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交钱挂过号之后，我独自走进了那间标有“心理测试”的房间。那里的大夫给了我几张表格和一支笔后，就坐回桌后不闻不问了。我坐下来，象一个坐在考场上的学生一样，仔细研读那份列出了许多诸如“您的父母是否表示过希望您是个女孩子”，或者“您小时候是否喜欢和女孩一起游戏”等问题的问卷，并按照要求在题后所列的选择项打勾。有些问题我稍一思索就一挥而就，而有的问题，象“您对同性感兴趣吗？”，我就相当谨慎。因为我害怕他们把我当做为了名正言顺地满足自己逆反的性倾向，而混迹于真正的“异性症”患者的同性恋者。从报纸上得知，这一类人是不作考虑的。
我注意到，在这里接受测试的，除了我还有一个不知道测试何种项目的女孩子。大夫不断地提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要她一一回答，似乎是在测定智商。我以为接下来我也要接受同等测试，可是答完问卷后，大夫就说我可是回去了，问卷将由微机进行分析汇总，结果出来后按测试者留下的地址寄给本人。
我和姐姐又折回到成形科，X教授仍然不在，还是一开始的那个老年女大夫接待的我们。我现在才知道她姓钱，钱大夫先简略向我们介绍了手术的一些情况，然后拿出一张盖有公章的打印信笺交给我。上面列着四项手术前的必备手续：1精神科医师的证明。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父母同意的签字信。4本人申请。
在我看来，其他三项似乎不足为虑，就是三万元钱的手术费用虽然不低，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筹措的。唯有当地公安机关出具证明的要求，我觉得这才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这样一种剧烈的社会身份的变更，在一九九五年的中国，即便已经不被视为洪水猛兽。但获得国家执法机关的认可，凭常识和直觉推断，我想那一定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钱大夫却让我不必担心，据她说凡是在他们这里做过手术的患者，术前只要手持这份我刚拿到手的公函，没有不马到成功的。而且她还说他们所做的二十几例患者，术后公安机关均给予改换户口和身份证，更有幸运者已经顺利地结婚成家。
她轻描淡写的口吻给我的感觉是，变性手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非但不是一种距公众认可路途尚远的新生事物，反倒似乎已经一路绿灯而畅行无阻了。我听得半信半疑的，但不能否认，钱大夫颇富感染力的语句所昭示的光明前景，让我紧绷如弓的心弦顿时松弛下来。
这时候，一个年轻的男大夫进来在我对面坐了下来。钱大夫似乎希望活跃一下谈话气氛，就转向那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伙子，让他给我预测一下手术后的效果。他听完钱大夫的话，就开始仔细地打量着我。我不由垂下眼帘，男人的目光总是让我羞赧不安，既渴望、又自卑。他观察一番后评价说，“外形倒是蛮秀气的”，然后他问了我几个诸如姓名和单位的简单问题，我猜想他是要测试一下我的声音。我轻柔的音质似乎也令他十分满意，他断言说手术效果一定不错，并欣然表示将由他主刀。那跃跃欲试的神态，使我联想到一个雕塑家在面对一个激发出了自己创作灵感的毛胚时，那种难以抑制的亢奋之情。我有点得意。
这时候正巧X教授来了电话，钱大夫就替我们转达了希望面谈的请求。听她说X教授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异性症”患者心理研究的论文，因此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在钱大夫的指点下，我和姐姐在住院部一楼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找到了X教授。X教授五十多岁，秃顶，但保养得当，看上去气色颇佳。一见面他就声明他正在撰写论文，时间有限，只能够给我们半个小时的谈话时间。我的来意教授自然清楚，接下来，他单刀直入，首先对我进行了一番医生兼长者的劝戒。他态度随和，说的意思也和F教授几乎如出一辙。但是，不同的是，也不知道是在他侃侃而谈却不时恍惚的眼神里，还是在缺乏情感色彩的说教中，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表现得并不明显的漫不经心。况且，X教授似乎也并不急于看到他的这番话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说了不长时间，他就适可而止地停住了话头。
然后，象是例行公事一样，X教授要我谈谈要求施行变性手术的原因。又来了，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面前这个人主宰着我的前途命运。他既可以给我一个修正自身错误的机会，让我的人生从此柳暗花明；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我拒之门外，彻底消灭我最后一线残存的希望。关键是一定要表现出痛不欲生舍此无他的状态，我必须使他得出一个别无选择的结论！
我拼命让自己镇静下来，试图尽快进入角色。但是，可悲的是，上午失败的经验又一次重演了。我的大脑似乎被置于真空状态般一片空白，感情也变成了一块毫无水分的干燥海绵。不管我怎么焦急，如何努力，都没有办法创造出一种我迫切需要的气氛，那种令人理解同情和具有说服力的。我觉得尴尬极了。由此断定，当演员极其需要天赋，而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我缺乏调动和驾驭情绪的能力，我来不了半点假的。要是有这本事，我不是就能够把那个真实的自我隐藏得严严实实，从而可以避免很多的痛苦和伤害，那我还来这里干吗？
但是，我知道，在潜伏于未来的无数个时空中，我的疯狂和痛苦又不知道会多少次卷土重来，折磨我，一寸寸地残杀着我。可是它们现在到哪里去了啊，为什么在唯一需要它们的时候，却躲得无影无踪了呢？我真是绝望到了极点。
