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夏末，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夏粮已经基本收割，往南的地区还要更早一些，而孙可望和刘体纯策划的“粮食战”也随之展开。
军情司派出了数百名线人，除了专门联络各地绿营军头，争取地方乡绅的合作和策应之外，还有为收购清廷统治区内的粮食，开辟走私通道的。
随着清廷节节败退，八旗损失惨重，独木难支，除了江南重地，其在北方各省的统治秩序只能更多的依靠汉人军头，这使得两地的走私贸易逐步开始猖獗。
而为了筹备更多的军饷，制造武器，清廷加税不断，徭役繁重，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原本因为人口损失过半，天灾减少而稍稍缓解的人地矛盾和刚刚恢复的生产力很快又被破坏。
随之而来的，清廷的统治也陷入了明末崇祯朝的恶性循环，在不断加税和繁重的徭役中，渐渐形成了一股又一股的流民。只是因为时间问题，还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
但数以万计的流民很快又和退入山区的各地义军结合，原本已经被清廷正压下去的义军再度死灰复燃，星星之火，逐成燎原之势。
不过，相比起三百年的腐朽明廷，清廷还是可以做一番垂死挣扎的，既然从百姓这里刮不出钱来，那就从乡绅这里“借”，对付这些汉人，满州贵族们可毫不示弱。特别是有了江南严查欠税的成功经验之后，更是一点不含湖。
但问题是，清廷能够迅速在关内建立统治，靠的就是和这些乡绅合作，一起收刮穷人，如今狗咬狗了，很多反应过来的乡绅已经在谋划着投靠孙可望，李定国了。
当然，很多大族是两边押注的，几个少爷抽签，一个投绿营为清廷效力，一个偷偷潜伏过去投明军作人质，还有的留守家业，反正只要有一方赢就可以了......
甚至还有的乡绅为了和军情司联系上，表示自己身在清营心在汉，是忍辱负重，曲线救国，花了不少银子找门路，但这些人中，大多数都被那些所谓有门路的骗子给白白骗了。
相比之下，依靠“编户齐民”和“营庄”，“农兵”，在西南各省老区，湖北，江西等新收复地区迅速建立了统治，又在夏粮的征收中，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威慑，彻底压服地方的南方八省，则是一片欣欣向荣。
湖北，江西等新收复地区的乡绅在经历了年初的剿匪之后，再也不敢反抗，他们最终还是看明白了——孙可望是个狠人，不要尝试和他讨价还价，更不要试探他的底线，这已经不是闹一闹就可以免税的前前朝了。
但是，他们也没得选，在这个乱世中，天下第一强军在孙可望手里，只要他能打胜仗，就算学着李自成追赃拷饷，治下也无人敢不从。
各地营庄在大量农具，耕牛，种子和新兵修缮的水利设施的支持下，生产也迅速恢复，再加上连着几年的风调雨顺，长江中游，珠江中下游的夏粮迎来了大丰收。
孙可望创造的体系凭借着极高的效率和领先这个时代的组织度高速运转，在军队有限扩张，人丁翻倍的前提下，钱粮短缺逐渐成为了过去式。
与此同时，通过海贸，钱折子，以及士兵休假等多项措施，短短一年时间，孙可望就通过钱庄积累了巨量白银，短期内可集中调动的数目超过二百万两。
孙可望虽然不缺粮，但是清廷缺粮对他来说很重要，要是江南，河南，陕甘这些交战地方爆发了粮荒，粮价暴涨，清廷控制区原本就因为巨大的军费开支而及及可危的经济秩序必然崩溃。
当然，孙可望也没打算靠着二百万两白银就买空整个北方的粮食。不同的地方他的策略是不一样的。临近己方控制区的，则是军队接应，取之为军粮，也省得运输，更能省下一批军粮。
而且，取粮于敌，乃是事半功倍之事。而远离交战区，清廷腹地的，买来之后大部分交给义军，实在无可奈何，无人转交的，则就地焚毁，以免被搜刮出来......
