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庭的旁听席人声嘈杂。上百旁听者低声讨论，摄影师摆弄摄像机的镜头做好最后调整，记者跃跃欲试地翻看案情公开记录。时不时有人抬起手腕看看时间，确认庭审是否按时开始。一一检查过麦克风的输入信号，书记员回到书记员席，捏住麦克风最后瞧了眼腕表，而后清了清嗓子。

“请大家安静。”他通过麦克风扩大的声音在审判庭响起，等到全员肃静，才例行公事地继续：“请法警入庭执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定规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现在宣布法庭纪律。法庭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必须遵守……”

宣读过冗杂的法庭纪律后，终于等来了那句刻板的指示：“请公诉人、辩护人入庭就座。”

秦森跟在乔茵身后入庭。辩护人席正对着被告人入庭的入口，书记员悄悄瞥了眼秦森，发现他目视检察员就座以后，视线便转向了那里。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他，没有在他脸上捕捉到任何细微的表情变化。他坐在辩护人席上，就像从前他从前坐在讲座的主讲席上，衣冠楚楚，神情严肃，嘴角微微下撇，正全神贯注地等待某一刻的到来。

审判员入庭，法槌在审判长手中敲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正式开庭。执行法警，传被告人到庭。”

直到两名法警带着被告人踏出那张大敞的门，书记员的目光才循着秦森的视线挪过去。同他见过的其他被告人一样，魏琳穿着看守所的囚服，垂在身前的双手戴着手铐，枯瘦的身躯被裹在那灰白条纹长袖里，橙黄色的马甲在姜黄皮肤的衬托下尤为扎眼。出庭前她显然有好好打理自己，穿戴整齐，过长的衣袖和裤脚都被仔细卷起来，梳成马尾的长发一丝不苟。但不论打理得多干净体面，她灰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和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都令她看上去都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比她的丈夫秦森年迈至少十岁。

书记员想起她的实际年龄。推算起来，不过三十六岁。

庭审按照流程进行。审判长核实被告人身份时，书记员总会忍不住瞧瞧魏琳，再看看辩护人席上的秦森。这位生理心理学专家从他的妻子出现开始，就没有从她身上移开过视线。相反，他的妻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和他进行眼神接触。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表现都异常平静。

“被告人姓名？”

“魏琳。”

“有无别名或者曾用名？”

“没有。”

“出生年月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出生地？”

“x市。”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业？”

“无业。”

“以前有无受过法律处分？”

“没有。”

确认被告人被执行强制措施的时间比较麻烦，因为被告人通常记不清具体的日期。书记员坐在电脑面前手指灵活地敲打着键盘记录庭审过程，略为意外地发现魏琳能够准确说出审判长询问的每一个日期。开庭前书记员看过卷宗，大约能够猜到这个被告人的与众不同，却直到此刻看着她的一言一行，才感受得真切。

“辩护人，说一下自己的身份情况。”

轮到辩护人交代身份情况，辩护人席上的女律师乔茵才抬手调整了麦克风的角度，嗓音清亮，语速沉稳：“辩护人乔茵，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书记员多瞧了她一眼。如果不是从前听说过这个律师打赢的两场大官司，他会认为她还太过年轻，不足以应付今天的局面。可很显然，过硬的后台加上律师自身的素质有时候比资历更重要。他已经可以想象，这位乔律师在今天这场官司成功为被告人争取到最大程度的减刑后，一定会名声大噪。

秦森沉稳的声线拉回了他的思绪：“辩护人秦森，被告人魏琳的丈夫。”

