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苦尽甘来好生活

刚搬入西花园那阵子，是我们姐妹最孤独无依的阶段。

爸爸下乡支农，妈妈到公社上班，狭窄的西厢房里只有我们姐儿仨转来转去的。

放学回到家，炕凉灶冷，肚子饿得咕咕叫。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该从哪里着手。

住在公社大院时，我们只顾自己玩耍痛快就行了，家务活儿从来不用我们做，顶多在打饭时帮爸妈拿盆、排队、再端回家，就这点儿事，还不知让妈妈表扬了多少次。

可是忽然间我们被撂在刚组建好的家里，不做饭就没吃的，不挑水就没喝的，不烧炕屋里就没有热乎气儿。

我们总在生不着火时想进家先捅炉子的妈妈，总在饥饿时想常给我们买熟食的爸爸，总在挑水时想大院里挨门送水的大哥哥，总在点煤油灯时想公社晚上八点之前一直亮着的电灯。

可惜想再多也没用，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动手。

十岁的姐姐成了我和妹妹的主心骨。她总能在我们愁眉苦脸时想方设法把我们逗乐，然后温和地发出指令，让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慢慢地，姐姐成了生炉子、做饭能手，我担起了挑水、买柴、洗碗等杂事，妹妹则出一些想吃什么的点子，然后我们一起努力把肚子填饱。

晚上睡觉，没有爸妈的炕显得特别空，加上老鼠窜来窜去让我们一时很难入睡。虽说大院里有好几户人家，但我们谁也不熟，不敢和人说话，更不敢到谁家串门，只好早早插上门呆着。

我们轮流说各自班里发生的事，实在没什么事就背当天学的课文。好在正处于觉多时段，不知不觉也就睡着了，并且很快就适应了。

我们每天都怀有对爸妈的期盼。后来才了解，爸妈除了工作之外最惦念的也是我们。

爸爸、妈妈虽说生在战乱年代，又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到地方后也工作多年，但他们都属于品性善良又单纯之人，总是一心扑实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得以组建家庭后，他们又以感恩的心情更加全力以赴了。但他们心中一直挂念着我们，一旦有空闲便急急忙忙往家赶。只不过按那时的规定，每周只休星期日一天，还经常被要求加班、奉献。他们都属于领导干部，必须是要带头做表率的。

没过多久，那场大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们愈发没有自由了。

爸爸在经受一次次审查、一次次检查、一次次过关之后，被下放到干校，一去就是两年。说是劳动锻炼，其实就是被圈在山上的一个小窝棚里。白天还好说些，等到漆黑的夜晚，他孤身一人聆听山风的吼叫，那情景想想也很可怕。后来，有一只纯黑色的山猫总去陪伴父亲，他俩成了相互依靠的伙伴。

爸爸终于获得解放之时，抱上大山猫骑上自行车就往家里奔，到家已经是深夜。他怎么也叫不醒我们，只好把门踹开了。

早晨我们醒来后，看到那只猫真是太漂亮了：满身的毛像黑绸子一样光亮，一根杂色都没有；那眼睛像铃铛般又圆又大，到晚上还会放射绿莹莹的光；它的身子也比家猫高大许多。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它，愿意把好吃的食物让给它。但他受不了屋内的圈养，每天都要出去寻找广阔的天地。

爸爸特意在窗户上开了一个门，任它进出。然而，这种居民区的环境比起山林来还是很让它委屈。它的身体不但越来越消瘦，而且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爸爸还想用在深山里的抚爱来补偿它。但终有一次，它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

多少次，爸爸渴望地看着窗户上留的猫洞，念叨它在深山里与他相伴的情谊。我们一方面希望它能回来，进而适应这里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在内心里祈祷它能找到回山的路，重新过上熟悉并惬意的日子。

看爸爸站在窗前盼望山猫回归的落寞神情，让我猜测出他在干校期间该是多么的孤寂，真真让人心疼啊！

然而，我家那次受害最深的还是妈妈。她怀着崇敬之心去一所中学当观察员。却在运动中受到非人待遇，完全失去了自由。被解放之后，她的身体虚弱极了，一路摇摇晃晃，等走到家的大门外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摇摇晃晃差点儿摔倒，多亏爸爸及时赶到才将她背进了屋。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姐妹心慌得很，急忙涌上前去看望躺在炕上的妈妈，只见她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爸爸赶忙从卫生院找来大夫，给妈妈推了一针“大油”。