伴随着买粮活动，更重要的是散布谣言，哄抬粮价，二百万两白银的巨量资金和粮价上涨带来的囤货居奇，足以使得清廷控制区内粮价大幅波动。
在刘体纯的精心布局下，陕甘，河南，江南等地的粮食价格快速攀升，很快超过了五两一石，有些地方在获得了军情司支援的义军光顾之后，粮价甚至突破了十两一石。
与此同时，粮食价格的迅速攀升和清廷的横征暴敛，使得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流民队伍，义军愈演愈烈，四处出击，裹挟百姓劫掠清军在各地的仓库。
山东，山西，河南西部，南部，南直隶西部，各省山区很快就被义军占领，山东因为地理位置和运河之便利，更是成了重灾区，北方义军，十之二三汇聚于鲁。
这个时候，清廷下发的军饷根本不够士兵湖口，特别是为了对抗义军，各地急剧膨胀的绿营守兵，他们一月不过一两银子，收入微薄，虽然也发一些粮，但此时因为粮价过高，已经拖欠，各地怨声载道。甚至还有地方因此爆发了绿营反正，然后和义军合流的现象。
而随着北方腹地愈演愈烈的民变和兵乱，运河漕运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顺治皇帝不得不再度将正在北京训练的八旗兵派出，甚至还下旨让岳乐调遣数千八旗军精锐北上助战。
孙可望打“粮食战”，就是为了削弱清军控制区的经济，破坏对方军队的信心，以达到减少大军伤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二百万两白银看起来很多，但要是从零开始建立一支精锐野战军队，甚至不说打仗，只是装备，训练和维护，也不过是五六个殿前军混编营，两三万兵马一年的综合费用罢了。
当然，这是把所有的开支折银的算法，孙可望的大军是在钱粮共用，营庄分地，又有自己的工坊的基础上建立的，单纯军饷的耗费并没有那么多，更何况军饷大部分都只是钱折子上的数目而已。
要不然，占领了那么多地方，孙可望何以只敢扩军到三十多万？其中还有七八万是卫戍军，招募的新兵也不过十万上下。
其中真正按照精锐强军培养的，其实只有殿前军的八万大军和李定国的嫡系部队而已。冯双礼，马进忠，李来亨和刘文秀的兵马装备，补给都是要差许多，所费军饷更没有那么多。
而“粮食战'一旦奏效，就不止是少死一两万兵马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其中的武器装备损耗，伤亡抚恤所需等等，都将大大减少。更不用说大部分粮食并没有浪费，其实也算不得亏，还能多出一两万有过大战经验的强军。
不过，如此一番折腾，北方各地的百姓也将会因为粮荒兵乱，付出数十万的生命，甚至是更多。但若不这样，孙可望便难以以最小代价击溃江南清军，然后问鼎天下，迫使李定国，郑成功等人放弃武力相抗的机会。
换言之，孙可望在将来和当前中，选择了牺牲北方的几十万百姓，他要最大可能在接下来的军事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实力，作为夺取天下的资本，进而将可能爆发的内战控制在最小规模，甚至掐灭在一开始。
他那晚和陈少川说不想同室操戈，其实也并非只是为了让对方去干他不好自己动手的事情，也真的是内心的真情吐露。
杀郑成功和郑军，孙可望或许还不含湖，但是杀李定国麾下的七八万大西军，他就真的有点下不去手了。不过，这也只停留在能不杀是最好的，若要杀也必然会动手的程度。
这是争夺天下，容不得妇人之仁，而且孙可望怎么知道李定国不会下毒手？
到了九月份，孙可望从长沙启程，在最新选拔的亲卫军护送下由醴陵-南昌一线重返江西。他的亲卫军经历过几次大战，损失惨重，如今除了几个骨干，全都是各部兵马中的新人。
为了提升自己对大军的控制，每一次调整，孙可望都会将自己手下的亲卫下放到殿前军各部，担任军官或者军法队。然后又从各部挑选精锐，补充到亲卫之中。
