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火车站，妈妈率领我们姐妹三人沿县城的大街一直往北走，等闻到浓郁的煮染味道，就到印染社的染布大院了。
大门又宽又高，能走一辆大马车，我们叫它“大车门”。宽阔的院内竖着几根粗木杆，上面拉着长长的铁丝线，用来晾晒洗、染后的布匹。靠里边的地面上有一个砌着巨大锅的灶，染布时，锅里会升腾起浓浓的雾气。
隔壁的店铺门前有一组台阶，把门店衬托得挺高大。
店铺里面也很宽阔。临门是一个高大的柜台，后面满墙的架子格里，一边放着顾客拿来需要印染的布，另一边放着染好并晾干的布，待顾客来取。
靠窗的位置摆了一个大麻将桌和几把红木椅子。
横向往里还有一个厅，再里面有间卧室，是老板常住的地方。
那时的环境背景是：国内刚刚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印染社由私营转为公有，我爸爸的身份是公方经理。
也许是我爸爸的职务所在，因而在印染社碰到的人都对我们挺客气，正好我妈妈换了另外一个离县城比较近的公社，于是爸妈在协商好后，把我们的家临时安在了社里大院的中院。
我和姐姐转到二街小学，我们俩结伴走路上学没有问题，而妹妹或在爸爸身边或自己在屋里玩儿也挺安稳。
妈妈隔三差五回来一趟，感觉我们又过上了比较像样的家庭生活。
不料在这时，我姥爷不幸因病去逝。我姥姥难过得太厉害，把眼睛都哭坏了。
为了给姥姥换个新的环境，妈妈回老家将她接了过来。
从时间上看，我们在印染社并没住多久，但在这里发生的几件事实在令人难忘。
第一件又是我做的傻事。
有一天，我和姐姐放学归来，见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挖了个深坑，里面还有一层被水发过的白石灰，灰的表面有很厚的龟背纹似的裂缝。
我俩面对石灰坑，对龟裂缝的干湿程度产生了意见分歧。
姐姐说：“别看它裂这么深，其实里面并没干。”
我说：“眼看它都裂到底了，肯定干了。”
姐姐笑了：“你要非说干了就跳进去看看。”
我确信它已经干透了，根本未加思索就跳了下去，结果却被浆糊似的石灰膏箍住双脚动弹不得。
姐姐赶紧叫爸爸将我拉上来。
妈妈也紧跟着跑了过来，他们叫我换了鞋，却不让我立刻洗脚。
爸妈并没有因此责怪我们，但他们的处理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沾上石灰的物品千万要等晾干后将灰清掉再洗，否则石灰遇水腐蚀性特别强，会烧坏物品的，就是沾皮肤上也如此。同时我还不得不承认：姐姐确实懂得比我多。
那双裹了厚厚白灰的鞋，被晒在窗台上好几天，每次经过，姐姐都指着笑我。
我也跟着笑，并在内心里提醒自己：以后可别再做这类傻事了！
第二件是我姥姥突然脑出血，被爸爸及时送到医院，经抢救治疗痊愈的事。
我姥爷的去世对姥姥打击很大，虽然让她离开老家变换了环境，但因首次来我家，又借住在印染社里，让她总有一种不安全感。
我姥姥性格柔和，有了憋闷事也不吭声，除了干活就是独自哭泣，因而积聚成病。
一天晚上临睡前，姥姥照例去院内厕所，却很久没回来。
我爸爸是个精细人，凡事力求完美，晚上睡觉也必定等到全家齐了才安心。这次久等我姥姥不来，便让我妈妈去看一下。
妈妈到了厕所，发现姥姥已倒在墙根下不醒人事，急忙高声喊叫。
爸爸正注意倾听，赶紧穿衣下地飞奔过去，一把抱起姥姥就往医院跑。
多亏医院离得近，加上爸爸跑得快，经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姥姥很快清醒过来，又经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家庭维护，幸运地完全康复，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这下，姥姥心里可踏实了。后来，她无数次向我们描述发病前后她明白时的情况，夸自己的大姑爷在她昏迷状态下及时救援以及精心的后期照顾。
自那事以后，我姥姥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家里的一员，每次到来都帮着做饭、做家务，对我们也格外关心。
第三件事的发生让我们彻底离开了印染社。
我们一直以为，爸爸在社里的人际关系特别好，因为他经常和老板以及另外几个员工在下班后打麻将，还边抽烟边聊天，气氛挺好的。
