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名振、郑成功拉回来的那些河北边军和关宁军的安置，绝对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考虑到南京还有正儿八经的新六部内阁，大明朝廷的律法、制度还在，朱树人当然不能公然显露出当军阀的野心、随便把河北边军收为己有，那样太违背大义名分了。

他现在毕竟还只是大明的封疆大吏，而非中枢重臣。但凡露出点非常野心，哪怕此前的忠诚姿态做得再好，也都会前功尽弃，反而惹来不必要的围攻。

反贼有反贼的套路，窃国有窃国的套路，脑子里这根筋是时时刻刻松懈不得的。

正牌兵部尚书、大概率会成为新内阁首辅的史可法，也不可能容忍朱树人随便拉拢原本属于朝廷的武装。

史可法是有骨气的忠臣，算是东林当中比较有节操的存在了，朱树人也不可能跟史可法闹别扭。

所以，朱树人有两个选择，可以安置这些人马：

首先第一个理由，便是这些部队，是通过海道总兵张名振的护航、由户部的海路漕粮船队接应回去的。可以暂时编入户部的护漕部队，驻扎在舟山群岛（张名振此前的海道总兵驻地也在舟山群岛）

对外么，就可以说这些部队的后续整编、归属可以由兵部另行调拨，由护漕和海道管，只是一个临时行为。

至于这个临时要临多久，就不好说了，完全可以看户部尚书沉廷扬的心情。

第二个借口么，便是等这些部队抵达舟山后，如果时间久了，被人说闲话，或者需要调防使用，那就可以去浙江巡抚张国维，和浙江总兵蒋若来那儿借壳一点编制。

反正大明护漕海军的驻地就在宁波和舟山，地理上算是浙江巡抚的地盘。

而张国维跟沉廷扬朱树人也是老交情了。他跟沉廷扬的交情从朱树人穿越前、吴中治水时就结下了，跟朱树人则是在厘金变法上多有配合，后来还有多次互相帮衬利益输送的交情。

加上张国维还是崇祯朝倒数第二任兵部尚书、战事不利被贬来当浙江巡抚的，他这个老资格往那一放，史可法也不会说什么。

所以让张国维当这个“临时代持河北三边官军股权”的白手套，简直再合适不过。

……

朱树人就趁着二月上旬这段时间，抓紧把他跟张国维之间的最新结盟拉拢事宜处置了，

还从海道总兵张名振麾下，拨了几个水师将领，比如沉家家丁出身的参将沉练等人，名义上暂时划归张国维麾下的浙江总兵蒋若来管理，由他们直接指挥协调从北方撤回来的三万河北边军和关宁军。

张国维和蒋若来也心知肚明，不会乱伸手干涉这些部队的具体指挥。对他而言，值此乱世，作为新到任根基不稳的浙江巡抚，一上来就有三万友军帮他撑门面镇场子，他也是乐见其成的。

这些事情，前后也不过十天之内，就料理妥当。如此一来，在南方朝廷讨论拥立新君问题之前，朱树人其实已经在多个省拥有了强力的支持。

湖广全省，那不用说，那是朱树人本人出镇了三四年之久的核心地盘，还都被他反复犁地一般诛除异己、打击豪强劣绅，种田经营得铁桶相似。

四川那边，有他的世叔盟友方孔炤当总督，朱树人还跟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有同年之谊，方以智还跟着他鞍前马后配合了多年，一起升官上进。

四川的将领们，也都被朱树人诛杀张献忠、平定流贼的功劳和能力所折服。不服朱树人的顽固势力，也都此前借着张献忠的手杀得差不多了。

南直隶这边，朱树人倒是不怎么插得上手，这里也算是东林和其他守旧势力最顽强的地区，主要是南直隶的江南部分至今没有遭遇战乱，也就没有洗牌。

但他父亲沉廷扬已经是正牌户部尚书，也算内阁重臣，能在南京说上点话。

福建那边，朱树人从来没有发展过势力，也太遥远，不过福建本来就是“兵家不争之地”，凭朱树人跟郑成功这份近乎结拜的交情，也已经够用了。

自古福建地区只要在南方朝廷立国本的时候不插手，不捣乱，就足够了。也不指望当地势力能帮上什么忙。

如今，又加上一个老盟友张国维，被恩威并施结为外援，控制浙江。浙江虽然地域狭小，但毕竟跟南京近在肘腋，对于南京朝廷的平稳过渡，也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南方七省，只剩下两广和江西、云贵，朱树人算是没怎么控制。

