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六章 户部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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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殷国户部尚书张晖倾力发展工商业,各地商贾涌入闽地经商的节奏如火如荼的进行时,殷国宰相潘承祐却亲自出面制止了这些举措。当然,潘承祐也并非完全否定张晖的所有举措,只不过是进行了适当地修改。总的说来,张晖重商,而潘承祐重农,彼此的侧重点不一样罢了。

张晖学习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厌倦打战,也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百姓厌恶劳苦忧患,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生养繁衍。

然而,潘承祐却觉得,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渴望着天下一统。为了兼并其他各国,殷国必须在武力方面先强大起来。而战争是让殷国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潘承祐崇尚的变革者是秦国的商鞅。商鞅流传下来的著作《商君书》上说,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

潘承祐首先想把殷国改造成了一个农业大国。潘承祐学习商鞅的《垦令》,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他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恶农,即慢惰之民,并提倡各种办法鼓励及资助农耕。

井田制以九百亩为一个计算单位,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各家分得百亩私田,同养公田。耕作之时,先要把公田的农活干完,才能各治私事。由此,春播秋割,守望相助。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潘承祐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显然,在战乱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而土地从来都是官家与百姓进行交换的重要筹码。

要让国民都去种地,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如果工商业没有过高的利润,那么从商的人就没有什么兴趣了,而如果不去经商,那就只有去务农了。潘承祐出台了众多限制商业的法令。其一,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只要不允许粮食交易,商人就无从得利,家家必须去种地,由此,粮食产量必然提高,而户部则控制了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潘承祐这是想把山泽之利全部收归户部,这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又阻挡了一条非农的发财之道。把矿山收归国有了,那些不愿耕作、懒惰刁钻、追求暴利的民众就丢掉了饭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去种地。其二,对工商业坚持重税政策。其三,商业之繁荣,关键在于流通,潘承祐下令在殷国五州进行户籍登记,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禁止私人经营旅馆,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

潘承祐把殷国变成了一个大农场,而殷国的工商业逐步变成由户部在控制,户部尚书张晖肩上的责任更加沉重了。潘承祐接着和兵部尚书林仁翰商议,推出了属于殷国的军爵制度。军爵制度的具体政策有两条:第一,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潘承祐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

在殷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多少和杀敌多少。人人种地,则粮多,粮多则生育多,生育多则兵多,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继续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环往复,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

**的力量是强大的。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殷国五州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民众个个都是农民,人人皆为战士,上阵奋勇杀敌,得胜封爵赏田。如果这一制度能够持续下去,殷国必然通过战争获得周边的土地和人口,将那里的人民也都改造成殷国的百姓,然后继续种地、杀敌,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不久以后,殷国必成为虎狼之国。

但潘承祐的这些制度只是暂时的,是为了统一天下而集中各地的力量。一旦天下一统,这些制度就应该立即改变,否则就极有可能步秦国的后尘。当年,在经济模式上,商鞅试验的就是这样的命令型计划经济,即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生产资料,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贸易,压制或消灭自由的商人阶层,从而使国民经济完全地服务于国家的目标。商鞅治理秦国是一次古典的极权主义运动。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管仲主张以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小贫富差距,而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却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商鞅认为,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百姓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很显然,商鞅把百姓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兵源充足和社稷稳定的必要条件。

潘承祐当然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但眼下天下战乱不止,为了完全一统的目标,有一个来自商鞅的理念是潘承祐不想放弃的。那就是把殷国的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王延政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这些年,唐国、吴越国三番两次进军建州,就连西南面的汉国也到漳州边境进行过挑衅。鉴于此,王延政决定在殷国的外交策略上,一反之前的绥靖政策,而是应该常年作战,扩张殷国的版图。

