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队长来到第五生产队，没用介绍，乡亲们就把我们围起来问这问那，亲热得像一家人。

民兵排长铃姐带着我和我的同伴小菊一齐劳动，一边教我们干活儿一边关心我们的生活。她还提出建议：集体宿舍离咱们队太远了，你们上班不方便。干脆帮你们借一间房吧，就住到队部跟前来。

这可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很高兴地答应了。

铃姐怕我俩住一个大屋子害怕，就从家里搬过来，每天晚上陪我们。后来又把我们介绍给大舅一家，帮我们搬到大舅家的对面屋她才完全放了心。

大舅和舅妈以及他们家和我们年龄相当的女儿对我俩都特别好，每次做了特殊的好饭都让我们先尝一尝。

大舅的妹妹秀姨曾经和我妈妈一起做过妇女工作，她经常叫我在工余时间到她家学做缝纫。那台缝纫机，连她的女儿们都不准碰，却只叫我随便瞎嘎达。多少次被我弄得乱线塞住机针动弹不得，秀姨都笑眯眯处理好，并鼓励我不要灰心，多多练习肯定能学好。当我顺溜溜轧出一趟平滑线时，秀姨比我还高兴呢。

秀姨的丈夫、我的远姨夫是队里的会计，每天跟社员一样下地之后，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全队的人计工分。他的性格特别温柔，和姨的感情很好，他的人缘也很好。有一阵儿，我和同龄社员小芹随远姨夫和另一位大叔压挂面，姨夫总爱和我聊天，给我讲农活儿的基本做法，还讲他参军时经历过的战争场面。压挂面结束后，我和小芹成了好朋友，小芹成了那位大叔的儿媳妇，而我和秀姨一家的感情进一步加深。在自留地秋收时，远姨夫常叫上我，先割几颗青玉米、几颗黄豆，再点燃一堆火，用不多久，玉米和黄豆的甜香味就会引人流口水了。我真不记得帮他们做过什么农活儿，但那堆篝火和火烧青玉米加黄豆的画面总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从农村出来后，我常在梦中回去探望姨和姨夫。到第十八年，我实在忍受不住思念的煎熬，给远姨夫写了一封信，要回去看看。

姨夫回信说：还是别来了。你姨生了病正在恢复期，怕你见了难过。

这一下，我的心更加不安，利用过年回老家的时间借了一辆自行车急急奔去。

姨夫见到我笑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姨家有好几个我熟识的人，我还见到了姨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他们中有的年龄和我相差不多，有的还做过我的学生。

姨虽然病过但精神不错，接过我送给她的月球车很高兴，立即在不太灵活的手臂上滚动起来。

大舅和舅妈也闻讯赶来，我们一屋子人聊得特别开心。

我给姨和大舅家分别买了部分食品，虽说东西不多，但多少表达了我的心意。

去年，我听说姨和姨夫都先后去世了，心情黯然的同时庆幸自己多亏在那年去了一次。

我们队长以及乡亲们都对知青特别关照，给我们最高的工分，却总分配最轻的活计。特别是我们两个女的，最热时让我们学习压挂面，秋收时让我们到菜园摘菜或是跟着上房晒粮食。

“三夏”是农村最忙的季节。白天，我们去六十亩地割麦子，晚上还要抓紧脱粒。辛苦还是其次，主要是那碎麦芒飞得到处都是，弄得浑身痒极了。不过，人要太累就什么条件都顾不上了。半夜吃罢饭我们可以休息一阵儿，每人都是就近扑拉一个麦秸坑合衣躺下就睡着，直到被人叫起接着脱粒、堆垛。社员们已经习惯了，而我，只要有时间回家，就得睡上一整天再加一夜才能调整过来。

种庄稼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一般我都是跟在犁地及点种的后面一个脚印接一个脚印地踩，一口气干到收工。有时社员亲切地叫我“歇烟儿”，我都摇头拒绝，因为真得不累。于是我被形容为“不知疲倦的小电滚儿”。

我还喜欢插秧。站在水田里，接到对面甩过来的一把秧苗，和社员一齐比赛般地倒退着插。总有人夸我：分得均匀、插得实，而且速度还不慢。只是有一次被蚂蟥钻到才有了戒备。

最令我们高兴的事儿是收秋。二、三十个人拿着镐、锹和大筐，今天收萝卜、明天刨白薯，过两天去沙土地收花生。我们一边往筐里捡，一边挑好的吃，有人把皮在袄上蹭一蹭，有人用镐嗑掉皮，有人干脆就着土一起吃下去。那时大概污染较少，只见到就着机井水吃撑吐出来的，还真没听说哪个吃坏肚子拉稀的。

冬天，我们要挖沟里堆积了一年的河泥做肥料。我们一层层往下挖，越挖颜色越重。然而，由于冻得不太结实，总会出一些水，便由两个重劳力隔着一条沟对面站好，用长绳拉一个戽斗往外掏水。他们就像打地基一样，一边拽一边唱，内容很随意。我觉得他们帅极了，便提出也要去淘水。那两位社员乐呵呵地叫我上去看看。我心花怒放地立刻走了上去，却不料发现他们踩的地方全是泥水，不小心也许就会从高处摔下来的！我胆怯地退了下来。

这一下大家可有了笑料，唱词里马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惹得很多社员瞧着我哈哈大笑。我知道他们是善意的，也跟着抿嘴一笑，心里暗自打定主意。

第二天早晨，我第一个站到两、三人高的土台上，脚下的冰冻得很结实，一点儿也不滑。

见上来一位社员，我立即拿起长绳要和他淘水。不料他不吭声也不动弹。又过一会儿，大家都来了，看到我的样子都沉默了。直到我着急了，一位大哥才慢悠悠地说：你下去吧，没人敢和你拽的。我急忙问：为什么？好几个人都说：要是知青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担不起呀！

我下，我明白了大家的好意，主动退了下来。

原来，我们的身份如此尊贵，怪不得我做得稍好一点儿就让他们那么满意呢。

从此，我更加小心地参加劳动，决心不让乡亲们操心又担责。

1975年月5日，大队民兵连新的领导班子成立，我被选做班长，这让我惶恐不安：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怎么能当小领导呢？但我推了又推还是没推掉，只好担着了。恰巧第二天干农活儿，队领导都不在场。该休息时，社员们把我围在中间，说我是最大的头儿，让我发话。我惊恐地看看不远处的房屋，央求般说：那你们歇一会儿可得回来呀？大家笑着散去，又微笑着回来继续干活儿了，这下我的心里才踏实下来。

月19日，辛大哥召集全体知识青年在大队开会，总结我们下乡几个月来的工作，我作为知识青年的一个小组长和伙食委员，很受鼓舞。

月8日，我踊跃报名参加打井队，还递交了决心书。不久，我和部分社员到比较远的地块打井，为搞好农田水利做出了贡献。

月9日，我们全体知青栽了“扎根树”。

望着那一颗颗绿色的杨柳，我的心中无比激动。当天在日记里写道：小树啊，我要像你一样，深深扎根在土壤中，永不动摇，茁壮成长。不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要深深扎根于那里的人民群众这个土壤里，开花、结果。

我从心里喜欢曾经下乡过的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乡亲们的深情厚意我一直记在心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