大脑有所反应以前，手指已经下意识地把听到的内容记录了下来。书记员缓了缓神，视线在这两位辩护人之间转了一圈。一个后台硬、素质高的年轻律师，还有一个曾经被誉为“刑侦天才”的生理心理学专家。这样的辩护人组合让人难免要期待一场精彩的辩护。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被告人魏琳，女，196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检察员起身宣读冗长的起诉书，格式化的内容不足为奇，“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魏琳与被害人sanchezharris、黄劭，因被害人sanchezharris对被告人魏琳实施的长达六个月的绑架、绳捆、殴打、鞭抽、针刺等虐待和催产、烧死婴儿的行为，以及在此期间被害人黄劭对被告人魏琳实施的多次强/奸行为而结仇。1999年2月3日，被告人魏琳在被害人黄劭所有的复式楼内，用复式楼厨房里的菜刀砍杀了sanchezharris和黄劭，并使用复式楼地下室存放的氢氧化钠将黄劭的尸体溶解在复式楼一楼浴室的浴缸中，清理了现场的血迹。事后，被告人魏琳又将sanchezharris的尸体肢解，通过复式楼地下室存放的绞肉机，在珠江沿岸某路段碎尸并分作七次在不同的地点抛入江内。1999年2月7日，被告人魏琳利用激光笔远距离点燃复式楼二楼窗口的蜡烛，引发煤气爆炸，破坏现场。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勘查笔录，视听资料等。本院认为，被告人魏琳持菜刀将被害人砍杀，并采用溶尸、肢解、碎尸等方式毁尸灭迹，触犯了第232条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第172条的规定，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建议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几乎是在检察员话音落下的同时完成了记录，书记员抬起头看向被告席后站着的那个女人，等待她的反应。

她会怎么做？当庭翻供吗？

“被告人魏琳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有无意见？”审判长同样将视线投向了她。

魏琳抬首，对上了审判长的目光。她神色平静如水，浓长卷翘的眼睫托住了审判庭顶部投下的定光，一双眼尾布满细纹的眼睛藏在那小扇子似的睫毛下边，眼瞳灰黯无光。那原本该是双漂亮的眼睛。

书记员稍稍屏住了呼吸。

“没有。”片刻过后，她缓缓张唇吐出了这两个字。

心头一松，失望来得措手不及。什么？记录下她回答的同时，书记员还在怀疑自己的耳朵。她不打算翻供？

“经审判长允许，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发问。”审判长从容颔首，已经兀自进入下一个环节，“下面首先由公诉人就定罪部分的事实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动，书记员偷空瞟了眼辩护人席的方向，试图从两个辩护人脸上看出点端倪。结果有些令他失望，因为不论是秦森还是乔茵，都没有因魏琳供认不讳的态度而吃惊。秦森自始至终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魏琳，维持着最开始那庄重的神情，那双漆黑的眼睛深邃，眸中平淡无波的神色有些莫测。而乔茵微垂着眼睑，甚至没有去翻动面前的辩护词。她似乎做足了准备，就好像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被告人魏琳，今天公诉人依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当庭就起诉书中指控的内容和事实对你进行讯问。”捂着麦克风清了清嗓子，检察员转眸去看被告人席上的女人，“你可以作无罪、罪轻的辩解，也可以作有罪的供述。但是你必须如实回答公诉人提出的问题，听清楚了吗？”

魏琳平时前方的某处，没有同他对视，“听清楚了。”

“好。刚才审判长问过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

“没有。”她说。

“也就是说，你认为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确实存在，对吗？”

“是。”

检方的讯问过程枯燥而乏味。书记员紧跟着进度做庭审记录，眉头不知不觉越皱越紧。他曾经见过因遭到刑讯逼供而当庭翻供的被告人，也见过文化程度极低、不申请法律援助以至于在法庭上面对检察员的讯问张口结舌百口莫辩的被告人。不管怎么样，在检察员进行询问时，被告人都会或多或少为自己辩驳几句。

然而魏琳没有。

对于检方指控的罪行，她一概承认。检察员向她询问谋杀细节，她的回答也有条有理，思路清晰。她好像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仅仅是坐在被告人席上，机械地如实回答检察员的问题，把一切她知道的、检察员想要知道的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通常在这种案情复杂的情况下，检察员的讯问至少要持续一个小时。她的配合却让讯问在三十分钟内结束。

