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德全看着他，语调低沉地说道：“最高院的判决下来了，葛律师没联系上安哲，电话打我那儿了。”不得不说，安哲这孩子做事很有前瞻性，当初老孙决定给大毛和小毛上诉时，安哲背地里就跟他打过招呼，说是上诉律师那儿预留了一份他的办公室电话，以备不时之需。现在看来，这个安排是极为明智的，今天这个电话得亏打给他了，若是直接打给老孙，他的血压怕是又要飚升到二百以上了。
大毛和小毛是孙峥岐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收养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为此韩秀清多次跟他大动干戈，孙峥岐错划右派后，她名义上带着四个孩子与孙峥岐划清界限，实际上把两个不满1岁的养子赶出了家门，对此，远在几千里地之外劳改的孙峥岐毫不知情。
在那个年代，只要父辈身上被打上了右派的烙印，不管是亲生还是养子，都是名副其实的黑五类狗崽子，想要生存下去并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除了逼迫自己过早地去适应残酷的丛林法则，还要具备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毅力。值得庆幸的是，兄弟俩靠着拼命三郎的狠辣劲头，愣是为自己打出了一片立锥之地，并艰难地存活了下来。
孙峥岐复出后，偶然间从战友的爱人嘴里得知，养子在他遭受政治冲击后不久，即遭受到韩秀清的抛弃，大骂自己眼瞎心缺，居然跟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在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地过了近十年。
痛心之余，发动天南地北的战友帮忙寻找养子；他出去开会时，只要时间允许，都会亲自去当地公安部门拜访，请求他们协助查寻兄弟俩的下落，遗憾的是一直杳无音讯。
转机出现在五年后，他在黑龙江公安部门任职的老战友封杰民去漠河出差，席间当地一位派出所所长说起自己辖区内的趣事轶闻，笑言当今社会连混混痞子都与时俱进，有一对亲兄弟把持的一股街头势力，采用部队上训练新兵那一套方式方法，结合自己独创的严酷手段，操练手下的小兄弟。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封杰民脑子灵光一闪，当即提出想见见这兄弟俩。
派出所所长也是行伍出身，颇具办事效率，闻听上级领导对兄弟俩感兴趣，一通电话交代下去，底下的人随即找了个由头把兄弟俩带了过来。
封杰民只消一眼，即刻认定眼前这俩身高近一米九的汉子就是老战友苦苦寻觅的养子，虽然两人身高面貌变化很大，但眉宇间依然能看出小时的模样，惊喜之余，他一边吩咐派出所所长不动声色地控制住俩人，一边打电话向孙峥岐报告好消息。
孙峥岐接到电话，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当晚与安泽宏带着秘书直奔漠河认子。
父子见面后，并没有出现大家预期的喜悦动人的场面，甚至连父子间曾经保有的那份默契都不复存在，兄弟俩皆以一种陌生茫然、局促不安、而又难以置信的眼神，望着眼前这位发白如雪、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电视上的大人物，紧张得手心直冒冷汗，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和当年那个和蔼可亲的军人爸爸整合到一起。
不知过了多久，大毛壮起胆子嗫嚅着说：“这么多年，每逢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听到这个名字，我和小毛都相互提醒，那不是我们的爸爸，他只不过是和我们的爸爸重名重姓罢了，从来没敢往爸爸身上联系，一次都没有。
因为养母当年把我们逐出家门的时候，曾经非常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和小毛，你们崇拜的军人爸爸在黑龙江劳改农场畏罪自杀了，想见他去地狱吧。
我和小毛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啥也不信妈妈这套说辞，我们抱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念头，一路乞讨去了黑龙江，到了那儿才知道，黑龙江劳改农场海了去，而我和小毛根本不知道爸爸劳改农场的名字，只能一路走一路打听，几年间我们找了不下十四五个劳改农场，都说没有爸爸这个人。
最后，我也慢慢接受了现实，那个爱我们疼我们的爸爸是真的不在人世了。就在这个时候，小毛说：哥，我真的走不动了，也不想再走了。
我也觉得再走下去也没啥大意思，不如找个地方安定下来想办法挣点钱回沈阳，毕竟那里才是自己的地盘。就这么着，我和小毛开始在周围转悠着找住的地方，找了几天，终于在七星泡农场附近找到一处废弃的地窝子，简单收拾了下住了进去，白天我和小毛分头出去给人打零工，晚上回到地窝子。
有一天傍晚收工后，我和小毛在一片坟地碰上了，不知怎么着，就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起撂下干活的家伙什就走了进去，然后把各坟头上的纸钱划拉了个一干二净，找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把那些纸钱给你烧了，打那之后，每逢清明啥的，我和小毛就去那里给你划拉纸钱上供。“
在这里大毛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条关键的信息，兄弟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小毛从野地里背回一个自称飞哥的重伤之人。
孙峥岐一干人听完大毛平铺直叙没有情感起伏的回忆，神态远没有两个孩子镇定，每个人胸口就像堵了一团棉花，他们比谁都清楚，兄弟俩的经历远比大毛说出来的要坎坷崎岖的多得多。
世间所有的语言在这里失去了表述的终极意义，同时也折射出一条重要的哲理，人如果失去了信念，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孙峥岐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他拍拍大毛的肩，再拉拉小毛的手，千言万语哽在喉间，许久问道：“你们成家了吗？”
大毛和小毛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挠挠头，直来直去地回道：“没想过成家，我和小毛都害怕遇到秀清妈妈那样势利狠毒的女人，那还不如这样打着光棍过得舒服自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