外国人比例远远高于现在。也就是说，现在国内马路上，以一线城市为例，100个人里能看到5个老外的话，在当时上海的两个租界，一百个人里起码有10个老外。

只不过并不是长着一张外国面孔的老外，在当时就能得到上海人的尊重，这是事实。

外国人在大街小巷不遗余力推销货物的，在当时的上海市民眼里已经见怪不怪。洋瘪三到处都是，很多从事的都是不怎么体面的工作，比如鞋铺和洗衣店这种。

所以上海人的优越感在那个时期就有，洋瘪三里被他们看不起的才是大多数。

青帮把持着除了白俄地区以外，所有的赌场和烟铺，光是这两样就不知道残害了多少人家，请帮杜老板在法租界可以说赚的盆满钵满。

顾楫原本没想插手，但是自从任连生的这个主意一出，他也想好好整顿一下法租界的地下世界。他原本就是这里的华人探长，有着得天独厚的权势。

现在在公董局的法国人其实是不屑于和请帮搅合在一起的。之前巡捕房里的一批败类已经在去年被遣送回国了，而新上任的督察长则非常清廉公正。

既然他顾楫现在已经在巡捕房工作，而且又对南京那边失去了信心，还不如踏踏实实在法租界好好工作，为自己的同胞服务。

那些青帮把持的黑色产业，就是他要打击的目标。因为赌和毒造成的社会现象实在是太严重了，对国人的侵害也最大。

当时的国民政府，口头上都是民族觉醒和各种主义，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不顾民族的危亡，对大烟这种蔓延全国的毒品，却熟视无睹，他们口头上喊“禁烟”，只不过是玩弄贼喊捉贼的把戏而已。

结果就是：植者植，禁者禁，贩者贩，好者好，吸者吸，当官的带头吸，老百姓跟着吸，富的吸穷，穷的吸死。不论男女老少，凡是吸鸦片烟的人神魂颠倒，飘飘欲仙。人人骨瘦如柴，精神颓废，男不像男，女不像女，人不像人，妖不像妖，鬼不像鬼，“东亚病夫”的耻称，就是由此而来。

有文人书联以讽之，联曰：“鸦片三分，盖世英雄归绝路；番摊四角，富家子弟入穷途。

当时低档的烟馆俗称“燕子窝”，顾名思义，就是和鸟巢一样，酷似现在的所谓胶囊旅馆。一人一个铺位，层层叠叠架起，最大化的利用空间。

大烟鬼吸食完烟膏后就躺在里面昏睡，一觉睡过去醒不过来的大有人在，开设烟馆的老板无非就是在天黑以后找运尸车，把尸体拉到郊外扔了。这种现象现在人是匪夷所思，只是在当时实在是见怪不怪，天天都有。

当然高档的烟馆也有，各种配套和设施都非常高档，还有一流的妓女服务，伺候烧烟泡。不过费用不是一般人去得起的，就算开始身家顶得住，不用多久肯定就会沦落到“燕子窝”里，没有例外。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国是受毒品祸害最深的国家。而上海曾是制贩运毒的主要口岸和转运站、集散地，进口鸦片货值居全国各口岸之首。

1872年，上海有烟馆1700余家，有“上海烟馆甲天下”之称。以1849年为例，这年中国经由上海输往国外的全部出口货的总值是843149元，数目却只及同年上海进口鸦片货值的62.6%。

也就是说，经由上海运销国外的丝、茶和土特产，不仅换回的全部是鸦片，而且其价值只能抵输入鸦片价值的62.6%，其余37.4%要以白银去支付。

民国政府取代清王朝统治以后，烟毒的流行泛滥并无改观。上海不仅鸦片充斥市场，而且用鸦片提炼的海洛因制品红珠子、白珠子等烟毒品种，由英国和日本商人源源不断贩运来沪，风行一时。

在军阀混战时代，上海鸦片更加泛滥。1919年，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委派何丰林任淞沪护军使，伙同江苏省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霸占上海鸦片烟土市场。

1923年，青帮的杜老板要求法国领事甘格林准予烟土公卖，征收烟税，还成立烟枪捐公司，收购烟枪执照费，凡是上海经销的烟土，均由他支配。

法租界设有大烟土行12家，小烟土店40家，烟馆90多家，公董局每月征收特别税12万元。1924年，黄麻皮、杜老板、张老大联合潮州帮烟土商21家，开设三鑫公司，控制法租界鸦片贸易，每年盈利5600万元。

让顾楫最觉得愤怒的是，国民政府对烟毒采取“寓禁于征”的办法，一面设禁烟局，颁令禁毒，一面又实行鸦片公卖专营。

就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33年年初，国民政府为进一步筹措军费，在上海设立禁烟督察处，专管特税收入，正式实行鸦片专卖，管辖采办商12家，南市和闸北等地的土膏商行和售吸所，成为鸦片专卖机构，还在南市和浏河建立两处吗啡制造厂。

所以顾楫这两天已经有了一个打算，就是以后依靠自己明面上的职务和建立的地下组织慢慢把青帮从法租界赶走。

白道黑道的双重压迫之下，就算是杜老板再想和以前一样一手遮天风光无限，怕是也没那么轻松了。

而阿廖沙这样作战经验丰富有着非常高的职业素养的军人加入，对他的作用无疑是非常大的。如果从他的祖国在能来一批人参加，那简直是如虎添翼。

“我明天去巡捕房正是复职上班，然后把守卫进行调动，下午我会让一个照相师来给你拍照，让老洪给你做个证件。”

听到阿廖沙这边已经没有了问题，顾楫说出了他的全盘打算。他的伤势已经没有大碍，实际上阿廖沙也差不多了，医院的医生很快就要写出病历总结，让巡捕房领人了。

所以，这件事也拖不得几天。他打算明天复职，以区域筛查的名义把在医院执勤的华捕调走，安排安南巡捕上岗，至于他们愿不愿意，害不害怕就由不得他们了。

另一边，他会让老洪给阿廖沙做一个合法的身份。这对别人来说非常困难，等于是上个户口，无中生有的事情，只是在没有电脑存档，完全靠纸质档案书写的年代，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太简单了。

汪翻译是文书，随便找个借口到档案室里把做好的资料塞进去就是合法的了。至于印鉴和公文更是不在话下。

而且顾楫和阿廖沙保证了，只要他那些老战友到了上海，以后都保证有合法身份，有了身份以后想去欧洲或者其他国家都不是问题。

这就和在上海避难的那些白俄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些白俄统统是无根的人。属于上海接收的国际难民，没有国籍哪都去不了，去哪都是难民身份。

如果顾楫他们愿意，帮阿廖沙改成其他国籍的公民也不是很困难。就是一本空白护照和印章的事情，就看他们愿不愿意了。

当时确实在这方面比较松懈，不然的话，我党那些被国名政府通缉的早期革命领导人都是怎么一个个远渡重洋去海外留学，发展革命运动的？

只不过中国人重乡土，轻易不愿意出去，出去的也很快就想回来。

三个人在病房里嘀嘀咕咕商议了很久，最后决定一旦证件做好，连带着北岛三郎，同一天和阿廖沙一起失踪。

这几天他们每个人都要加紧速度安排，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