翻了翻手中的文件，检察员又看一眼腕表上的时间，显然也对此不大适应。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审判长微微抬头，也瞧了眼手表上显示的时间，而后才望向辩护人席：“被告人的辩护人，对被告人有没有发问？”

一早调整好了麦克风的乔茵回应，“有。”

“发问吧。”审判长点头准许。

乔茵略略转头，视线落在了被告人席上的女人身上。

“被告人魏琳，辩护人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如实回答？”

一刻不停地敲着键盘，书记员看了眼魏琳，恰好瞧见她偏首抬眸，面上没多少情绪地看向乔茵的眼睛。这是她开庭以来第一次朝辩护人席的方向看过去。她的视线掠过秦森那里的时候，没有停留。

“可以。”书记员听到她这么回答。

“1999年2月3日上午，你人在哪里？”

“x市仁心医院。”

“医院的监控录像显示，1999年2月3日晚上8点，你独自离开了医院。是什么导致你离开的？”

“我接到护士转给我的一个电话。”魏琳微仰下颚与她对视，语速平缓，一字一句中听不出情绪，“是sanchezharris打来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找他，他就来找我。”

“所以你就去找他？为什么？他这句话刺激了你的情绪吗？”乔茵追问。

“是。”

点点头以示明白，乔茵敛下视线瞥了眼辩护词，再次抬头时神色不改，眼神却有了些细微的变化。书记员注意到她捏着辩护词的手指关节有点儿发白，那多半是用力过度造成的。她在紧张。

“1998年7月29日晚上9点，你人在哪里？”

“美国纽约州长岛，我和我丈夫的家里。”

“为什么那么肯定是晚上9点？”

“当时我丈夫正在布鲁克林开会。他出门前说过会在那天晚上回来，但是飓风‘珊娜’正好过境，我听到电台里说‘珊娜’在往布鲁克林的方向移动，而我们住的城市已经在风暴眼，会暂时平静。我担心他这个时候回来不安全，所以打电话给他留言，告诉他不用急着回家。电话上显示了时间。”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风暴眼会随着珊娜的移动而离开，几十分钟之后又会狂风大作。那个时候全城停电，我拿了备用电池和手电筒，打算去地下室。”顿了顿，魏琳缓慢地合了合眼，似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在我准备拿卧室抽屉里的随身听的时候，有人在我背后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捂住我的口鼻。我失去了意识。”

乔茵紧接着问她：“当时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这次魏琳没有立即回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乔茵，微仰的脸庞在灯光的映照下苍白如纸。

“我怀了孕。”几秒后，她翕张一下嘴唇，缓缓开了口，“已经两个月。”

旁听席上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多数旁听者都是社会公众，比起发职工证、程序正当，带有故事性的东西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检察员宣读的起诉书虽然交代了事情经过，但用词生硬刻板，缺少了公众期待的人情味。这样一问一答慢慢道清谋杀背景的方式则像真情访谈，被告人的每一秒犹豫、每一分语调变化都更能刺激旁听者的反应。

这个律师想打同情牌。书记员终于弄懂了她的计划。打同情牌这一招虽然屡见不鲜，但也屡试不爽。当然，这对于一开始对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抱有期待的书记员来说，比较令人失望。

不过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期待。就像旁听席上的那些旁听者一样，他对这种悲剧性的故事十分热衷。他并不关注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只是在隐隐期待那种同情心在体内泛滥、心脏仿佛被揪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强烈的时候，甚至会让他在独自一人时默默掉下眼泪。那种感觉很好，因为在他为别人的经历流泪、悲伤的同时，他能相信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而不是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中麻木地度过每一天的动物，犹如行尸走肉。

尽管他清楚，没有人能真正体会这些深陷不幸中的人在经历些什么。旁观者贪恋的不过是那种自己有血有肉的欣慰感，那种欣慰感简直让他们上瘾。

“你知道是谁把你迷晕的吗？”乔茵在这细微的骚动中紧接着提问。

“sanchezharris。”微微垂下了眼睑，魏琳声线平稳，回应的速度恢复如初，“我醒来后看到的是他。他告诉我，是他把我带到那里的。”

