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下午19点，第二集团军司令胡秀山接到了总参谋部的电报。

“东北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东北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部/1922年10月9日/1922年第00867号内部文件/传达致东北军第二集团军各师部/

旅顺-大连战役顺利结束。全歼除关东军水上部队之外的所有关东军各部，战役目标全部达成。原本计划中用于有可能出现的旅顺-大连战役第二阶段的弹药以及运输部队，现在已经转而调拨给第二集团军使用。负责单位已经接到命令，与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对接。第二集团军在此阶段战斗中，以重创或歼灭日本驻朝鲜军为作战目标。望第二集团军发挥出我军战术特点，完成作战目标。

东北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程若凡。10月9日，18时。”

听完文件，连战前最悲观的参谋部成员都斗志满满。旅顺-大连战役胜利，意味着东北军已经占据了渤海海峡的北端，控制了这条关键巷道上最关键的港口城市旅顺。日军想突入渤海，在东北的渤海地区实施大规模登陆可能性极大降低。今后东北军防御体系的基本形态开始确立。

至于那些虽然没有经验，却有着强烈自信的参谋们更是信心倍增。计划用于旅顺-大连战役第二阶段的弹药，尤其是运输工具转而归第二集团军，让第二集团军的战争实力大大增加。

不管是哪一种心情，司令部成员看向司令官胡秀山，完全看不出胡秀山有任何的情绪波动。胡秀山就带着这种色波澜不惊的态度开口了，“日军到现在的表现，证明其指挥官并没有因为日本政治需求而冒进。驻朝鲜军由两个师团组成，分别为第十九师团、第二十师团。根据情报，两个师团的主力，四个旅团都已经北上。兵力约4万5千人。基本都可视为战斗人员。我第二集团军四个军，兵力共12万1千672人，除去辎重后勤部队，约九万是战斗人员。我方与日军战斗人员比例为2:1。根据刚绘制完毕的战区地图，包抄兵力的进军路线已经完成。东线与西线各派遣最两个师的部队对正面之敌进行包抄。目标在于，明天上午12点前，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能够抵达目的地，切断日军后路。并且在日军反击的时候，拖延日军撤退时间，以便其他部队赶到，实施歼灭。”

第二集团军主动进入朝鲜进攻日军，是战前的绝密计划。参与的各部队三天前都以为部队最多越过鸭绿江，背靠桥梁阻击日军驻朝鲜军，只有少数才认为要与日军硬碰硬。便是有硬碰硬打算的，也认为要采用设伏的战术。

现在，突入朝鲜境内的第二集团军摆开阵势要与日军打正面的山地战，大家没想到一直在从容调兵的胡秀山竟然要打一场包围歼灭战。

第二集团军下辖二集团军下辖5、8、23、33，四个军。从番号就能看出来其精锐程度。

然而第33军派到司令部的联络参谋李洛阳上校抢先发言，“请司令部将包抄任务交给我们33军。33军在夜行军方面研究非常有成果，夜行军的手动照明设备就是我军先开发出来的。”

各部队组建时间虽然不同，在实战经验方面都是零蛋。以至于开发一些小工具的经验也被拿出来当做自己的优势。

但胡秀山发现在当下阶段，从量化考虑，各部队训练内容一致，完成度一致，的确没有别的可比性。便是这么小小的差异，也能影响到判定数值。其他部队想拿出更过硬的理由，还真没有。

等四个军在都的联络员都发表完看法，胡秀山命道：“东线，5军与32军的军部加一个师对日军发动正面进攻。32军两个师实施包抄。西线，8军与33军的军部加一个师正面进攻，两个师实施包抄。郑参谋，时间！”

各部队参谋部都有部门负责时间校对，郑参谋的表是与沈阳总参对过的，他抬起手表看了看，“此时为18点39分。”

胡秀山站起身，果断说道：“各部队最晚要在20点0分前派遣包抄部队。各飞艇部队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升空，为各部队提供空中情报支援。”

各军联络军官一起站起身，举手敬礼，“是！”

氨水晒图法在东北出现后，东北军就再不缺乏地图。当下各军行军的时候都带上了特制的晒图机。

在战争爆发前，东北军就已经竭尽所能的绘制地图。两天多来，空军更是高强度的侦查拍照，与派出的侦察兵们配合，绘制尽可能详细的地图。

在电报传到各军的时候，不少师级单位的军官们正带着护目眼镜，带着撒了柠檬酸的中和氨味口罩，围着最新一批热乎乎的地图进行分析。

一座座山岭，一条条山路，一道道沟壑，一处处或许可以让部队通行的山间小路，都在热乎乎的地图上标了出来。

这‘热乎乎’是物理意义上的热乎乎。啥图纸是一种均与涂抹了化学物质的特制纸张。与半透明硫酸纸上绘制的图纸叠在一起，送入由紧密排布的高摩擦力皮带牵引的机器，机器中有特制的灯，照射后，半透明硫酸纸的墨线遮挡住灯，使得不同位置起了不同的化学反应。

