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两家相处似亲人

高中毕业证书刚刚拿到手，姐姐就匆匆忙忙去邻县教育局报到了。

她被分配到一个较偏远的公社中学，一天才有一趟往返的公交车。

开始，姐姐在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回学校，后来变成两个星期回来一次，再后来就只有节假日了。因为姐姐虽说刚刚走出校门，但在当班干部的经历中得到良好锻炼，管理班级越来越得心应手，自然由她负责的事情就多起来，还被任命为教导主任呢。

我妹妹还在上学。根据一家可以留一个孩子在身边的政策，尽管上山下乡的动员热火朝天的，却也没上我家来督促，让我过了一年多的平静日子。

但在爸妈和姐妹都不在家的第一天，我的心里空极了。

感觉那屋从来没有过的冷清，就连老鼠也不见一只。

想起几天前我还和姐姐有说有笑地去学校上课，转眼间姐姐当了公办教师，而我成了无业青年，待妹妹高中毕业，说不定哪天就有人到家门口敲锣打鼓，预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

无着无落的我先爬到炕上哭了一场。

过了很久，忽然觉得炕凉了。想起爸妈和妹妹还要回家吃饭，我赶紧起身生炉子、做饭。

没有姐姐的带领，也没有姥姥的指点，真不知道先做哪一项才对，只得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

好在家里并没对我抱多大的期望值，无论我做什么、做得怎么样以及做到什么程度，都不加挑剔。在我询问时，爸爸会温和地指导我，妈妈则常常舒心地表扬我，好像跨进家门时有我在就很好了，还能干些家务活儿就更满足了。

姐姐不在身边，我和妹妹便没了主心骨，晚饭后也不出去了，并且经常不知该玩儿什么，就是找个项目玩儿两下也没了兴致。

好在妹妹有爸、妈宠着，她也给爸、妈回报了不少欢乐，而我很快找到了新的事项：帮妈妈写日记。

自参加县里的集训开始，妈妈就养成了随记习惯，直到把一个个本子的正、反面都写得满满登登。那个阶段，妈妈的笔记主要内容是摘抄两报一刊社论及重要文章。见妈妈工作一天回家还要抄写很是辛苦，我便主动帮忙。此时妈妈总会爽朗地夸赞，给了我极大鼓舞，而我爱学习的天性也有了发挥的地方，于是那本子上留下了我的稚嫩笔迹。

但我还是非常想念姐姐。差不多每个周六班车到来之前，我都到汽车站转游一圈，有时真能接到姐姐。如果接不到人，过一、两天便会收到姐姐说明情况的来信。

比较起来，在我和妹妹之间，姐姐更加偏向于我。也许是我从认识开始就依赖着她，也许是在姐姐的关心下我根本不懂得照顾自己，反正姐姐那时每月工资才19元，去除伙食费、交通费外，只要有剩余，她就会给我买件衣服。所以，我从来不用惦记自己该穿多大的尺码，也不用花费心思去挑选、搭配衣服。

还有一件让我很长时间都没弄明白的事，就是姐姐和妹妹老说我洗不干净衣服。我自己真是看不出来，因为我挺努力地洗了。我穿着自己洗过的衣服觉得挺正常，姐姐、妹妹却不依，总是要为我再洗一遍。在我使用洗衣机之前，姐姐、妹妹甚至妈妈总会专门来为我洗衣服。现在，我总算知道了：真正“洗干净”的衣服是那种一直穿到破都是很透亮的。而我确实很难做到这一点。

渐渐地，我踏下心来学做家务了。然而妈妈通过街道给我报了名，让我做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

在食品厂，除了张师傅外，好多师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凑巧的是，这里还有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她对我很照顾，还向工友们介绍说我是个好学生。如此一来，师傅们对我都比较客气，而我也虚心地跟他们一步步学习制作糕点。

除了炸油、搅面、烘烤用专人外，其它做普通糕点的程序我们都能接触到。每次接班，在带班长三言两语之后，工友们就各就各位开始干活儿。和面的、制作的、装盘的、烤制的，有条不紊。

在我待业与做临时工阶段，对我有很大帮助的还有对面屋的才姨。

我家搬入正房不久，对面屋也住进了人。

开始，我没太在意。因为整个大院有好几户人家，都不锁房门，并且喜欢小孩子们随意串门。只是爸妈说过没事儿不要打扰人，我们三姐妹才不轻易走进别人家。

可对面屋离得太近了，过道两边即是两家。做饭的时候抱柴禾走一个门，只能分出先后。两个灶台之间仅有一米多的距离，哪家做什么饭、菜里放了什么调料都看得一清二楚，想离得远都不行。

热情的才姨很快和我爸妈熟悉起来，待我们放学后就对着我们叫小名，还微笑着让进她家看看。开始我们没敢轻易动弹。因为才姨的身后站着高大的姨夫，还有一个高个儿男孩儿。

在爸妈的鼓励下，我们礼貌性地进去转了一圈，赶紧返回。

那正是我刚织好的袜子被男同学扔到房梁上，而我只能忍气吞声的时候，因此对男孩儿看都不敢看，能躲就尽量躲着。

姐姐却完全不同。她按我们四人的年龄排队，知道自己大一岁之后便要求那男孩儿叫“大姐”。见他不服气，姐姐竟然上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不叫“大姐”不罢休，无奈之下他只好开口。

