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田赋改私亩税，实则就是把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

对整个宋国而言，这需要一系列的变革，因为赋不只是粮食，还有与之对应的军事义务变革带来的军制改革。

极难。

只改公田赋为私亩税，粮食可能收的一样，然则原本的军事动员体系也会瓦解，难以适应。

公田不只有君主的，还有一部分贵族的，那些农户需要履行对贵族的封建义务。

这种变革，适根本不在意远在商丘的宋公，在意的是本地的小贵族。

战国时代的很多变法变革，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触动贵族的利益，而是在保留贵族利益的前提下，将贵族的劳役地租收入变为实物地租收入。

贵族所拥有封地辖区内的公田，变为贵族私田，再由租赁、经营等方式获利。

这种变革如果生产力再发达一些、货币交易更为盛行一些，很容易发展出雇佣经营性质的农业。

《韩非子》中，曾说过类似的场景。

夫买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佣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佣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人主也，曰：‘如是羹且美，钱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之行事施予，以利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韩非子也是讲利害的。

而且对利害的定义，也正是用的《墨经》中定义的利害。

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恶，则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

只不过作为诸子之一，韩非必然也是大毒舌，他也曾用毒舌评价过墨家学说。和墨子对待孔子的态度一样，对于本人很赞赏，但是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极为反对。

说是墨子水平那么高、手段那么多，为什么楚王不用他？韩非子编造了两个故事，说是曾经秦伯把女儿嫁给晋公子，结果晋公子喜欢陪嫁的媵妾却不喜欢秦伯之女；郑国人卖珠宝，把珠宝盒弄得很漂亮，结果人家要了珠宝盒送还了宝珠……墨子就是这样的问题。

韩非子认为，墨子的手段很高、技术很好，但是他错把墨者之义当做珠宝、把自己的一身本事当成了珠宝盒；你以为你最重要的是你的义，你把你的义作为秦伯的女儿，把你一身的本事当做陪嫁的媵妾，实则人家只喜欢媵妾不喜欢你认为重要的公主……君王看重的是你的本事，而非你的道义。

买椟还珠，用韩非子用来毒舌墨家的；守株待兔，是韩非子用来毒舌儒家的。

他这个故事说的，说的是地主给雇工吃得好、工钱结算的快，不是因为心善也不是因为爱雇工，而是这样雇工会好好耕耘。

雇工给地主努力工作，也不是爱主人，而是为了挣钱。

他算是第一个把这种利益关心很裸露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诸夏第一人，比起后世封建主宣扬的仁爱地主与租佃的和谐与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这样的故事，在适听来就是经营性质的农业的反映。

这些土地肯定是靠近城郭的土地，所以可以供给城市将收获变为商品流通，从而获利。

而且从事这些行业的，很可能是一些城市出生的人，他们没有土地，手工业受制于农业生产难以获得高利也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从业者，所以出租自己的劳动力耕耘土地。

这属于什么性质的经营方式已然很明显。

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人，恐怕也不是自己开垦的。

应该就是变革过程中默许了贵族占据原本的公田，而将公田自然地变为贵族私田，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劳役农奴变为雇佣劳动获取剩余价值。

这是进步的。

这样的事在沛邑一样可以用，现在的矛盾不是人多地少土地兼并，而是旧的农奴公田体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苇的期盼，不只是平民阶层的期盼，也有一部分落魄贵族、或是由原本的劳役地租贵族转化为新兴地主阶层的期待。

墨者要做事，必须要有一个支持的、代表的阶层。

而这个阶层的主体就应该是自耕农、新兴地主、私营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联盟，来对抗旧的血统贵族和近千年的诸夏贵族传统。

旧的血统贵族已经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新兴的地主阶层商人手工业者还处在旧血统贵族旧统治的压迫之下，不断膨大拥有了一定的力量；一个有明确目的、吸收了大量新兴阶层力量和代表他们诉求的团体已然组织起来。

似乎什么都不缺了。

想到即将到来的机遇期，适也不避讳什么，直接说道：“这事既然大家都这样盼着，我就先说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同意。”

苇连忙点头，适侃侃而谈，尽可能说的浅显易懂，苇并不难听懂。

原本的公田加亩税，一共是五分之一，所谓什二税。

只谈税，不谈旧组织形式下的军事组织基层。

这是按照旧亩产来算的，是一个定额，甚至比定额还少，因为公田的收获数量往往比私田要低许多。

将公田制度打破，只朝着宋公动手，将公室的公田全部拆成私田，将这些公田里的全部应收的赋税，平摊到私亩当中，保持原本的税率不变。

本地的一部分还有把柄握在墨者手中的旧大族，一旦时机成熟就动手搞掉他们；那些愿意接受新的土地制度，愿意自发转化为新兴地主靠实物地租和租赁或是经营性农业获利的大族，则承认他们的私亩。

那些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还要优先给予那些新兴的地主，同时还要想办法将新的种植技术在各国普及，提升市场流通总量促进商品交换发展。