之后把这些图纸放进氨水熏柜，加热熏制，使其在几小时内发生另一个阶段的化学反应。最终变成大规模使用的蓝图。因为战况紧急，图纸处理采取最短流程。图纸的味道真的让部队参谋们承受了很大的刺激。

但集团军司令部命令抵达之后，参谋们感觉自己的辛劳终于有了相应的报偿。快速确定的相关图纸送到了军部师部。

33军参谋长熊守旦，看着低头，眉头微皱，也不知道是在思考，或者对这气味不适，又或者两者兼有。

就在33军司令章宇以为参谋长还得多思考一会儿，熊守旦已经开口了，“各团行军路线，我们允许他们迷路的比例有多高？”

一句话就让军长章宇等人暂时无法接受这思路。不过熊守旦参谋长继续解释道：“有些道路虽然从地图上可以认为能够通过，但实际情况并不在我们掌握之中。多路行军，必然出现迷路问题。我认为集团军司令部的命令，已经考虑了这样的可能性，才提出出动两个师，只到达一个团的要求。”

33军司令员章宇理解了熊守旦参谋长的看法，就问后勤参谋，“我们的电台还有多少？能配备到哪一级的部队。”

后勤参谋拿起记录本翻到那一页，稍一心算就答道：“团级部队都有自己的电台。如果只留下最少的备用电台，一个营配备两台电台，一台使用，一台备用。18个营，将有9个营缺乏备用电台。”

章宇想了想，很快做了决定，“通知各部队出发，先出动的9个营给两个电台。另外，询问飞艇部队能否升空。，”

飞艇部队在一战时期已经被充分证明是一支投入产出极为不合算的部队，东北空军针对当下东北亚的各个军队的装备实力，一开始就将飞艇定位于受限环境下有限使用的装备。

所以东北军飞艇设计的时候提出的标准，采用铝骨架的硬质外壳，铝制骨架的吊舱，充氢气。星型发动机配合螺旋桨作为动力，飞行速度在高空5级风下，达到每小时6公里的直线速度。

这种参数在平原就是废物，但是在望山跑死马的山区，还有点价值。然而在凛冽的夜风中，飞艇部队指挥官在电话中果断告诉章宇，“军长，根据在各山头设立的风向仪风速仪提供的数据，现在刮的是北风，风速较高，飞艇部队靠自己动力无法返航的几率有42%。”

章宇知道这个数字是变动的，毕竟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刮什么风。尤其是山区，风向更难确定。但此时真的需要有些空中指引，章宇一狠心，在已经开始发布的出发命令的司令部内问道：“如果你们只需要在20公里航程内往返，安全往来的几率有多少？”

电话那边的飞艇部队指挥官有些讶异，停了片刻后才答道：“我们计算一下，一会儿回电话。”

“我最多给你15分钟，你们尽快报告。”章宇军长说完，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章宇对参谋命道：“联络留下正面作战的2师，夜晚靠近日军阵地的准备方案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通知到部队？”

晚上19点29分，33军1师3团1营第一个出发。各个排都携带了手摇夜晚行军灯。那是一个单兵可以背负的手摇发电机，在腰部位置加了一个可以向各个方向弯曲的探杆，探杆头部有一个瓦数很小的灯泡，带一个半球形灯罩。行军过程中摇动发电机手柄，灯泡就可以亮起来。

这是33军在夜行军的时候开发出来的装备，除了这种单兵背负式的，还有一种是单兵手按式的。不过士兵们都不喜欢手按式的，这玩意虽然方便，可只要一小会，手指就会发酸。之后开发一种如同钳子一样握柄，带弹簧自撑开的。就是说，发电的时候士兵只用捏，钳子把手部分是靠弹簧力量自动复位。不过也不怎么招人待见。因为这玩意用力更大，而且不好稳定位置。