与此同时,王延政批准了宰相潘承祐推出的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策略,涉及产业、流通、金融、税收等多个领域,具体的操盘人为户部尚书张晖。于是,茶业、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被国营化。殷国开始在民间铸造铜钱,王延政更是在建州设立了铜场,专门开采铜矿和铸造铜币。在盐业专营上,招募民众煮盐,而由官府专卖。民众向官府申请注册成盐户,煮盐费用全部由盐户负担,官府提供煮盐的铁锅,煮成之盐完全由官府收购。殷国五州个有一个盐业管理机构。盐业专营对户部财政收入的贡献是巨大的,每人每月平均食盐在三升左右,单单以殷国五州人口五百万计,就是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需求市场,更别说出口到周边地区的食盐了。殷国户部通过盐业专营获得的利益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

铁业则完全由官府彻底垄断,按规定,凡产铁的郡里均设置铁官,即便是不产铁的郡里也要在县一级设置小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一律由铁官负责。殷国五州的铁业管理机构计八处。这一法令颁布后,民间不得再擅自冶铁,更不得私自贩卖,违令者,要在左脚戴上六斤重的铁锁,并没收其器物。这一政策已有别于张晖之前的策略,户部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了制造的环节。之前,户部通过资源垄断获得专营收入,户部采用的是资源牌照授权、控制销售渠道等政策,现在则进入制造环节,实行采产销的全面管制。

另外一个被专营控制起来的产业是酿酒业。户部实行酒专卖,其办法与食盐专卖类似,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粮食、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品种和规格,生产出来后,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酒榷的专营收入非常高,每生产一千瓮的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两千钱的收益,通过统购统销,又可再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自此,殷国的酒与盐、铁并列,成为户部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在加上烟草和茶叶的垄断,专营事业共有五大部分。

户部在流通领域展开的变革策略有二,一是均输,即统购统销,二是平准,就是物价管制。由于交通不便,商品的运输成本很高,而且采购、保存十分繁杂,甚至存在各地商贾乘机哄抬物价的情况。潘承祐就采纳了由来已久的均输办法,规定所有商品均按照当地市价,由户部统一采购,然后由官办的运输机构运往其他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殷国在户部之下设立均输使,各地设均输官,建立起一个由户部统一管理的商业网络。

在大力推广均输法的同时,潘承祐还配套采取了一项物价管理措施,是为平准法。就是由户部来控制殷国五州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户部控制市场、从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均输与平准,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两者互相配合,构成户部管理商业的统一体系。

这一商业体系的建成,使得户部控制了殷国五州重要物资的流通利益,其成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地呈现出来。在一年时间里,户部的粮库就装满了粮食,连五州的粮仓也有了余粮,通过均输所获得的盈余就有五百万两白银。老百姓没有多交税,而财政则变得无比充沛。然而,户部财政收入的增加并非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户部与民间的重新分配。

在户部集中管理下,殷国盐铁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殷国从事冶铁业的人员起码在三万人以上,各州铁官则多达百人。户部把工匠召集起来开展生产,要钱有钱,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让私人来经营,难免格局不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现在由户部统管盐铁事务,统一用途,平衡价格,官员们设立制度,工匠们各尽其职,自然就能生产出上好的商品来。因为有了规模化的经营,殷国的冶铁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推广,比如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工艺也更为成熟。

当然,户部的这些举措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有的。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户部专控之后,民间经济的格局被彻底扼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更严重的是,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而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户部尚书张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还提出享受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相对的,对商人阶层要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

张晖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在于户部因这些策略而增加的财政收入,被王延政拿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在这些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张晖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同时,户部主宰商品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最后还使得殷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经营商品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

张晖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潘承祐看来,都不意外。在潘承祐看来,如果不执行这些策略,打战的开支从哪里出?户部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一统天下的愿望如何实现?而这三项不正是殷国成就霸业之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吗?

潘承祐引用桑弘羊的思想表明,要让殷国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蛮干。他甚至一点也不讳言,户部的专营策略与民争利的本质,他说,实行均输与平准,目的之一就是让商贾从商品买卖中无从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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