不过，X教授似乎对我的陈述并不大在意。话锋一转，他开始谈起了自己。他说他的亲人朋友是如何不理解他所从事的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而他又是如何顶住巨大的压力运用精湛医术为患者再造新生的。X教授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亢奋的神态使我不得不怀疑他一定是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拯民于水火的英雄。
接下来，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X教授居然主动谈起了那起听F教授说过的，但到了这里就成了别有用心的“诬告”事件。他语带激愤地发表着议论，让人觉得，象他这样一位心系患者的医家圣手，竟然会遭到如此不攻自破的拙劣谎言的攻击，真是一件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情。可是，无从解释理由的，我和姐姐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在那些雄辩滔滔的自辩之辞中，有许多空洞无力的东西，那是就连我们这些对于医术一窍不通的我们，都觉得不能自圆其说的牵强。
X教授终于停止了他的表白。而总算插上话的我们，还想再咨询一些关于手术的具体问题。可是X教授抬腕看表，已经下了一道无声的逐客令，我们只好满腹狐疑地告辞出门。
这其实是一种命运，其结果早已注定。但后来我仍然常常想，如果我们前去求医的是一家足以令人充分信服的医院，经过缜密考察和判别，而为我做出一个“确系异性症患者，应予手术”的诊断结论，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想我的父母一定不会不遗余力地予以阻挠的，他们肯定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而拥有一个美好和幸福的人生的。那么，我的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这只不过是猜测而已。命运就是命运，它具有神秘的不可逆转性。现在再想，如果冥冥之中真有一位万能的主宰的话，那么我深信这一定是一种特别的机缘。也许该经历的我还没有经历，该遇到的人不能就此错过。在这之后我所经历的一切将会成为撒播在心灵中的特殊种籽，而它们会在神秘的授意下，绽放出某种奇异的花朵。谁知道呢？这只不过是一种朦胧的预感，而预感在成为现实之前永远只是预感。可是现在，我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我的心中仍有痛苦，可是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去超越它。而我所有的苦难，同时又将或者已经成为了我的财富和教益。这就是这本书所要告诉大家的。
可是，在一九九五年被巨大渴望裹挟着的我，当然还不曾具备洞察这一切的能力。尽管疑虑重重，但就象每个人都对自己彩票能够中得头奖心存侥幸一样，同样没有人会相信倒霉的事情会落到自己头上。我努力甚至强迫自己相信这一点：这是一家在京城乃至全国颇负盛名的医院，毫无疑问，我会得到认真负责的诊断和治疗的。这种现在看来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安抚了我的焦躁和疑虑，我由衷地高兴起来。
怀着巨大的希冀奔波忙乱了一天，眼泪、失望和焦虑耗尽了我所有的体力。我又饿又累，疲惫不堪。可是不管是走在首都北京黄昏人潮涌动的街头，还是被挤得东倒西歪地站在公共汽车上，从人体的缝隙间注视着快餐店、时装屋或者电影院这些城市的橱窗，在车窗上一闪而过的时候，我的心就充满了一种蓬勃的欢欣。我渴盼已久的新生活已经在向我招手了，不是吗？单是想一想现在还仅仅处于“可能”的未来，一阵阵快乐的激流就象抽搐一样贯穿了整个身心。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终于成为了我想做的人，我一定会怀着如同点燃了引线的炸药包一样威力惊人的热情，去一往无前地投入我可爱的人生的。
我想家了，想爸爸妈妈和我堆满了书的卧室，想我的办公桌和准时到站的通勤车，想所有熟悉可亲的面孔、场所和心情。想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地睡个回笼觉。火车快快开吧，当北京从我的目光中徐徐地退去、消失，我衷心祈愿，在不久的将来，我将在它特别的气氛中，完成我人生至关重要的转变。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我只渴望身心真实自由的生活。让我挥别往日惨痛的梦魇吧，让它成为一种因它的存在而使未来的快乐和幸福越显其真谛的参照物。给我一个真实的灵魂吧，让我去尽情地感受和创造ai与美。为了阳光、蓝天，为了雨丝的芬芳，和生命中每一个值得记取的瞬间。为了人类一切美好的艺术在我的心灵中引发的感动和震颤。为了世间所有美丽可爱的女子和阳刚豪情的好男儿，为了友谊为了爱，为了让我更好，更自由地去爱这个世界。上苍啊，请让我早日成为一个女子吧！
我深信我的人生将从此与众不同。
我不知道姐姐是怎样向爸爸妈妈评价我们的北京之行的，从下火车的那一刻我们就再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好象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只顾傻傻地，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设想着手术室的灯光亮起的那一瞬，在那照亮全世界的光明中我经常超越了现实，在旁人诧异的目光中旁若无人地微笑着。让时光滑行的速度快些再快些吧，无数绚烂的想象如同节日的礼花般起起落落，身心象花朵一样盛放的感觉已经预先体验。三个月的时间，这是我设定的日程表。那时候的北京，将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