江西只有一个九江府是被朱树人整顿渗透过的，郑成功也在那儿当过一阵子九江知府，其余所有府都不听朱树人的。两广则是完全一点交情都没有。

至于云贵，此前明朝对其通知也已经近乎名存实亡，所以暂时不用考虑，那都是未来需要改土归流的地方。

倒是朱树人迫降孙可望之前，孙可望帮着干脏活，在贵州杀了一些不服王化的土司部落，后来投降朱树人，也就减轻了一些贵州的反抗力量。

如今执掌江西的，还是跟朱树人原本有过小摩擦的袁继咸。不过袁继咸这人还有点公心，也算大明忠臣，分得清是非轻重。

而两广那边，也没怎么受到蝴蝶效应的影响，依然是历史上在北方抗击流贼数次失败、但却得以免罪、刚刚被调去当两广总督的丁魁楚统治。

这个丁魁楚原本历史上也没什么建树，在两广混日子混了数年，最后清军打过来就直接投了。

另外，在南直隶内部，凤阳总督马士英，乃至他的至交好友阮大铖，那是一直跟朱树人有仇的，阮大铖的仇尤其深，马士英倒还只是跟朱树人有点挡路争官的小矛盾而已。

江北两淮的明军将领中，跟马士英过从甚密的刘良左，跟朱树人也有点小过节。加上他们之前已经被福王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前笼络过了。

山东淮北的刘泽清，则是因为此前朱树人救驾不及背负上了一个“纵贼过境”、外加“筹备渡船不及时，导致朱树人没能及时北渡黄河故道、救下先帝”。

这也是一桩了不得的大罪，刘泽清出于对被清算的恐惧，也自然而然选择了向马士英靠拢。

但朱树人也没办法，他救驾不及的事儿，肯定要找个甩锅的，他也不可能拉拢到所有人。

刘泽清历史上就是个保存实力一心割据的左右逢源软骨头，朱树人既然知道历史，非得找个背锅的，当然优先甩给刘泽清了，否则还甩给那些忠义之士不成？

便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南方朝廷终于迎来了大是大非的抉择。

……

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四，崇祯驾崩后大约四十天，也是李自成兵败回北京登基并逃跑后的第五天。

北方的最新变故军情，终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南京，也在此前一天先送到了中都凤阳。

也正是到了这一刻，南京和凤阳的大明文武们，才板上钉钉确认了先帝三子几乎都不可能逃出来了——

李自成撤出北京城之前，绝望中挥起屠刀，滥杀先帝子嗣的行径，在北京城里有不少人都听闻了，并且向外传播，自然也会被南方朝廷派去打探军情的有关人员搜集到，并且以最高优先级回报。

在得到这条消息之前，南京六部构成的新内阁，其实也已经私下里偷偷讨论立新君的问题，讨论了七八天了，只是没敢过明路，也没敢让任何外镇地方督抚知道。

到了这一刻，一切终于可以摊到台面上来说了。

这天一早，南京紫禁城文华殿内，兵部尚书史可法，终于借着内阁当值的机会，默契地召见了其他五位尚书，一起讨论大事。

在大明一朝，南京也是一直有皇宫或者说紫禁城存在的，便是后世的“南京故宫”，只不过到崇祯末时，大多数殿宇因为年久失修，都已倾毁，

仅存文华殿、武英殿、奉先殿、慈禧殿等少数几座主要殿宇还维持着。另外作为门面的奉天门、东华门、西华门都也还算完好。

但是这几座殿宇，也都是办公和举行典礼、祭祀的地方，才有人保持修缮，用来居住的内宫基本没剩什么。

所以历史上朱由崧即位为弘光帝后，长期也是居住在“南京内守备府”，以此作为临时行在，只有办公和举办朝会、典礼才入宫。朱由崧也拨出钱款重修居住性的内宫，但因为他总共也才当了八个月皇帝，就被多铎干掉了，直到南京沦陷，故宫内宫也没修好。

如今，史可法等人，也就仅仅依靠南京紫禁城有限的几座宫殿，撑起内阁办公的架子，让朝廷威仪看起来勉强跟北京一样体面。

“诸位，如今听说太子与诸王都极有可能已遭不幸，这国本大事，可再也容不得迁延了。距陛下大行的噩耗传来，已经整整一月。再虚悬下去，怕是各省也难以跟南京内阁步调一致。诸位有何看法，且畅所欲言。”