殿前军各部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来训练的，兵将之间的磨合并不困难，各部之间配合作战也同样十分频繁。
这些军官和他朝夕相处，关系并不一般，更是自成体系，唯孙可望是瞻，军中将士都将入选亲卫军视为晋升的重要机会。
不过，这样的晋升机会代价极大，特别是孙可望喜欢用自己作为诱饵，亲卫军最终的伤亡比甚至是殿前军军中最高的，往往十不存四。但只要能活下来，那就是大好的前程了。
来到南昌之后，孙可望又开始了战前的巡视，这同样是他敲打将领，保证自己对军队掌控的重要途径。
不过，大多数时候，在他到之前，各个地方的情报便已经放到了他的面前，大体的动向孙可望是一清二楚的。军情司的内务部同样不容小觑，这两年更是已经渗透各地，被军中将士和大小官吏称为“新锦衣卫”。
借着巡视各地的机会，孙可望也加紧修复和赣西，赣中各府乡绅的关系，每到一个府城，都会召集地方大族代表见面，更是要求对方将子孙送去书院，参加科考，谋取一个好前程。
虽然大半乡绅都选择了归顺孙可望，但仍旧有不少顽固派，观望派，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地方传承了数百年的大族，行事非常低调，地方人脉，产业都非比寻常。他们能不和殿前军起冲突就不和，当初“剿匪”也没有牵连到他们。
这些名门望族才是真正能够影响到江南乡绅，甚至是北方各地乡绅的，别看有的已经二三十年，甚至五六十年没出过一个进士了，但上百年的积累，影响力仍旧是巨大的。
要知道，清军入关以前，江南地区的商业贸易是非常发达的，各地之间的交流也十分频繁，更别说作为科举大省的江西了。若是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和农业，如何来的成百上千的进士，举人？
孙可望要想顺利称帝，还真的得争取他们的支持。这倒不是说他们能在背后控制军队，掀起政变什么的，亦或者军头是财阀的傀儡这种低级的阴谋论，无端的猜想。
孙可望要争取这些人，是为了避免他们倒向了李定国和郑成功，是为了要道统，要称帝的合法性，手上有兵，消灭所有敌人当然也可以获得这些，但代价太大了，许多文明成果也会因此消亡。
或者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一点：十七世纪，仍旧是地主乡绅的世界，孙可望可以加强中西方交流，引入新技术，开展政治体制和经济改革，但这些并不是一日就能完成的。
他要完成这些变革，就得掌握权力，而和地主乡绅合作，则是掌握权力的必要途径。如果失去了权力，孙可望所谋划的一切，都将只是纸上谈兵。
换言之，要不孙可望拉着地主阶级一起转型，要不大家一起灭亡，历史的车轮又不知道会滑向何方了。要知道，历史从来不是必然的，只能不断增大某一方向的概率。
等到孙可望巡视完江西各府，又重新回到南昌坐镇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份了。
此时，抚州，饶州，黄州等地明清双方交锋不断，各自派出了斥候袭扰对方，烧毁对方即将秋收的粮田，每日都有十数人死于战场。
这些斥候是军队的眼线，他们从各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潜入，出击，不断试探着对面敌人的军事布置，以确定军力虚实，而烧毁粮田则是顺手而为的事情，也能给敌人造成不小的损失，扰乱敌对方的人心。
殿前军的战兵，骑阵虽然能倚靠高强度的训练，做到胜于清军精锐的地步，但斥候这种倚靠经验和个人神勇的兵种，双方几乎没有差距，只是不断交换着伤亡。
当然，这些小事自然不会传到孙可望的耳朵里，引起他注意的是殿前军和李定国大军在抚州，赣州吉安三府的种种纠纷。
不止如此，孙李之间有龃龉，上行下效也就算了，郑成功在延平，泉州等地也不安分，李军，郑军同样小摩擦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