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中性男子可不是明朝才有,魏晋兴起,大宋光大,大明继承,男人涂脂抹粉,熏香剃面、褒衣薄带,头上插花的比比皆是,这些人都有着相当不错的家境,都是站在家学渊源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整天喝酒服散放歌,到后来这些高雅的文艺都玩腻了,变成明朝版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
说是晋武帝时期,石崇和王恺斗富,两人都用尽最鲜艳华丽的东西用来装饰车马、服装。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常常帮助王恺。他曾经把一棵二尺来高的珊瑚树送给王恺,这棵珊瑚树枝条繁茂,世上很少有和它相当的。王恺把珊瑚树拿来给石崇看,石崇看后,随手拿铁如意敲它,马上就打碎了。王恺既惋惜,又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物,说话时声音和脸色都非常严厉。大要大吵一通的架势,而石崇轻描淡写说:“不值得发怒,现在就赔给你。”于是就叫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都拿出来,三尺、四尺高的,树干、枝条举世无双,光彩夺目的有六七棵;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自感失落。
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东晋才女谢道韫的巧思才情走进了无数人的心中。从中也得以管中窥豹见得《世说新语》是不同于正史的闲情故事,名士风流。而在这部“名士底教科书”的德行雅量,品藻容止背后,古人对服药的痴迷或许是这惊才绝艳,不可一世时代的黑暗脚注。
五石散的雏形源自于东汉张仲景,在其《金匮要略》中已经得见。而何晏对张仲景的药方进行了改进和调整,为己所用。并且在他之后,吃药之风开始滥觞起来。
在陈寿的《三国志》载:?“(何)晏尚主,又好色……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从这里可以看出何燕好色,而且颇为自恋。而五石散恰恰有补身壮阳,美容增白的功效,这恰恰符合何晏的要求。
当何晏耽于情色,忙于享乐,而导致体虚乏力,便想着求药,从古书上看了这方子,加以调整,作用于自己身上,觉得颇有疗效,便常以为之。何晏是当时名士,有学问,善言谈。在《魏氏春秋》日:“晏少有异才,善谈《易》、《老》。而其出生也颇有来头,是汉末豪门大族,朝廷显要何进的孙子。何晏显赫的身世决定了他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受人的关注,而其又善于清谈,姿容甚美,更容易让人相信他所说的。啊,这就是名人效应啊。
接着王弼、夏侯玄两人效之,这两人也是当时名士。所谓“三人成虎”,即使服用五石散有着极强的副作用,一不留神便会浑身发热而死,但有了他们三人带头,当时的贵族名士们都趋之若鹜。一个人的行为发展成全阶级,乃至全民性的行为,光靠“名人效应“还远远不够,全社会风尚的背后必然会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
三国时期的各路豪杰形成诡谲波澜的局势,那种动荡感和不安感深深刻进了晋人的血液里,礼崩乐坏,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秩序和和谐显然已经不复存在。主动地标榜自我的名士们都很难得到善终。有名节清醒的人都已死去,而活着的人只能痛饮狂饮,借此来麻痹自己。服用五石散后,后出现感官增强、精神兴奋、飘飘欲仙的感觉,产生类似吸毒的快感。古人并不知晓这种快感其实是中毒的表现,错把服散后的体验当作成仙的前兆。对于在黑暗时代里,说错一句话就会引来杀身之祸的晋人,这种暂时的放纵,一时的愉悦足以令他们迷恋不已。
服散后若不及时“行散”则会丧命,这恐怕也是五石散最大的毒副作用。“行散”的具体步骤可分为浴冷水、食冷饭、饮热酒,也叫做“散发”,但经常还需着薄衣散步,故名“行散”。
着薄衣,更能凸显身体线条;着宽衣,则需要骨相好的人才能撑的起来。
食冷饭、浴冷水却偏偏需要饮用热酒,暖酒入场,醉意入四肢百骸,再“行散至城东”。如此一来,所有的风雅都成为了可能,仿佛行走于天地之间,物我和一,绰约若仙子,凌然若神人。
哇塞,在孔庙之地,才子遍地,名士辈出。人们行为放旷,饮酒、服药、敷粉、着奇服、裸身,以求从对身体的修饰中得到对精神的安置,在个体存在中达到永恒生命的不朽。