那支特别粗的针管里装满白花花的东西，需要通过静脉一点点推进去。

我和姐妹都害怕极了。

爸爸把我们叫到一边，小声告诉我们别害怕，那是为了让妈妈快快好起来。

妈妈的虚弱真让我心痛至极。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爸爸、妈妈经受了那些残酷现实，但他们的信念未变，积极向上的态度未变，认真负责的精神未变。每当我们学校要求什么，他们都大力支持。并且总是高质量的，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

走出运动阴霾之后，我家过上了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由于爸妈都在解放前参加工作，又曾为军人，所以工龄长、工资也较高。那个年代，家里一人有工资，就可以养活全家人，所以，我家的生活简直可以用“优越”来形容了。

由于我家原来的房子狭小、阴暗且潮湿，妈妈便去房产打听，得知隔壁院里有三间正房待出租，于是毫不犹豫租下其中的一间半西屋。

新家令我们姐妹惊喜不已：虽说同样是一间半房，却比原来高、宽、大了许多，就连糊着纸的大木窗也是从前面积的两倍，上、下还多出一条玻璃小窗，不但通风好，接受日照时间也长；外屋地虽说当中有个过道，但边上有一块挺大的空间。靠南是大灶和炉子。爸爸在炉子和屋门之间半埋了一只能盛十来担水的大缸；就着大灶南面的窗台搭了几层架子做碗橱；在屋门北面用砖垒了矮墙，再搭上木板，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棚子。下面放煤和柴，上面放一些日用品和常用工具。更可贵的是，新房前、后还各有一个小院子。爸爸带我们从烧柴中找些长的在后面架起寨子，我和妹妹则在姐姐带领下，松土、浇水，种上向日葵，在寨子根儿下种豆角。看小芽从土里钻出、长大、开花、结果真是非常开心。特别是在全家吃豆角、嗑瓜子又被妈妈夸奖时，更是惬意无比。自第一年有了收成后，我们架寨子的材料就换成向日葵杆了。在前面的小院里，妈妈放了两只小缸，一个积酸菜，一个腌咸菜，冬天还可以当作冰箱用。爸爸垒了一个鸡可以随意上、下的架子，妈妈买来一只鸡窝，我们养上几只鸡，听鸡鸣吃鸡蛋，很是舒畅。不过，父母还是整天忙工作，鸡全靠我们喂。平常我们姐儿仨挺认真的，兴趣上来时还给它们捉蚂蚱、逮小鱼，但个别时候也会因玩儿得过于兴奋和劳累而忘记喂它们。待躺到炕上迷迷糊糊之际忽然有谁激灵想起来，赶紧一个叫一个蹦下地，一人拿手电筒，一人拿鸡饲料，一人拨拉鸡，希望它们快些吃下去。然而有时鸡并不愿醒，我们只好将它们一个个抱进屋，在低度数灯泡的照耀下让它们多少吃一些。

鸡下蛋后，我们立即捡出，小心翼翼放到鸡蛋笸箩里。我们姐儿仨每人过生日时都会得到两个煮鸡蛋的礼物。当然，陪过生日的也能得到一枚。

我们把鸡当作宠物，整天温柔地抱着抚摸，遇到不幸夭折的小鸡和老死的母鸡，总会心痛地捧上一阵，然后轻柔地埋到后院墙根下，而那些高傲的雄鸡则送到市场上，随收鸡人给点儿钱了事，只因不忍杀鸡吃肉。

