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牵回了两匹年纪稍大的矮种马，还带回了一个皮斯托尔和几个埃居，都交给维耶尔。神父再不敢尝试说服他，只管收下来，找机会悄悄留在他们家灶台上。他还把手杖留给王储妃，以备她不时之需。

两个密探便一同出门牵马，多米则到后院去修栅栏，留下女主人和玛丽在厨房剥豆子。

说到剥豆子，一开始女主人吓得不轻，担心伤了玛丽的手——也担心豆子被剥得不像样——直到看到她熟练的动作才放了心。

“你以前做过这个？”

“做过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我有时候的兴趣是下厨。”

没聊两句，外头就传来几声巨响。两人急匆匆跑出去。

只见马棚边上，维耶尔仰面躺在地上，两手抓着阿妮珂双臂；阿妮珂跨坐在他身上，掐着男人的脖子。两人衣冠不整，气喘吁吁。

“我的上帝啊！”

听到女主人的惊叫声，他们迅速放了手，弹簧一样地分开。

“我什么也没看见，”女主人划了个十字，“年轻……总是会犯错误的。”

说完她走进屋子。

玛丽忍着笑，冲他们意味深长地眨眨眼，“你们继续，慢慢来。”也随着进了屋。

阿妮珂牙齿咬得硌硌响：“王储妃竟然以为我会对你这样的人有兴趣？简直是我的耻辱！”

“彼此彼此。”

实际情况是，维耶尔警告女密探，即便他没有了武器，也照样有的是方法杀了她；而阿妮珂冷笑表示他可以试试看，小心被反杀。你一言我一语，就真的干脆动起手来——反正他们早就想这么干了。

被这么一打岔，两人倒是都冷静了头脑：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等出了村子，再见分晓。

他们一走，玛丽顿时像是卸下了大包袱，浑身都轻松了。她向多米夫人买了一套衣服穿上（对方坚持衣服的钱已经算在那些金币里了），跟在对方后面，什么都要看两眼、问两句。玛丽外表年纪还不大，多米夫人也就当她童心未泯了。

“平常你们到什么地方买东西呢？”

三言两语之后，话题就到了玛丽最关心的消费市场上。

“就到附近镇里的集市上。”

“哦！离这儿远吗？”

“远倒是不远，就在利穆尔镇，我们现在去，下午就到了。”

这就是有钱人喜欢城市的原因。以巴黎为例，小集市散布各处，相当方便，而大型集贸市场，例如阿利格尔，更是闻名全巴黎。话说回来，也只有大城市里旺盛的消费需求，才会带动集市的兴盛。

“那个集市大吗？”

“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多米夫人笑呵呵地，“恰好我也想买些东西。”

刚刚入手好大一笔钱，家庭主妇添置家什的欲望在熊熊燃烧。

不过首先她得给丈夫和孩子留午饭。这不难，大多是早餐时一起做好的，内容几乎一样，只是将稀麦片粥变成了稀玉米片粥。不见一点荤腥，也没有油花。

她们向还在跟栅栏奋斗的多米打了一声招呼，就背上背篓、提着篮子走了。

集市相当小，一眼就望到了尽头，货物也大多是农产品或者牲畜，偶尔有一些小手工，还有一个吉普赛女人坐在路边给人看手相。和巴黎的市场比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

“假如这个集市上买不到想要的东西呢？”

“在奥尔赛还有个更大的集市，每个月举办两次，我们就去那儿买。不过大部分时候用不着。走到那儿要一整天呢！”

在面包店前，多米夫人犹豫了许久；她想买一点白面包，尽管巨款在手，还是有些舍不得。

白面包是用精致的小麦面粉做成的，和掺杂了黑麦、大麦、燕麦之类、有时甚至还带着麦壳的粗糙黑面包相比，真是又香又软，当然价格也是翻倍的。

“2苏一片？”问了价钱，她长叹一口气。这还不是一整个面包，而只是吐司上切下来的一片。

玛丽二话不说，买了下来。

假如按照后世某年的统计，中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全年8000元左右，对应的一片白面包的价格就是8元！顺带一提，同年官方统计的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46万（也就是一个月2000出头），网上流传的任何高得离谱的数据都不是“被统计”了，而是被骗了。

玛丽现在才知道自己在凡尔赛宫和朗布依埃吃的普普通通的食物，在平民眼中是何等奢侈。

从多米夫人口中，她还了解到，尽管自家也种粮食，但通常不吃；因为他们种价格较高的上等小麦，是留着出售的，而后用所得收入购买廉价黑面包——中国也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真是“有钱的家庭各有各的活法，没钱的家庭总是一样的。”

即便如此，多米一家单单花在面包上的钱，就占所有开支的一半；整个村子的状况都差不多。

后来一个叫恩格尔的经济学家，用食物消费占个人总支出的比例，定义了一个系数，即恩格尔系数。因为食物是刚性需求，越是穷困的人，就越是不得不将少得可怜的收入主要花在吃上，以保证自己活命。而富有者则能够随意将钱花在其它方面；所以，系数越高，就说明越贫困。

多米一家无疑超过了0.59的贫困线。

然而他们并非无业者，家中也没有病人或老人。虽然土地是向领主租种的，但出乎玛丽的意料，他们并不认为地租负担很重。

当年多米的爷爷从外地迁徙过来时，从原先租赁这片土地的农民手中买下这片土地的永久租用权——领主对此无权也没有兴趣干涉，只要新租户继续交租就行了。租用权中规定的地租是永久定额的，也就是说，无论物价涨还是跌，无论产出多还是少，金额永远固定。总体上，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法国的物价是趋于上涨的，货币是趋于贬值的，地租也就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起来。十年前10里弗尔或许值一匹马，现在可能就只值一头驴了。

这也是像郎巴尔那样的贵族的收入中，地租占比越来越低的缘故。为了维持收入，贵族们另辟蹊径，有的改而经营别的产业，有的试图取消永久租用契约，有的想方设法借用别的名目收取费用，有的直接将曾经的公共用地占为己有——也就是圈地运动。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的领主暂时还没有把脑筋动到他们头上。多米一家作为普通农户，勤勤恳恳地种地，偶尔依靠临时工补贴家用，近些年也没有经历过粮食歉收的糟糕天气，然而在交纳各种租税之后，仍然吃不饱饭。

四个汉字浮现脑海：体制问题。

换言之，无论玛丽想要做什么产业，恐怕都别想在占法国总人口80%的农民身上找到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