我被姐姐的举动吓到了。但见军哥只是低头微笑才知道原来男孩子也有温顺的一面。

军哥比我大一岁。他不在乎我是否叫“大哥”，只是像大哥一样带我们姐妹在大院里疯玩儿起来。

我们这个跨院很长。

临街的三间门房住着杨姨一家，几个孩子中也有我们这年龄段的。但他家的姨夫对孩子管教很严，除了上厕所外不许随便到后面来。所以我们平时只在出入大门或在小菜园里时才能见到他们。不过，在我和姐姐怀旧心思浓烈故地重游时，发现那家的小妹妹还守在原地，让我们喜出望外。她家的二姐又和我姐住到了一起，两人经常结伴而行，很让我羡慕。

中部的三间西厢房住着张姥姥一家。她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她的女儿、我们的月姨整天去生产队上班，而她孙子、孙女还比较小。

二门外的右边是猪圈和厕所，左边先是一个马车棚，再相邻两个一间半的东厢房，里面分别住着一个单身大伯和一对没有子女的老两口。

才姨家到来之前，业余时间里，基本上是我们三姐妹自成体系，自己找玩儿的内容。

我以为我们的项目够多的了。除了文化生活丰富之外，我们的户外活动也很有乐趣：春天在路途中找嫩芽、看新花，享受先睹为快的乐趣；夏天到河里洗衣服，顺便下水学狗刨，还看谁能捉到小鱼；秋天拿小耙子到地里翻花生，拿小镐翻白薯、拾柴禾，虽说收获不多，还常被守地人追得到处跑，但我们重在体会过程，并不在乎收成，所以每次都能快快乐乐回家；冬天在街面上寻冰条滑着玩儿，尤其是供水站大门口那条厚厚的冰带，每次路过我们都以玩乐之心滑来滑去，就算摔倒也笑着爬起来。我还在姐姐的帮助下学会了骑自行车，从十二岁开始，连续几年跟几个同学一起骑行到海边，体会海洋的辽阔。

就是在院子里我们也总有事做：北面园子种向日葵和豆角，从松土、施肥、点种到收获，得占用一些时间；南面园子养鸡，从捧在手里喂小米的鸡雏养到捡鸡蛋、听鸡鸣，也得一些功夫。特别是当母鸡因“抱窝”孵蛋而顾不上自己的吃喝时，最让我费心思。得一遍遍喂水、喂食，在最热的时候还要在它的翅膀下擦凉水降温。

在玩儿游戏上面我们姐儿仨也挺忙活的：我们拍皮球。有时单拍，有时一起拍，看谁拍得多；我们跳皮筋。两人拽着松紧带，一人跳，看谁升得高；我们砸沙包。两人分别从两头砸中间的，接住算奖励次数，接不住则换人。只是我们的活动范围较小，就在自家门前这一块，对于二门之外除了上厕所基本涉及不到。因为我们院儿的后门看管较紧，有时放学就关闭了，还得从隔壁院绕过来，所以我们尽量不走那里。

自从有了军哥的领导之后就大不一样了。

姨夫在外地工作，把家安顿好就回单位上班了。才姨要忙所有的家务事，只能让军哥自己玩儿。可是又担心他惹事，有我们姐妹跟着也就放心了。

军哥带我们玩儿得开心又奔放，因为他把主要活动地点设在了宽敞的南院。

这是一块方方正正的场地。他先跟我们砸沙包、跳房子，后来教我们砸瓦、弹玻璃球、打杠子、推铁环，还用手抬着一条腿，和我们顶架子。十年的光景，那个大空场不知被我们挖过多少小坑、划过多少条线，我们也不知流过多少汗水、撒下多少笑声。

最后我们以一个相当大的工程做了收尾：在“深挖洞”的年代，我们响应号召，挖了一个又深又长、带有多个掩体的防空洞。军哥总是争着下去挖，让我们姐妹在上面用绳子拉小筐往外运土。我们知道军哥不让我们下去是怕有危险，而我们也十分小心地观察动向，并把挖出来的沙土倒向远一些的地方，尽量保证下面人的安全，哪怕迷眼这样的事故都不要发生。尽管那地道战式的防空洞最终还是被填上，却也让我们看到了集体的力量。

那段时间里，我们过得特别充实，每天放学回家赶紧写作业，往往刚吃完饭就见军哥在外屋地摆手，于是我们像接到命令一般快速奔出。四个孩子的队伍前行，院子里立刻响起杂乱的脚步声。

如果是下雨天，就在我家大炕上一字排开，每人捧着一本书或报纸或杂志静静地看。两个纸盒箱子里装着我们所有的小人书和小说。

我还就此办起了小小借阅室，允许院子里的小朋友拿回家里阅读。我先在废纸条上画好虚线，写上钱数，再发放到每人手里，让他们凭这种“钱”来借用我们的书。

那期间我们的活动还有另外一项内容：帮助西厢房的姥姥家干活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