“‘那里’？那是哪里？”

“一间地下室。有壁炉的地下室。”

“你知道那是在哪里吗？具体的国家和地点？”

“一开始不知道。我看到有壁炉，以为还在美国。后来黄劭出现，我又以为是在唐人街。直到黄劭告诉我那是在x市，是他所有的一幢复式楼的地下室。”

“我曾经五次去看守所会见你，其中两次你都明确提到过，你是1999年1月31日从那幢复式楼里逃出来的。那么从1998年7月29日到1999年1月31日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囚禁你，被害人sanchezharris还对你做了什么？”

“殴打。鞭抽。窒息。”她半垂眼皮盯着自己的手，神情麻木，“拔掉我的指甲。用针扎我的手指。拿高压水枪……”嘴唇微张，嗓子眼里的声音渐渐收住。魏琳没有继续说下去，只缓缓摇了摇头，“太多了。我记不清。”

书记员将她的回答记录下来，又转开视线去留意秦森的反应。他依然在看着魏琳，身形一动不动，姿势没有分毫的改变。书记员便去注意他的手。他那双十指交叠搁在桌面的手，指尖充血，关节泛白。这个细节已经暴露了他的隐忍。

乔茵的发问却还在继续：“有多少次？”

“很多次。”魏琳的表情渐趋木然，“我记不清了。只要我醒着的时候他在场，就会开始。”

“也就是说，每到你醒着的时候，他看到了，就会虐待你，是吗？”

“是。”

“你反抗了吗？”

“我被捆住了手脚。”

“那你有没有试图求救？”

“除了sanchezharris和黄劭，没有别人进出那里。我曾经向黄劭求过救。他没有帮我。”

“你向被害人黄劭求救过几次？”

“我不记得。每次单独见到他，我都会求救。”

“你单独见过他？在sanchezharris不在场的时候？”

“是。黄劭会负责看住我。”

“你提到过被害人黄劭对你施行了数次强/奸，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sanchezharris指使他。这也是折磨我的一种方法。”

“指使？是指使还是威胁？被害人sanchezharris对被害人黄劭有任何言语或者行动上的威胁吗？”

“没有。他叫他做，他就做。”

“那个时候你还怀着孩子吗？”

没有任何回应。

书记员看向被告人席。那个女人坐在那里，略垂着眼睑，视线停留在自己的手上。她成了石膏像一般纹丝不动，脸上的表情仍旧麻木。

“被告人魏林？”乔茵通过麦克风叫她的名字。

被告人席上的女人依然没有动弹。书记员抬眼，看到眼泪溢出她的眼眶，在她微摊的手心摔碎。她动了动嘴唇，过了好几秒的时间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是。”她说，“那个时候我还怀着孩子。”

刚刚逐渐肃静下来的旁听席上再一次传来克制的骚动。书记员迅速将目光转向辩护人席，正好见秦森转头低声对身旁的乔茵说了句什么。他特地侧过脸远离了麦克风，书记员便听不到他的话，只能凭借他肌肉紧绷的脸和眼中阴鸷的目光做猜想。

可乔茵没有理会秦森。她盯住被告人席上的魏琳，继续她的发问：“庭前会议出示的证据显示，你在1999年1月31日获救的时候，已经结束妊娠。你具体是在什么时间结束妊娠的？”

一滴滴眼泪滚出眼眶，魏琳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仅任凭泪水摔落，迟钝地张合着双唇：“我不知道。”

“那你是以什么方式结束妊娠的？”

她依旧没有即刻回答。

书记员瞥向秦森。他端坐于辩护人席上，直直地盯着她，目光沉黯，腮帮因隐忍而微颤。“sanchezharris恨我的丈夫。”这时魏琳沙哑的嗓音一字一顿极为缓慢地响起，“他说我和我的孩子，只有一个能活着回去。他让我自己选。他觉得只要折磨我，就会让我产生恐惧，选择自己活命，让孩子死。”