让那些在沛邑的新兴地主觉得有利可图，自发选择经营而不是分散租赁的方式，逼着租赁他们土地的已有的隶农要么被迫离开被墨者组织起来新开垦新田，要么成为雇佣性质的雇工农。

怨恨的矛头指向那些新兴的地主，有利可图，是他们自愿不准租赁而是选择经营的，看起来并非是墨者逼迫的。

至于沛邑绝大多数的村社制下的农夫，则基本按照自耕农的方向前进，将公田军赋平摊到他们的私亩当中，变赋为税。

成不成，如今只在于墨者做不做，一旦楚人北上新一轮晋楚争霸展开，宋国大贵族必然无心管辖这里的事。

将亩产提升上去、改进一些农具和种植方式、由一年一熟改为一年两熟，保持原本的固定税额，那么农夫终究还是得利的，只要讲清楚他们也会支持。

只是这种支持暂时只能以信任为基础，所以这一次的麦收就格外重要。

适大致说完，又道：“这事也算不上秘辛事，你说说看，如果一年前你们在商丘麦收之后，我就说这个办法，你们会不会同意呢？”

一年前的商丘村社，正是现在沛县的许多村社。

苇知道这件事很重要，慎重地放下了酒碗，仔细思索着一年前的记忆，回味着一年前的心路，许久才点头道：“会同意。适，你不知道冬麦对我们来说多重要。好吃不提，原本三百亩的份地，分成三年轮休，如今如果按你说的那些种豆种苜养地、再种麦的办法……只要税赋不变，每家又要多收多少？”

苇考虑的慎重，并不是说那时候是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而只是觉得适问的这些话很重要，因而不得不仔细考虑清楚。

他知道墨者要做决定，肯定不会只是问他，但他也知道墨者总讲的公意，而自己算是公意的一部分，是有必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的。

适笑着又问道：“那么……你们愿意为此付出什么呢？你看你手上的茧子，那是为了获得收获。想要获得收获，就会有茧子……为了这些私亩，恐怕也要有别样的‘茧子’。”

苇也大笑道：“无非是死。我总要有儿子的。”

两人相视一笑，将酒碗一碰，一饮而尽。

适放下酒碗，呵呵笑道：“既已说到这，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你按着规矩适不可能去近滕乡的，回去后可以先大致说说我的想法。其实我不说，乡亭之间也会在麦收之后说的，只是你们村社可以先说说。”

“不是每个人都自愿为了这一切哪怕去死的，但真需要这个人死的时候，总不能逃避，这就是公意。都不想死，那就照旧过下去吧。墨者人少，总有死光的时候，我们死光了难道你们就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了？”

苇的酒劲已经上来，胸膛拍的咚咚响道：“我是愿意的。如果真要非死才能利天下的时候，我可不会跑……”

说到这些激情无限的事，竟也忘记了之前想问一句的芦花的事，苇的脸因为喝酒涨的发红，适又说了些别的事，便要将他送回去睡觉。

不想一旁商人模样的人忽然伸手想要帮忙，看似无意地问道：“您难道不是墨者中的书秘吗？”

适听着这人的话，便知道这人应该也是有些文化的人，因为他称呼适为子，以子的敬称反问句问的，这不是沛县农夫的习惯和所能企及的高度。

这并不是疑问，只是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那商人问过之后，自己介绍了一番，说自己原本是晋人，名叫禾。

虽然并非贵族，但因为是做商人的，所以比起农夫的社会地位要高一些，因为出生在晋之焦邑，所以外人可以称呼他为焦禾。

这也是此时商人们习惯性的起名方式，源于范蠡和猗顿这两位此时商人的偶像。

范蠡居于陶邑发家，自己取名为朱，本意是一种松柏。后来因为在陶邑定居，所以众人称之为陶朱，意思是陶邑一个叫朱的人，等到发达后便加以公字。

猗顿原名就叫顿，后来在猗这个地方发达，所以后人称之为猗顿。正如陶朱公一样，是先有了猗这个地方，然后才有了猗顿这个称呼。

这年月敢做商人的，都非寻常人。

墨子就说，此时的人们杀人投毒劫财之类的事常有，这时候做商人是个风险度很高的职业，尤其是从晋地来到这里的商人。

适倒并不在意这人的身份真假，沛县已经这样了，来来往往的人多了去了，各怀目的也无所谓，反正一切公开，有些东西就算想学也学不去。

适就多问了几句此人做什么生意，焦禾笑回道：“昔年猗顿公在鲁之时，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后随陶朱公学以商术，远赴晋北，从几头牛几匹马开始逐渐繁衍，以二十年时间成为巨富。”

“牛马可以繁衍，谷米种子春种秋收，正是一样的办法。我曾听说，墨者以天下不饥馑为宝，是以将一谷取名墨玉。既连墨者都认为是宝，这正是商人可以获利的至宝，只是并没有多少识得。”