五石散由赤石脂、白石英、紫石英、石硫黄、钟乳五石所制。 古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千金翼方》中说:“更生散,治男子女人宿疾虚羸、胸肋递满、手足烦热、四肢不仁、饮食损少、身体疾病、年寒乍热,极者著床四、五十年,服众药不瘥。此治万病,无不愈者" ,五石散能治病。受道教炼丹养生思想的影响,古人相信石药胜于草、木药,认为于草、木可腐,而金石形质长久不变,认为以服腐物而求不腐当然是不可能的。
而在治病健体之上,五石散渐渐地被人们给予了延年益寿,养生成仙的神奇功效。《神农本草经》就把五石散中的白石英、紫石英、石钟乳、赤石脂列为上品之药。《抱朴子内篇·仙药》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
所以能服五石散的人,家境非富即贵,一般人家还真服不起。
章子俊想溜,碍于陈献章的面子,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把陈献章拉到一旁说道:“公甫,观这些儒生当中,有头插花,面敷粉者,难道要跟这些人探究理学?可以说这些人读书如何明理也搞不清楚,表面上学着儒家礼仪的动作,一步不差地做好,实则在自欺欺人,如果让其背诵《大学》篇,会一字不差地背给你听,可只是流于行,当不的真。公甫就在这里讨教,我没这个雅兴,还是回船上看书实在些。”
陈献章一听急了说道:“这可怎么行,如敬一走了,先不说这帮儒生,李敏轩及孔府中的几位私塾教授会怎么看,要不这样,一会在经辨时,敬一自己看,不开口,不表态可以吧。”
哎,这位陈献章为了推崇心学,也是忍辱负重了,誓要把当今理学转变成心学为之努力着。章子俊也不好驳人家面子。接口说道:“那就省力一点,就让这些人说说《大学》七篇吧。”
随着一阵的骚动,李敏轩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同来的还有好几位德高望重,孔府中的五经博士,孔府中有许多官员及县令,这些官员都是世袭。
天下州县皆用流官,唯独曲阜用孔氏世职知县,其目的是:为圣人子孙不使他人统摄。世职知县由衍圣公保举德行兼优者授此职,五年任满,照例升转。
“自唐咸通中,以孔续为本县令,自此世用孔氏。中间亦或建议不用旋复仍旧,历五代、宋、金、元、明及于国朝,八百余年。”
唐咸通七年(866年)始以孔子四十代孙孔续任曲阜县令,后唐又命文宣公兼任。北宋年间,时以文宣公兼任,时以孔氏子孙出任,有时还不准孔氏出任。
至道三年(997年)始命文宣公孔延世兼任曲阜知县,天禧二年命孔圣佑、宝元二年命孔宗愿以文宣公兼任,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始命四十四代孙孔勖以太常寺博士知曲阜县事。皇祐三年(1051年)下诏重申以孔氏任知县,“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充选”。
治平元年(1064年)诏命不得以孔氏为曲阜知县,“京东提刑王纲乞慎长民之官,诏勿以孔氏知仙源县”,崇宁三年(1104年)又命孔子之后常使一人在曲阜为官,任知县或县丞,不许别行差占,成为世袭。
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兵南下,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被召赴金都汴京,临行委族兄孔元用代摄孔庙祀事。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年)任孔元用为曲阜县尹,二十一年命孔元用随征益都,以其子孔之全出任曲阜尹。
太宗五年(1233年),蒙古兵攻汴京,命孔元措回曲阜袭封衍圣公,孔元措因孔之全父子保全林庙有功,将曲阜县尹一职让与孔之全,此后衍圣公不再兼任。
明洪武七年(1374年),因孔庭族长孔泾讦告世袭知县孔希大不法诸事,孔希大被免职,世袭曲阜知县也改为世职知县,由衍圣公保举贤良族人送吏部选授,领敕赴任。
宣德九年(1434年)停止给敕,天顺五年(1566年),改令衍圣公保举二人送山东巡抚、巡按考试后题请授任。
成化六年,即命恢复曲阜孔氏世职知县,但选用人员更加严格,先由提学道从三氏学廪膳生员中考取四人送抚院,抚院覆试考取二人送吏部,吏部再考取一名任命,规定驻在曲阜旧城,不许干涉林庙事务,政续卓著许同流官一样擢升,贪酷不职由巡抚巡按参劾。
之所以以孔子后裔为曲阜知县,是因为曲阜是孔子故乡,孔子后代很多,圣人的后裔不能让外姓来管理。
来者有现任知县孔闻讷,执事官孔衍植、孔兴燮、孔衍振,孔府私塾教授李敏轩、孔兴茂、孙祥五、胡尚秩。
此时陈献章也感觉有点头痛了,说好了私下探讨一番,可是目前的这个排场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