史可法率先起了个头，一边说也一边把南京兵部今天刚收到的“听说李自成退出北京时杀害了二王”的小道消息抄本，递给其他诸尚书看。

与会的还有吏部尚书王铎、户部尚书沉廷扬、拟任刑部尚书的徐石麒、礼部尚书姜日广、工部尚书高弘图。这些人里，凡是居于要害部门的，未来基本上也都能列入东阁大学士。

这些人里，其中高弘图在崇祯死时，刚好遇上南京工部尚书出缺，而高弘图原为南京兵部侍郎，如今因为蝴蝶效应，史可法需要提前凑齐六部组阁，前几天刚跟同僚们集议，让高弘图改任了工部尚书——高弘图前些年在北京时，就当过工部侍郎，业务也算熟悉。

而徐石麒也算是老熟人了，他几个月前还在北京当刑部尚书呢，陈新甲被议罪处死时，就是徐石麒办的桉。后来的内阁首辅周延儒被崇祯问罪处死，徐石麒在办这一系列的桉子中，不太合崇祯的意，就把他贬职闲住。

徐石麒的籍贯是浙江嘉兴人，被崇祯罢免后就南下回老家了，也就比张国维早了一点点闪人。刚到嘉兴老家就传来皇帝死讯了，而南京刑部也缺口比较大，史可法就把徐石麒拉来。但他还没有得到正式任命，只能先挂副职，等将来有了皇帝或者监国，才能正式走完任命流程。

此时此刻，史可法说完后，徐石麒和高弘图根基都不深，名不正言不顺，也就不太愿意就实质性问题开口，核心议题也就是剩下四个人讨论为主。

高弘图只是说了些保险的车轱辘话，劝道：“史阁部还是谨慎些好，诸王遇害，不过是风闻，并无十足铁证，我们身为人臣，贸然定论，将来只怕万一……”

高弘图这话四平八稳，在场其他五大尚书都是名教中人，最讲究“必也正名乎”，当然不会在这上面反驳。

唯有户部尚书沉廷扬，文化水平最低，理论上其文化水平也最不配进内阁，他对名分大义也就没那么敏感，比较实用主义。（大学士毕竟是有学术地位的，所以原本一定要科举出身。花钱捐官出身的人，可以做到户部尚书已经是特事特办了，要做大学士阻力实在太大）

沉廷扬便有些焦急地说：“国本大事如何等得许久？就算消息不确凿，也只能先听史阁部的，议个章程备着！”

高弘图微微白了他一眼，也不反驳，心说你丫的跟潞王是儿女亲家，你沉廷扬的态度能骗得了鬼！

史可法倒是相信沉廷扬不是那个意思，他连忙开口止住了这种无意义内耗：“好了，名正言顺固然重要，但也不必一直纠缠，研文兄（高弘图）所言确有道理，咱今日就先以监国人选为议题，展开后续讨论，暂时不涉及新君人选。”

皇帝位置虚悬时，先立一个宗室为监国，也是有先例的。

当初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于谦等人一开始也是先立其弟为监国，后来英宗一直没回来，还被也先拿来要挟叫门，于谦等人才把监国正位为君。

如今先立个监国过渡一段时间，等等崇祯的儿子们万一能逃出来，也算有个缓冲，也等于是“公示期”。

要是监国都公示了几个月了，崇祯的儿子也不出现，那就等于“注销之前已经登报请债权人确权了，是债权人自己不来的，等同放弃债权”。

这话很公允，自然没人质疑，六部尚书全部答应，史可法也算先推进了一个小目标，把信心建立起来了。

很快，史可法就把问题推进到了戏肉上：“那诸位以为，如今何人适合监国？”

史可法一边说，一边不由自主看向礼部尚书姜日广。姜日广也知道，礼部管伦常，所以基本讨论范围必须由他来给定。

姜日广便当仁不让地说：“依照伦常礼法，自然是福王殿下与大行皇帝血缘最近。

另有惠王，亲疏远近一般，只是长了辈分。且惠王殿下公然礼佛多年，遣散妃嫔，恐无心于此国难之秋监国。

最后，潞藩较福、惠二藩稍远一辈，但去年陛下曾命其代天祀祖，似有以其执掌宗室诸务之心，只是此后未有明诏。且素闻潞藩有贤名，故而大行皇帝才会在告慰凤阳祖陵祖庙时舍近而求远。也不妨将其列入讨论，以告慰大行皇帝。”

姜日广这番话，也不完全代表他本人的意思，其实背后自然有东林档和一众南京主流文官的压力——

历史上，东林文官也害怕福王为了当年老福王的事情清算他们，重新重用阉档来反攻倒算，所以找各种借口扯福王后腿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很多理由实在不像话，最后也没有得逞。

谁让史可法这人还是比较正直，讲原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