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生洲最后会见的，是岭南大学的黄柯教授。

倒不是不尊重他，而是因为副校长一职，已经是学校能给出的最高待遇。他要是还不满意，那就真的没辙了！总不能把校长的位子让出来给他吧？

年过六旬的黄柯非常谦抑，在徐生洲面前丝毫没摆老前辈、过来人的谱。对于副校长的礼聘，他在眉飞色舞、满面红光的同时，还不忘三辞三让，最后才勉为其难地答应：“承蒙徐校长厚爱，那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为学校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如果做得不好，我再主动请辞。”

——请辞的话听听就好，不必当真。

徐生洲笑道：“有了黄校长的加盟，我们学校的文科发展必定能够再上台阶，在全省、全国打响名声！”

即将上任的黄副校长也是豪情满怀：“有了《永乐大典》正本这座金矿，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校必然是文史学科的学术焦点所在，打响名声倒是不难，关键是如何趁着这股东风，把学校打造成文史学科的研究重镇，甚至是学术中心，这才是我们最紧要的任务！”

徐生洲忍不住惊讶出声：“学术中心？！”

不是他不知道学术中心是什么，而是因为太知道，短期内根本都不敢想这么高大上的问题。

学术中心是什么？

不是有大楼，上面挂上“学术中心”的牌子，它就是学术中心了。甚至不是有大师，它就天然地成为学术中心。早年间，有些狗大户仗着先发优势，建了新大楼，还在全国搜罗人才，比如着名的仙头大学，请了中科院院士王梓坤先生去当数学研究所所长，还请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大拿王富仁先生去当文学院教授。一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学术界谈数学名校、现代文学研究重镇，谁还能想到仙头大学？！

要想成为学术中心，非得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具不可！

先说“人和”，就是不仅要有大师，而且还得是顶级大师；不仅得有顶级大师，而且还得不止一位。这些顶级大师要么前后赓续，要么并肩作战，通过连绵不断的庞大号召力，吸引大批杰出的研究者围绕在他们周围，共同开疆辟土，打下浩瀚的天下。

如此场景，有点像开国君王身边谋臣云集、将星闪耀，但事实也是如此。

就比如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世界数学中心哥廷根大学，在此前几十年里，就有高斯、黎曼等大师在此深耕细作，此后又有希尔伯特、闵可夫斯基、诺特（女）、柯朗、冯·诺依曼等着名数学家在此弘文励教，这才铸就了哥廷根学派的辉煌！

其次还要“地利”，就是所在高校、研究所要有扎实的根基，就像大家一提到国内的理工科，大家首先想到留美、科大；一提到文史哲，就想到燕大、三人、金陵；一提到教育，就想到北师、华师。在这样有基础的地方建学术中心，自然是事半功倍。

白手起家，另起炉灶，实在是太难了！这一点徐生洲深有体会。

好在神州科技职业学院要建文史学科的学术中心，也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有《永乐大典》正本。二十世纪前三四十年里白旗国巴黎能成为世界汉学中心，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伯希和把敦煌遗书以及在西北考察盗取的东西都带到了那里，使得巧妇们有了施展的空间。相比之下，《永乐大典》的完整性和重要性更胜敦煌遗书。

最后是“天时”。

“天时”是什么？天时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听起来很玄幻，但却又很现实。

比如说当年的巴黎能成为世界汉学中心，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巴黎作为鼎鼎大名的现代化之都，富饶时尚，有钱有闲，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简单粗暴地表露出了他们的自信十足。那些在殖民地赚足了黄金白银的贵族、暴发户开始崇尚文学艺术，再加上伯希和偷窃来的材料，两者一酝酿勾兑，便成就了汉学研究的高速发展。

再比如三十年代初的世界数学中心哥廷根大学，本来已经盛极渐衰，小胡子上台之后又大肆驱逐犹太人，对大学管制也日趋严格，导致大批优秀学者逃离，导致哥廷根学派迅速分崩离析。而这些逃离的人先后来到漂亮国的普林斯顿，结果又在此造就了下一个世界数学中心。

说起来真是让人感喟世界真奇妙！

结合以上三点，先天不足、后天失养的神州科技职业学院想要打造学术中心？你凭什么？

黄柯自然不知道徐生洲脑回路里的千回百转，只以为对方没听明白自己的意思：“在上世纪初，随着新材料、新方法的涌现，我国的学术领域先后产生了红学、甲骨学、敦煌学等新学问。进入新世纪，又有了聊斋学、四库学、乐府学等等。但我觉得，“《永乐大典》学”一出，绝对横扫绝大多数自我标榜的研究，直追甲骨学、敦煌学，进而成为未来数十年间文史研究的主流！”

徐生洲点头称是。

黄柯还怕徐生洲不理解，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研究宋史的，《宋会要》一书备载宋代典章制度，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但《宋会要》500卷，现在已经散佚了，目前所能见道的《宋会要辑稿》是清朝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加上现在的补充，全书只有366卷，较之原书已残缺了将近三成，很多现存篇幅也不完整。更要命的是，当初徐松辑录的时候，是花钱请抄手誊写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学问，只为了多抄点赚钱，抄错了、抄漏了、抄重了也没人管，导致《宋会要辑稿》里面满篇都是错误。”

徐生洲眨眨眼睛：“你们打算重新辑录《宋会要》，做个全本？”

黄柯道：“据说永乐年间修《永乐大典》的时候，《宋会要》已经亡佚了十分之一，辑录《宋会要》全本恐怕不行，但辑录一个更新、更全、更准确的《宋会要》新版本，应该是问题不大，而且功德无量。但具体怎么做，这里面也大有文章。”

徐生洲奇道：“什么意思？”

黄柯微微一笑：“比如说，可以把《永乐大典》全部公开，让全国的宋史研究者一起来做这件事，三五年内完成；也可以咱们组织专班，十年磨一剑，最后出版一本《宋会要辑校》；还可以从《永乐大典》里按照秩序，挑出一卷、一门甚至一条，写成论文发表，可以做几十年。就看学校最后怎么选择！”

“这……”有点小家子气的徐生洲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全部公开？有些舍不得。

十年磨一剑？细水长流？又觉得不利于学术发展，也会损害学校的声誉和《永乐大典》的影响力。

正踌躇间，看着脸上挂着狡黠笑容的黄柯，忍不住腹诽道：都说“人老奸，驴老滑”，我愿尊你一声老奸巨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