可是那一晚，我们都睡醒一觉了还不见爸爸回来，于是妈妈让我去叫一声。
我迷迷糊糊穿衣出屋，马上被院里的凉风吹醒。
推开店铺的后门，一股浓烟猛地扑过来，呛得我咳嗽起来。
屋内点着昏暗的煤油灯，爸爸和几个人围着麻将桌打得正带劲儿，桌上还放着几个酒瓶，有空的有满的。我走到跟前时，正好爸爸胡了牌，老板带着几个人给爸爸敬酒，满脸笑容、满口赞语，一致夸爸爸打牌技术简直太高了。
爸爸见到我，马上起身要回屋，却被老板按住了。老板瞬间变换了模样，严厉地有些吓人。他强硬地说：赢了牌的不能说走就走，必须得所有输了的人都不想打了这牌局才能散。
其他人自然频频附和。
爸爸有些无奈地让我先回家。
老板嘿嘿笑着伏到我耳边说：是呀小妹妹，你先回去吧？
他的声调与脸色一会儿几变，让我心生恐惧；他的烟酒气味非常浓烈，让我避之不及；我还看到他的嘴里镶着几颗大金牙，拇指上还套着一个大大的扳指。头一次看到如此的装扮，感觉很不舒服；他对我的称呼也令我莫名其妙：刚才他叫爸爸为“经理兄弟”，转过身却又叫我“小妹妹”，真让人费解。
我逃离似地赶紧回家，把情况简要向妈妈说了一下。
当时我并未多想，很快就睡着了。
清晨，还在熟睡的我忽然被妈妈气愤的吵嚷声惊醒了。我看到姐姐和妹妹正爬在窗台上，但看不清外面是什么情况。
没有爸妈的召唤，我们不敢轻易出屋，只好耐心等待。
过了一会儿，爸爸疲惫不堪又无精打采地回来了，跟他平时腰板挺直的精神气儿简直天差地别。
那几天，我爸妈表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景象：一向坚强、自信的爸爸呈现出少有的软弱，而爽快、外向的妈妈则学会了轻言轻语并对爸爸格外温柔。
妈妈明确对我们说明了此事：因为爸爸作为公方经理办事认真，坚持为国家把好每一笔账，不许逃税，不许做假账，结果引来了报复，被人设计陷害。
就在那天晚上，老板带领几个人把我爸爸灌醉后，故意架到了老板的床上！
说起此事，妈妈气愤异常，斩钉截铁地说：“说你爸有别的问题我还信，说他有作风问题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我向组织做了保证：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有作风问题，竺轩也不会有！”
后来，我们才明白：正是由于妈妈的坚定，才给了爸爸强大的支撑点。在组织详细查证之后，证实了妈妈的判断，很快把问题搞清楚了。
但我爸爸再也不愿呆在这里，提出了调动申请。时间不长，他又回到水产公司，还是担任原来的副经理职务。
在印染社不长的时间里，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幼稚与鲁莽；知道了人会生病，生病了要及时去医院找医生；还见识了社会上的另一类人，多少感知了人性还有恶的一面。虽然我们姐妹当时年龄小，又有爸妈的遮挡，没怎么往心里去，尽管我们因祸得福，由此逃离了复杂的环境，但这件事让我妈妈气愤至极，特别是给我爸爸带来了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是很难磨灭的。
如果能有“E1我”就好了。她可以代替我留在家里，那就能和妹妹一起玩儿了，也能陪姥姥上厕所，还能跟在爸爸身边，免得他被别人暗地里算计。
出了印染社后，我只想念过那里的一个人，就是一位值夜班的老师傅。我始终相信他是一个好人。
在我们坐火车经常往返来看爸爸时，只要这位师傅在，总会笑眯眯地给我们开门，就是时间过晚，已经上了门板后，他也会马上跑过来，一边真诚地和妈妈说话，一边迅速打开大门。
出事那天晚上，正好是他值班。后来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在给我开后门时，他使劲儿瞪着我，就像一个憋极了又表达不出来的聋哑人那样急切又不知所措。
事发后，他又像自己做错了事情一样惶恐不安，每次我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怜悯与自责。
可惜我当时太小又太简单，只知道听老师、爸妈和姐妹的话，什么杂事也不往心里装，辜负了他的一片善意。
如果有了“E我”，就要多陪陪这位师傅，和他在寂寞的夜里谈心，让他明白我懂得他的那份真诚。就算搬出印染社后，也要常去探望他，让他感受到一个好人应该得到的温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