我爸爸恢复了水产公司副经理职务，每天可以按时回家了。

在妈妈最虚弱的时候，爸爸为给她增加营养，买来一筐大对虾和一筐鲅鱼。

我们先煮一锅虾，一人几只就吃光了，再煮一锅也剩下不多，但第三锅就没人吃得动了。

妈妈用线绳把熟虾系成串挂在门框上，我们过来过去随手掰着吃，直到那肉硬得嚼不动才罢休。

有了虾，那筐鱼就不被理睬了。爸爸便腌咸了做成鱼片。

晾晒到铁丝线上后，爸爸递给我一把蒲扇，叫我哄苍蝇。

我一遍遍从这头走到那头，没过几个来回就觉得很没意思了。

爸爸特地赶过来提醒我注意着点儿。正说着，忽见一只绿头蝇落下来，爸爸将它驱赶后叫我仔细观看。

我竟然看到几只蛆虫正在鱼片上面蠕动！

原来看苍蝇的任务这般重要哇。我立即紧张起来，再也不敢拖沓了。

妈妈的身体逐渐恢复过来。她被选拔到县宣传队，每年在城里集训一次，然后分别到各镇、公社、大队或街道做宣传。那时的宣传手段很简单，除了少有的电话和广播之外，主要凭借一级级会议传达贯彻，宣传队员就是承上启下的主要力量了。因此，妈妈虽说比较辛苦，但精神振奋，劲头十足。

爸妈工作稳定之后，开始了对兴趣爱好的追求：他们喜欢读书看报，于是我家每年必订《红旗》杂志和《参考消息》，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回忆录以及鲁迅散文等也陆续进入小书架；他们爱喝茶，于是我家的暖壶里总有热水，桌子上的大杯子里总有浓浓的茶水；他们在战争中养成了抽烟的习惯，于是我们姐儿仨轮换着给他们去买《恒大》、《大前门》、《大境门》；爸爸还多少喝点儿酒，家里也少不了酒瓶的身影。

有一次爸爸给我五角钱，让我去买一角多的烟，回来时我把烟和找回的零钱递给爸爸。爸爸接了烟，却让我把钱装起来。

我把钱给姐姐，姐姐也不要，说她自己有。

待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姐儿仨把口袋里的零钱都掏出来集中到一起，发现我们已经挺有钱了。于是我们跃起身冲到街上，在食品店买伊拉克枣、买糖制平果皮、买栗子羹，在副食店买水果，在熟食店买拆骨肉，然后我们再买三张电影票，还把剩余的钱用来买书。

因为主要是由我们来为家里领粮、买生活日用品，所以我们并不担心没有零钱。然而，小人书、童话书、小说，很快被我们装满一只长方形的纸箱子，之后我们才发现，新书的发行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往往跑好几次新华书店也不见得碰到本新的，常常是失望而归。而电影也是一个影片下来，要供全县的人轮流观看，一个月能演上三、五部就不错了。并且我去买电影票的时候，想排队也不容易。因为包场太多，剩下的散票太少，人们都想抢到手，所以排着排着就拥挤起来，而弱小的我常会被买到票往外撤的人给带出来，不但白挤一场心里也很不平衡。

幸亏那时的文化活动内容很是丰富：我家胡同口就是县图书馆，可以免费读书。我们姐儿仨经常晚上到这里，一次可以读到一至两本《儿童文学》；再住街的南面走，是县的大礼堂，差不多每天都卖票演戏；再南面是县文化宫，经常召开大会，平时还有篮球比赛，有时还举办运动会。文化宫对面是皮影剧团，基本上每天都有演出。我们还曾经从台子底下钻进去，看里面的人耍皮影、点烟以及掐着嗓子唱。

西花园的北面驻扎着一支部队。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会在操场上放电影。住在附近的很多人会踩在板凳上从墙外伸长脖子往里看。我们姐妹也时常去凑热闹。有时能看正面，有时人太多只能去看反面，也同样感觉不错。只不过有时忘记了，忽然冒出来一句“他们怎么都是左撇子呀？”说完忽然明白过来，跟着旁人笑上两声。有时父母能拿到票，让我们得以进到部队礼堂正正经经看上一场。爸爸还从那里买了斗篷式的大雨衣给我们姐妹每人一件。那宽大和结实，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直到现在，它还能忠实地为我遮风挡雨。

爸妈带我们一起出去是最能让我们欢呼雀跃的事。那时，我们的活动挺多：有时到电影院看电影，有时到皮影院看皮影，有时到文化宫看球赛以及动物展，有时到大礼堂看戏。

第一次和爸、妈上街时，姐姐悄悄叫住我和妹妹，说要看看高个子的爸爸和矮个子的妈妈怎么走法。

我们偷笑着瞄过去，只见妈妈精神抖擞快步走在前头，爸爸不慌不忙慢步跟在后面，还真是挺有趣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