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就是这样，幸于此时混乱纷争的诸夏尚无一个体量足够的外敌。

马镫和步卒军制改革、新作物农业技术的革新，使得诸夏在某种程度上联系在了一起，诸国之间的征战不再是两国之间的事。

小国的存亡由不得自己，甚至由不得主攻的一国。

新郑城中，围城第二十七日。

魏韩再度增兵，调集了数量更多的火炮，使得城中军民抢修城墙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了。

但是城邑仍旧在坚持，民众在盼着一个希望，一个赶走了魏韩便可以让君主贵族履行契约拥有自己的新生活的希望。

新郑城内西北。

这里是郑国的宫殿区，也是宫室城区的所在地，贵族们居住在城邑的西北，而平民和贵族们之间隔着一道内城的城墙。

新郑的城墙只有北面有行墙马面的结构，因为修筑这种结构尤其是配合火药而形成的防御体系花费高昂，北面直面宫城，所以防护森严。

溱水和洧水形成一个类似于“y”的交叉地，郑国的三面都是依托着洧水溱水修筑的，防御起来要容易得多。

这一次魏韩联军的主攻方向是东北角，西北这边反倒是被攻击的不那么猛烈。

西侧的城门处，几个打着哈欠的士卒终于盼来了接替他们的人，验证过之后，一队精锐的武士接替了城门附近的防御。

这里非是魏韩联军的主攻方向，但外面仍旧有不少的魏韩士卒驻扎。

外面正是墓葬区，贵族的墓葬区，魏韩联军并非是几十年后攻下临淄城的燕军，也没有有人进言诸如“挖城中祖坟以恐吓城中促使投降”之类的“高见”。

这倒并非是魏韩联军的素质更高，而是因为联军中还有一部分当年新郑政变之后逃亡出去的六穆贵族，那些墓葬区也是他们的祖坟。

城墙上，交接换防后的郑人士卒等待着一个机会。

他们是郑君的心腹，也是郑君的封臣，这也是郑君乙这些年得以堪堪和驷氏抗衡的资本。

之前的几次守城反击中，郑君的私属精锐并没有全力参与，倒是那些贵族的私卒损失有些大。

现在这一侧的城门处大多都已经是郑君的心腹人，卒兵未必是，但军官大多都是。

宫室外，郑君乙看着就在宫殿南侧不远的宗庙，心中为自己找的那个开城迎接魏韩的理由似乎更加地有道理。

郑国最开始的封地不在这里，在秦地，烽火戏诸侯之后，郑国才迁徙到了中原，最终选择了最为有利的真正中原，也曾凭此称霸过。

俱往矣，郑君乙明白新郑的宗庙恐怕也要再度迁走，魏韩那边已经答允可以封他一邑，以延续郑之祭祀。

车辚辚、马萧萧，郑君乙带着自己的精锐力量，以巡视城防为名，靠近了已经部署了自己力量的西侧城门。

负责和魏韩联络的心腹小声道：“君上，可以开始了吗？”

郑君乙担忧地看了看外面，不知道魏韩那边是否做好了接应的准备，也不知道魏韩那边到底信不信他的话。

就怕万一魏韩那边觉得这边有诈，自己又暴漏了，那可不妙。若是能出城逃亡还好，万一失败，出城逃亡若不顺利，只怕会被愤怒到极点的民众和贵族砸的粉碎。

但郑君乙已经没有选择，有消息说，楚国已经出兵，墨家也已经出兵。

而城中如今最得人心的，除了那些墨者之外，就是那些面临着死亡威胁的驷子阳余党。

他们明白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城中的民众，而且魏韩不会接受他们的投降。

因为……魏韩出兵的理由之一，就是弑君。

弑君的理由，决定了当年政变中搞死了郑公、驱逐了其余六穆、弄死了太宰欣的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若不然，打着杀死弑君之徒、彰显天道的魏韩却接受了驷子阳余党的投降，这就是最大的笑话了。

况且，郑国当年三分之后，魏韩各自得到了一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的法理是那些逃亡的郑国贵族带着自己的封地投靠了魏韩。

就像是当年的齐国政变一样，公孙会立于廪丘，廪丘的封地是公孙氏的，所以最终三晋伐齐之后的条约规定“齐国不得进攻廪丘”，而不是说齐国不得和魏韩再度开战。

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魏韩接受了驷子阳余党的投降，那么当初根据这个法理得到的郑国的那部分土地，就很可能出现反叛。