循着声音望过去，书记员手里一刻不停地做着庭审记录，同时听见乔茵问她：“你选了吗？”

滚烫的眼泪一颗接一颗摔碎在惨白的手背上，魏琳眉心微展，神情逐渐变得迷茫，身子却不受控制地开始颤抖。

“我选了。”她还盯着自己的手，像是陷入了某段记忆中，声线低得像在喃喃自语，泪水在颤抖中歪歪扭扭地淌过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我选了我自己。”微微摇起了脑袋，她痴痴平视着前方，发颤的眉梢渐渐聚拢，苍老面孔上茫然的表情一点一点被痛苦取替，沙哑的嗓音细弱得仿佛要消失在战栗的尾音里，却在审判庭寂静的背景中清晰无比，“然后他就把我的孩子丢进了壁炉的火里……”

旁听席上一片阒然。

乔茵捏紧手里的辩护词，忽而提高了语调，穷追不舍地继续：“‘他把你的孩子丢进火里’，意思是当时你的孩子已经脱离母体了，对吗？”

合眼环抱双臂，魏琳发着抖慢慢缩作一团。她好像在蜷紧身体不要命地哭号，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头顶灯光打上她的脸庞，令她痛苦扭曲的脸庞被一寸寸明暗交界线描摹了每一条皱纹，仿佛默片里悲恸嚎哭的人像，失去了声色的表达，只留一个撕心裂肺的剪影，在哀恸中挣扎不已。

“够了。”秦森低沉的嗓音通过麦克风扩大，突兀地闯进所有人的耳朵里。

坐在他身侧的乔茵置若罔闻，神情冷硬地盯着那个已经泣不成声的女人：“被告人魏琳？”

“够了！”霍地站起了身，秦森突如其来的呵斥伴着椅腿划过地面发出的刺耳噪音在庭内回响不止。他眼眶发红地看着已将辩护词的一角捏成一团的乔茵，胸脯因愤怒而剧烈起伏，浑身的肌肉都紧绷起来。

旁听席响起一阵骚动，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向了他。

“请辩护人秦森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现在提出一次警告！”审判长及时喝止，“请辩护人乔茵注意发问的方式和内容，不要问过多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

听到审判长铿锵有力的声音，书记员才从刚才的惊诧中抽离出来。他悄悄看一眼被告人席，看一眼那个蜷缩在椅子上无声痛苦的女人，忽然记起来，她还是个以这样的方式失去孩子的母亲。

而辩护人席上那个被誉为“刑侦天才”的生理心理学专家……他是个失去了孩子的父亲，也是个失去了妻子的丈夫。

悄声叹了口气，书记员敲动键盘，如实记录这个小小的插曲。

法庭秩序很快恢复正常。等待被告人从失控的情绪中抽离却是个漫长的过程。

接下来长达四个小时的质证程序中，辩护人都在集中火力证实被告人在杀人时的精神失常状态。秦森作为生理心理学专家，对他们提及的“后天人为型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作出了大量的解释。由于这是个还未正式被科学验证的假设，出庭的证人和专家都各自进行了专业问题的解答，复杂的专有名词一个接一个钻进书记员的耳朵里，险些让他应接不暇。

“现在法庭调查结束，法庭辩论开始。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最后记录完审判长的这句话，他才终于松了口气。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根据第184条、第193条……”他一字不漏记录起了检察员宣读的公诉意见，“被告人魏琳作为一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持菜刀将被害人sanchezharris和被害人黄劭杀害后，将被害人黄劭尸体溶解，又将被害人sanchezharris的尸体肢解、碎尸并投入江中，其行为已触犯第232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魏琳作案手段残忍，后果严重，毁尸灭迹妄图逃过法律制裁，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其在侦查阶段以及庭审阶段对其罪行如实供述案件事实真相，表明其真诚悔过，认罪悔罪态度良好。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魏琳故意杀人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建议法庭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审判长握笔写下几句简单的记录，接着便抬眼望向被告人席：“被告人魏琳，自行辩护。”