只有军官携带的战场用的电池手电才大受欢迎。然而电池手电消耗的电池。也只有配备给军官使用。

但不管是哪一种装备，部队快速整装出发，带着地图与少量侦察兵向导，也10月已经开始寒冷的山区，向着日本驻朝鲜军后方开始穿插。

此时，深秋的夜空一片澄清，夜色中星光点点，从山区看上去，无垠的夜空是那么的浩瀚。

此时的关内大城内，普通民众中大部分也没有入睡。至于身份并不普通的人，更不可能睡觉。

10月9日下午18点，京城、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东北日报》的号外已经发了出来。甚至在广州，一些与东北政府有合作的民间团体，也开始传播东北政府最新战报。

从10月7日上午开始，关内得知东北军主动进攻日军的人们都陷入到一种奇妙的无语状态。不是这些人不想讨论，而是大家不知道该讨论什么。

从28年前的甲午战争开始，中国面对日军就一败再败。而日本在这28年中蒸蒸日上，眼看着就完全超过了中国。而且中国留学生前去日本的越来越多，对日本的现状了解也多了起来。与日本的蓬勃向上相比，中国经历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又经历了满清倒台，袁世凯称帝的种种。凡是对当今时事还有些关心的人，普遍开始认为中国已经弱于日本了。

甚至连袁世凯在称帝，搞善后大借款的时候都说，‘埋头建设，十年之后再相见。’

1922年，距离袁世凯称帝失败才过去六年。突然间，东北政府主席何锐告知中国各界，东北军对日本开战了。至于开战理由，还是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想到的原因，‘10月6日，东北军士兵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前走失。东北军要求日本关东军在10月7日上午9时放下武器，接受东北军进入关东军司令部搜查。遭到日本关东军拒绝。故，东北军于10月7日9时01分开始，对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

便是些想认真讨论的人，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讨论起。

便是如此，该讨论的还是要讨论。就如在京城，北大的教授中国小说史的周树人，就和同校的一些老师在北大的一间教师办公室内坐着，北大教师们都在讨论着何锐。而周树人则拿着一本‘地缘政治初解’的汉语版翻看着。

周树人并不太想继续加入讨论何锐的事情，却也不想回住处。他现在与母亲和弟弟与弟媳一起居住。周树人的弟媳是日本人，是他的弟弟在日本留学时候娶的老婆。现在弟媳整个人都懵了，非常担心会不会被抓起来。

而周树人的弟弟也有些担心。自从张锡銮出任陆军总长的消息被正式宣布，所有对上层有了解的人就明白了北洋政府的态度。

张锡銮是什么人？前任关外大帅，镇安上将。在关外，认了张锡銮当干爹的人数量并不算少，而想认张锡銮当干爹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何锐抵达东北不到一年时间里，不仅全力栽培何锐，更把东北让给了何锐，成就了何锐今日的名头。

张锡銮上台之后，又在报纸上专门发了‘就职感想’。北洋高层上任后，真正被关注的是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张锡銮已经79岁，手里无兵无枪，谁都知道他是被特别的原因推到陆军总长这个以往大多由国务总理兼任的职务之上。

而各个大报纸又都转载了这份‘就职感想’。通篇，无一字提及日本与何锐之间爆发的战争，甚至不提何锐的名字与日本，仿佛这件事完全不存在一样。张锡銮只是表示，政府是为了国民幸福安全而存在，也会竭尽一切力量维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幸福安全。

这云山雾罩的话在周树人读来，就是北洋政府对何锐的支持。

而北大教授讲师们谈起何锐，不少也只是对对军事做些模棱两可的判断。或者继续之前对何锐的评价，然后加上何锐突然发动战争的一些新评价。

周树人对何锐的看法很保守，因为周树人不是太能看得懂何锐数年来的所作所为。说何锐保守，何锐搞的土地改革，在东北将地主士绅一扫而空，而且对地主士绅们的存在意义进行了经济层面的分析。这种分析可是非常不客气的，引发了关内地主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对与厌恶。

说何锐激进，何锐对于农村以及城市发展，提出了‘先促进小商品经济发展，以活跃经济。为创造更大的市场经济运行创造条件。’

这样的发言就回到了穷困的平民身上，引发了文人中主张‘实业救国’理念的一派人的嘲讽。这帮文人认为，何锐把力量放在穷人身上，穷人有钱么？没有钱搞什么市场经济？这不就是收买人心么？

当时以范旭东为代表的企业家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他们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

当知识分子、企业家尝试“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时，周树人正试图用手中的笔唤醒国人。

1919年初，38岁的手术人发表了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的牺牲，这一年，周树人也在忙着搬家，从老家绍兴搬到了北京。

周树人发现，何锐的政策看似符合了不少‘理念’，却又遭到了持这些理念的文人的反对。

在文人们继续评论以及反对何锐的时候，周树人倒是第一次对何锐的思想起了兴趣。就拿了何锐的著作开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