有一部分是魏韩控制的，还有一部分仍旧在郑国逃亡贵族的手中，对比之下，一旦破城驷子阳余党只有死路一条。

正是因为这种死亡的威胁，驷子阳余党们当日听从了墨家的意见后，当即斩杀了提出反对的贵族。

随后又大肆“收买”民众，不但拿出更多的金钱赏赐那些守城立功之人，更是放出豪言以后要真正爱民，要把封地授予民众……

真假不知道，但就现在而言，郑君乙明白自己这个傀儡的位子只怕也快做到头了。

齐国开了个田氏代齐的好头，各国贵族自然是有学有样：若是春秋时代，弑君的事也有，然而弑君的基本上都被各国联合起来搞死了，现在田氏代齐，各国不但没有讨伐，反而是魏国出面和周天子为田氏要来了名分，那贵族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田氏做的，我驷氏便做不得？

再者而言，当年驷子阳的确是反楚的，甚至导致了大军交战之前，郑国人的集体消极对抗，尚未开战就全都跑路跑到城中等着投降的事。

但随后楚国大梁城之战一败涂地，死了一大堆执圭之君，甚至中枢大臣，楚国选择缩回去舔伤口。

郑国政变后，本来是亲楚派的其余六穆反出都城，那时候也不可能投靠势弱舔伤的楚国，只能投靠魏韩。

而当年六穆亲楚，也只是为了对抗驷子阳。驷子阳那是为了给郑国找一个崛起的机会，他可不是亲晋派的，要知道他上台的合法性就源于他一直主张“复仇主义”对韩开战，利用魏楚韩的矛盾想要找出一条复兴之路。

现在楚人若是入城，驷子阳余党肯定会投靠楚人，这一点郑君乙清楚。

而投靠楚人之后，驷子阳余党势力更大，民众呼声也高，取而代之也非难事。

如果主导援郑的是墨家，那就更不消说。

郑君乙心里不是没有过一丝愧疚，尤其是刚才面对宗庙的时候，心中难免会想，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对不起先祖。

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今天走到这一步，都是墨家和驷子阳余党逼得。

如果墨家不是大肆宣传那些泗上的奇怪道义，什么平等，什么权利之类，他又何必担心民众将来反叛？

如果驷子阳余党不是邀买民心，欲要勾连楚国，当年犯上作乱让他做傀儡，他又何必担心将来郑国也出现田氏代齐之事？

越是这样想，郑君乙越觉得自己做的没错，做的大义凛然，做的被逼无奈，做的坦坦荡荡。

最后在心中念叨了一下自己这么做的无奈之后，郑君乙来到了城头，就在自己的心腹之人居多的地方，发表了自己的演说。

演说的内容无非还是那么几句话。

无非就是当年驷子阳余党政变，自己无奈之下被推为君，本想着学习一下楚国白公胜之乱时候的王子闾宁死不从，舍生取义。

但是却想到了墨子的话，墨子说当年王子闾做的算不得仁义，有能力就上以救助万民；没能力那就隐忍以为将来掌权除掉白公胜云云。

所以他隐忍了二十年，就是为了等来这一天，诛杀掉真正的乱臣贼子驷子阳余党。

慷慨激昂之后，只靠这些大义肯定是不足以说动所有的人，于是他又说了一下更为具体的利益。

众人不知道他的打算，除了一些心腹。

还有一些“君子”真的以为魏韩是因为郑国弑君的事才来讨伐的，所以相信一旦君侯起事诛杀了驷子阳余党，那么魏韩就会撤走继续保留郑国的存在。

有此基础，郑君乙便道，凡是立下功的，下大夫升中大夫、下士升中士、中士升上士、庶民则可以提升为士。

这番言辞后，他的心腹们欢声雷动，却也有一些受到了墨家宣扬的农兵不解。

按他们所想，每升上去一个士，就得有人为这个士干活。

贵族是贵族，地主是地主，这不是一回事。贵族的贵，源于拥有封地之民的封建义务和劳役地租，自己经营土地致富的那叫暴发户配不上贵族，哪怕是士那也是最低级的贵族，是有封地管辖权和庶民控制权的。

既如此，土地既然已经要分给民众了，那么哪里还会有什么士和大夫呢？再说就算土地有，那么谁去土地上干活呢？

有胆大的刚刚开言质问，就被郑君乙身边的心腹和那些早就对墨家的宣传政策不满的贵族们斩杀，定罪为扰乱军心。

甲士们是这里的支柱力量，都是从于郑君的，于是点燃了火焰升腾起烟雾，打开了城门，又在城下布阵以防城内的人发现情况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