十指没有停止在键盘上的活动，书记员朝被告人席的方向看过去。

那个女人枯坐在那里，瘦弱衰老的身躯在两名魁梧的法警之间显得孤立无援。她不知从何时起停止了落泪，却已然面如死灰。

“英国的里，有一首在出版时经常被删掉的童谣，叫做。童谣讲的故事，是一只被天上所有鸟儿喜爱的知更鸟，最后在小鸟审判中死亡。在审判中，麻雀负责杀死知更鸟。”她没有去看审判长，缓缓翕张干燥开裂的嘴唇，一字一句轻如幽灵的呓语，“童谣用一则启事结尾，宣布麻雀会成为下一回小鸟审判的受审者。”眼球迟缓地转动，她视线微抬，终于对上审判长的眼睛，“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这是我犯下的罪行，我不为自己辩护。”

书记员手里的动作一顿。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为自己做辩护。

她根本就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那么，由被告人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审判长的示意拉回了他的思绪。

辩护人席上的乔茵挪动了一下麦克风，低下眼睑看向她的辩护词。

“现从维护被告人魏琳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被告人魏琳涉嫌犯罪的事实和证据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参考。”她念道，“第一，辩护人认为，被害人sanchezharris对被告人魏琳实施长达六个月的囚禁、虐待，以及利用被告人对于火焰的恐惧症逼迫被告人选择、残杀被告人的孩子，这种种行为都使被告人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这一点在相关鉴定意见内已有所证明，从被告人的外貌变化也能够看出。事后，被害人sanchezharris对被告人魏琳进行颅内手术，破坏了被告人的眶额皮层功能，造成被告人情感功能障碍，形成后天型反社会人格障碍。此时应认定被告人魏琳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即刑法所规定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第二，被害人sanchezharris及被害人黄劭对被告人实施的囚禁、虐待、多次强/奸等行为违法并有违伦理道德，被告人魏琳作为此数种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其杀死被害人sanchezharris和被害人黄劭的行为本质上符合义愤杀人的特征，属于义愤杀人行为。第三，被告人魏琳的杀人行为是经被害人sanchezharris的引诱、刺激而实施，考虑到被告人魏琳当时的精神状态，其杀人行为符合激/情杀人的特征，应属于激/情杀人行为……”

一字不落地记下她的辩护意见，书记员埋头记录，一时不再愿意去瞧那个被告人席上的女人。他觉得很奇怪。从前看到那些在铁证面前依然不屈不饶为自己辩解的被告人，他都会对他们强烈的求生欲/望感到鄙夷。但此时此刻，见到一个已经放弃一切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他感到不习惯。他如鲠在喉。

公诉人针对辩护意见一一作出了答辩。无非是对眶额皮层功能障碍导致后天型反社会型人格这一说法的怀疑，并无新意。

“经过以上法庭辩论……”

“审判长。”喑哑的男声打断审判长的总结陈词，“我想最后再说几句。”

愣了片刻，书记员转头望向那个辩护人席上的男人。

“辩护人秦森，你作为辩护人，应该自觉遵守法庭的纪律。”思忖几秒，审判长决定允许，“但是法庭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最后一次发表你的意见。”

秦森颔首，郑重道谢，“谢谢。”

伸出手将乔茵面前的麦克风转向自己，他抬起眼帘，视线落往被告人席的方向，落在那个从始至终没有看过他一眼的女人身上。

“1998年7月29日晚上十一点，我回到我在纽约长岛的住处，发现我的妻子并没有在地下室等我。”他眼中映出她的侧影，每个字音中都带着浓厚的鼻音，“我检查一遍屋子，发现了sanchezharris留下的信。鉴于他父亲生前的富有程度和影响力，我不得不相信一旦我向警方寻求帮助hezharris就会像信中所说一样，立刻杀害我的妻子和孩子。所以从那天开始，我独自调查，一直在试图找到他们。”顿了顿，他捏紧麦克风，目光仍未从她那里挪开，“sanchezharris每个月都会寄给我录影带——通过无法追查的渠道。录影带的内容是他折磨我妻子的过程。我想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会愿意看那些录像带，更何况我是魏琳的丈夫。”

侧过脸环顾一眼旁听席，秦森记起那段他把自己关在租房里反复查看录影带的日子。他记得他拼尽全力集中精神，想要剔除他的个人情感。他记得他疯狂地摔砸家具，浑浑噩噩中绝望焦虑得不能自已。

“但是那些录像带是我唯一能掌握到的线索。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想从录像带里找到重要的破绽。我知道时间拖得越长，我的妻子和孩子就越危险。”他说，“后来根据录像带里的地下室格局、家具和各类工具的用材，我找到了x市。七千二百六十三平方公里，七百万人口。我告诉自己这对于全球来说已经是个很小的范围，只要再加把劲我就能找到他们。可是在那以后，我找不到任何能帮助我进一步缩小范围的线索。那段时间我每天反复看那些录像带，已经开始精神失常。

“直到1999年1月31日早上六点，我看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她穿着单薄，蓬头垢面，看起来就像个乞丐。”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她那天的模样。他也记得他那时绝望而欣喜若狂的感觉。

“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好像触了电，一下子就清醒了。我冲过马路抱住她。因为我认得出来，她就是魏琳。”他听到了自己粗哑的嗓音，“当时她已经失去了孩子，全身都是伤，精神恍惚，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安全起见，我把她送到我的朋友简从卿的医院，拜托他帮忙。简从卿在给魏琳做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她的头部有一个术后伤口。脑部ct显示，她的眶额皮层遭到了创伤，可能会影响部分情感功能。而人格测试的结果表明，魏琳已经有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重新看向魏琳，秦森注视着她一动不动微垂的侧脸，还能记起她评价他不擅长讲故事时的笑容。他希望这不是他讲得最糟糕的一次。

“变态人格的脑起源——也就是眶额皮层功能障碍对变态人格的引发，是我这些年来投注最多精力研究的项目。只要证明了这个假设，就可以进一步研究眶额皮层功能的恢复对后天型反社会人格的纠正作用。虽然不排除极端分子利用研究成果制造‘反社会者’的可能性，但我们应该着眼在研究成果对犯罪分子的改造作用——一开始我一直抱着这种态度进行研究。但是在知道sanchezharris利用我提出的这个假设把我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反社会者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摧毁我妻子的同时，也摧毁了我的一切。我的事业，我的孩子，我的妻子。还有我自己。什么都毁了。”

最后一次将目光投向旁听席。他的视线扫过每一个人的脸，最终落回那个女人身上。

他知道那是他的妻子。哪怕她已面目全非，他也从来不会认错。

缓缓张合嘴唇，秦森从嗓子眼里推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死有余辜。可这一切都不该由我的妻子来承担。”

他看到魏琳身形微动。而审判长已经兀自推进了流程：“上述意见均已记录在案。法庭辩论结束，现在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在法警的搀扶下，她站起了身，在麦克风前稳住脚步。

“秦森。”她叫他，仰起脸平静地迎上了他的视线，“someinggo.我说过比起更适合胎教。现在我也没有改变我的想法。”

支起嘴角对他露出微笑，她语调疲惫而轻缓，“不过别给孩子讲杜松树的故事。那个故事的结局不好。不能让孩子相信那样的谎话。”

秦森没有说话。他目不转睛地同她对视，就好像要记住她脸上每一条细纹中掩藏的情绪。

inggo.

“秦森，我会尽我所能陪在你身边。”他记起那晚她头一次对他说出这句话后，曾握着他的手在他耳边低语，“但如果哪天你再也找不到我，我希望你会记得这句话。我爱你，我希望你快乐。要是‘希望’这种东西会让你痛苦，我宁可你放手。”

然后他记起了那晚在教堂狭小的忏悔室里，他给她的回应。

“我知道。”回视她那双再无光彩的眼睛，他听见自己告诉她，“但我不愿意，魏琳。”

他看到她的双眼也在凝视他的眼。

那双流泪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